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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了長達22年的武裝斗爭。
這期間,犧牲了多少同志?長征之初,湘江戰役一役,中央紅軍8萬多人就犧牲了 5萬多!所以,歷史永遠不能忘記他們。
新政協會議全體代表在大會結束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為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
從1921年開始,28年來,犧牲的共產黨人有名有姓的就多達379萬,還有許多沒有留下姓名的。數以百萬計的共產黨人,用鮮血為人民共和國大廈奠定了多么厚實的基礎。
這些共產黨人中有不少本可以不成為烈士,因為在冒著生命危險投身革命時,他們已經過上了衣食無虞的或者是富裕的貴族生活。
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當時是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和經濟系、歷史系教授,月薪有300塊大洋。而當時在李大釗手下當圖書館員的毛澤東月薪是8塊大洋。李大釗于1927年犧牲。
擔任過中共總書記的瞿秋白,其出生的瞿家為世代為官的書香門第。1923年,瞿秋白到上海大學擔任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1935年犧牲。
早期的中共,作為領導成員領導過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的惲代英,出身官僚家庭。1918年夏大學畢業后,他先后擔任過 ,中學教務主任、省立師范教務主任。1921年10月,到四川瀘州川南師范任教,先后擔任教務主任、校長等職。1923年夏,到上海大學任教。1930年犧牲。
還有那個南昌起義的前敵委員會委員、海陸豐起義的領導人、和毛澤東一道被稱為“農民運動王”的彭湃,家里是大地主,很有錢。他在自述中描述:“被統轄的農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 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有五十個農民做奴隸。”他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投身革命,把佃戶們召到自己家里,當眾將自己名下的田契全部燒毀,并宣布:“你們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他在家里來了一次土地革命。因叛徒出賣,1929年8月,時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農委書記兼江蘇省軍委書記的彭湃在上海犧牲。
還有那位出師未捷身先死的秋收起義總指揮盧德銘,他出身四川自貢一個殷實富裕的家庭,家里指望他好好讀書,今后能經商或走仕途光宗耀祖,但盧德銘沒有聽從家庭的安排,而是選擇了一條革命道路。他考上黃埔軍校二期,1924年加人中國共產黨。北伐戰爭中,盧德銘因作戰勇敢,升任第4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團長。1927年8月2日,盧德銘率警衛團前往南昌參加起義。因南昌起義部隊已南下,他率警衛團進駐修水縣城,參加9月9日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并任起義部隊總指揮。起義受挫后,在9月19日的文家市前委會議上,盧德銘支持毛澤東的意見,放棄攻打長沙,把起義軍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幾天后,秋收起義部隊在萍鄉蘆溪遭到國民黨軍隊的襲擊,總指揮盧德銘率領一個連的兵力阻擊敵人,掩護部隊進山,不幸中彈英勇犧牲。
跟隨朱德上井岡山的胡少海,出生于宜章岱下胡家村一富紳家庭,號稱宜章城“五少爺”。他少年時就對自己的家庭盤剝貧苦農民不滿,成年后只身離家出走,到廣東參加國民革命軍,進人韶關講武堂學習。1923年畢業后,參加北伐戰爭。受共產黨人周恩來、林伯渠影響,胡少海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大革命失敗后, 他帶領一批士兵脫離舊軍隊上山打游擊。1928年,胡少海率部投奔朱德、陳毅的南昌起義部隊,并加入中國共產黨。1月11日, 胡少海帶領一支身穿國民黨軍服的部隊開進宜章城,城內官員和土豪劣紳紛紛前來為“五少爺”接風洗塵,這時,早已部署好的朱德率部攻打宜章,與胡少海里應外合,一舉拿下宜章城,拉開了湘南暴動的序幕。胡少海的叛逆行為讓他的父親十分惱怒,在報紙上公開刊登“懸賞緝暴子”啟事,出重金懸賞捉拿自己的親生兒子。湘南暴動后,胡少海隨朱德上井岡山,先后任紅4軍第29團團長,第2縱隊、第4縱隊司令,紅21軍軍長等。他英勇善戰,屢建奇功,是井岡山斗爭時期的著名紅軍將領之一。 1930年,胡少海在福建漳平戰斗中犧牲。
不少活著看到了開國大典的革命者,在他們當年投身革命之前,日子也是過得不錯的。
毛澤東的家有22畝田,他的父親善于經商理財,在湘潭開有米市,還做豬牛生意,資本有兩三千元,并發行了“毛義順堂” 的流通紙票,在當地算個財東。
朱德的情況就更好了,他在遠渡重洋尋求中共組織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前,就已經是滇軍的旅長。
周恩來出生于名門望族,他的祖父曾任江寧布倉大使,其父曾謀得淮安府山陽縣候補知縣職位。
賀龍參加領導南昌起義前,在北伐戰爭期間曾先后任國民革命軍第9軍第1師師長、第20軍軍長。
劉伯承在參加領導南昌起義之前,先后任川軍第5師第9旅參謀長、四川督軍署警衛團團長,1927年4月被武漢國民政府任命為暫編第15軍軍長。
葉劍英于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此之前,他在國民革命軍中先后任第1軍總預備隊指揮部參謀長、新編第2師師長、第4軍參謀長。
要列舉這一類革命者,這個名單會很長很長。
他們為什么要這樣做?為了信仰,為了真理,為了建立一個公平理想的社會,為了救國救民,為了普天下勞苦大眾過上好日子……唯一不為的,是私利。
這一點,大多數中國人民看清楚了,否則,很難理解為何中國共產黨會得到人民發自內心的擁戴和支持。
作為第三者的外國人也看得比較清楚,他們做出了自己的客觀判斷和評價。
1945年5月,中國的抗日戰爭進入最后決戰時期,在美國紐約西43街的一個會場,舉行了被稱為“一場自由而民主舌戰”的論辯會。論辯會現場有1500多人,收聽現場直播的人數估計有數百萬人。辯論的主題是“中國如何才能統一”。論辯的一方是中國作家林語堂和美國眾議院議員尤德神父,他們支持中國國民黨;另一方是美國作家史沫特萊女士和美國作家福爾曼先生,他們支持中國共產黨。論辯一開始,雙方就你來我往、各執一詞、唇槍舌劍。聽眾也分成兩大陣營,會場上高潮迭起。
林語堂說:共產黨只關心吃飯問題,他們不會治理國家。
史沫特萊女士發出了一句詰問:“你們聽說過中國共產黨人跑到美國來享福嗎?你們見到過有一個共產黨人在美國購置房地產嗎?”
頓時,林語堂博士啞口無言,尤德神父啞口無言,沸騰的會場頓時一片寂靜。
不久就有人為史沫特萊女士之問來做注腳了。
1949年1月的淮海戰場,國民黨軍第2兵團第70軍軍長高吉人被我軍炮火擊成重傷。蔣介石得知,派出一架小型教練機前來陳官莊臨時機場,要將其救護回后方。高吉人被抬上飛機準備 立即起飛時,徐州“剿總”辦公廳主任郭一予跟著上了飛機,要逃回南京。此時飛機座艙已滿員,郭一予就進入駕駛艙。駕駛艙只有飛機駕駛員的座位,郭一予占了座位,飛行員就無法操縱飛機。飛行員彭拔臣說:“教練機不能多帶人,你占了我的位子,誰來開飛機?”郭一予強硬地說:“我是‘剿總’辦公廳主任、陸軍中將,難道還不配坐飛機嗎?”飛行員正和這位“剿總”辦公廳中將主任爭執不休時,一發炮彈在飛機旁爆炸,差一點擊中飛機。飛行員見狀不妙,只好坐在這位中將的腿上,趕緊發動飛機。一片慌亂中,飛機的推進器打斷了擁擠在飛機旁邊的徐州“剿總” 總務處上校科長黃紹寬的右臂,他腰上裹的金條、銀元被打得散落一地,美鈔被打得滿天飛舞,飛機推進器也被打壞了。解放軍的又一顆炮彈恰好命中飛機左翼,飛機再也飛不動了。
先進的飛機,被堅硬的黃金銀元美金打壞了,飛機再也飛不 了了。很快,機場被我人民解放軍占領,高吉人成為俘虜。郭一予也成了俘虜,1975年3月被特赦,后任湖南省政協委員、省參事室參事。最終滯留在戰場上也成為俘虜的飛行員彭拔臣,事后一想起那天的情景便怒不可遏。
當然,怒不可遏的不只是彭拔臣,應該包括高吉人,還有惹事的郭一予。
那個派飛機的國軍統帥蔣介石不知是否怒得起來?
黃金美鈔打壞飛機,成為國民黨軍在戰場上留下的笑柄。
秋收起義前夕,毛澤東靠銀元脫險,讓一心想要抓他的團丁悔青了腸子;
淮海戰場,國民黨軍飛機被黃金銀元美金打壞遇險,讓那些未能逃跑的國軍將領和他們的統帥蔣介石恨斷了腸子。
在金錢面前,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勝敗已見分曉。
史沫特萊之所以詰問,是因為她在中國采訪、工作了 12年, 并于1937年到延安采訪,以外國記者的身份了解中國共產黨、了解中國共產黨人,她知道這些共產黨人為了自己的信仰、理想, 為了中國的百姓,可以拋棄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何來貪財一說。
當年在贛南中央蘇區,流傳著一首《自帶公糧去辦公》的歌謠,唱的是蘇區政府工作人員自帶口糧辦公的好作風。
1931年,蘇維埃中央政府成立后,由于敵人的嚴密封鎖,蘇區的生活仍然十分艱苦,政府工作人員沒有薪餉,只發少量伙食尾子。到1933年冬,為了節約政府開支,家在本地的連伙食費也不要公家發,都是自己挑米去辦公。
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劉啟耀,正是這樣一位帶頭從自家挑米去辦公的蘇區。
第五次反“圍剿”時,中央蘇區被敵人包圍,經濟困難。劉啟耀想盡各種辦法節省革命經費。在蘇維埃政府的一次民主生活會上,他鄭重宣布:“我4月份已自帶伙食,從5月份起,每月都自帶伙食,一直到粉碎敵人的‘圍剿’為止!”
他說到做到,從1934年5月起,他堅持從家里帶米到省蘇維埃政府辦公。
省蘇維埃政府的主席都從家里帶米辦公。劉啟耀的這一行動在江西蘇區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大家紛紛向他學習,節省公家經費,支持革命戰爭。
劉啟耀回家背米,旁人風言風語,他老婆開始也不理解,埋怨他說:“省蘇維埃主席連飯都賺不到吃,真沒用。”劉啟耀并不怪她,耐心地給她講道理,使其明白共產黨人當官不是為了發財,而是為人民謀幸福。
后來,劉啟耀工作忙,沒有時間回興國家里背米,老婆心疼他,就從家里挑米去寧都探望,還嗔怪地說:“老公老公,飯要我供。”劉啟耀應道:“革命成功,吃穿不窮。”一對夫妻相視而笑。
1935年年初,劉啟耀在雩都縣南部的戰斗中被沖散,和部隊失去了聯系。他不敢回家,便隱姓埋名,在遂川縣一帶討米。可是誰都沒有想到,這位表面上破衣爛衫的討米人,原來是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而且腰間竟纏著一大包作為黨的活動經費的金銀。
為了保存這筆經費,他寧愿自己去討飯吃,也不愿花費一分一毫。
劉啟耀一邊走家串戶裝乞丐討米,一邊秘密串聯散落在遂川、萬安、泰和一帶的同志,共達1000余人。
1937年初,劉啟耀在泰和縣馬家洲召集了一批蘇區領導幵會,會上決定成立臨時中共江西省委,他這才將珍藏了3年的金銀拿了出來,作為省委辦公費。對劉啟耀忍饑挨餓乞討度曰,卻神奇地保存了黨的大批經費,同志們無不敬佩。
“共產黨人當官不是為了發財,而是為人民謀幸福”,當年蘇區的好作風是大家自覺形成的一種普遍風氣。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本質區別。
另一位省蘇維埃政府主席,也證實著這一點。
1935年1月,曾任贛東北省和閩浙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紅10軍政委的方志敏在江西懷玉山被捕。抓到一個共產黨的“大官”,敵人欣喜若狂。當時的情景,方志敏后來在獄中寫的《清貧》一文中有較詳細的描述:就在我被俘的那一天是個最不幸的日子,有兩個國方兵士在樹林中發現了我,而且猜到我是什么人的時候,他們滿肚子熱望在我身上搜出一千或八百大洋,或者搜出一些金鐲金戒指一類的東西,發個意外之財。哪知道從我上身摸到下身,從杖領捏到襪底,除了一只時表和一支自來水筆之外,一個銅板都沒有搜出。他們于是激怒起來了,猜疑我是把錢藏在哪里,不肯拿出來。他們之中有一個,左手拿著一個木柄榴彈,右手拉出榴彈中的引線,雙腳拉開一步,做出要拋擲的姿勢,用兇惡的眼光盯住我,威嚇地吼道:“趕快將錢拿出來,不然就是一炸彈,把你炸死去!”
“哼!你不要做出那難看的樣子來吧!我確實一個銅板都沒有存;想從我這里發洋財,是想錯了。”我微笑淡淡地說。
“你騙誰!像你當大官的人會沒有錢?”拿榴彈的兵士堅不相信。
“決不會沒有錢的,一定是藏在哪里,我是老出門的,騙不得我。”
另一個兵士一面說,一面弓著背重來一次,將我的衣角褲擋過細地捏,總企望著有新的發現。
“你們要相信我的話,不要瞎忙吧!我不比你們國民黨當官個個都有錢,我今天確實是一個銅板也沒有,我們革命不是為著發財啦!”我再向他們解釋。
等他們確知在我身上搜不出什么的時候,也就停手不搜了;又在我藏躲地方的周圍,低頭注目搜尋了一番,也毫無所得,他們是多么的失望呵!那個持彈欲放的兵士,也將拉著的引線,仍舊塞進榴彈的木柄里,轉過來來搶奪我的表和水筆。后彼此說定表和筆賣出錢來平分,才算無話。
真的沒有財物?國民黨軍士兵絕對不相信,因為他們熟悉國民黨軍隊和地方官員們的財產情況,按此邏輯推理,認為共產黨的官員也是如此。但他們錯了。
方志敏繼續寫道:
是不是還要問問我家里有沒有一些財產?請等一下,讓我想一想,啊,記起來了,有的有的,但不算多。去年暑天我穿的幾套舊的汗褂褲,與幾雙縫上底的線襪,已交給我的妻放在深山塢里保藏著,怕國軍進攻時,被人搶了去,準備今年暑天拿出來再穿;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財產了。但我說出那幾件“傳世寶” 來,豈不要叫那些富翁們齒冷三天?!
方志敏藏在山里的“傳世寶”竟然是幾件舊汗褂褲和幾雙上底的線襪,國軍的士兵們當然不會相信,依照他們的常識,一個省蘇維埃王席這樣的“大官”,一定是有萬貫家產的“富豪”。但他們的常識運用在這些共產黨人身上卻出現了根本性錯誤,因為共產黨人投身革命的初心,根本就不是為自己貪圖財富享樂。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本質。不僅是省蘇維埃主席,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也是如此。
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了 15年的衛士長李銀橋回憶,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頻繁約見民主人士,商談召開新政協會議和建立中央人民政府等事宜。毛澤東接見張瀾之前,出于對民主人士的尊重,讓李銀橋找一件好一點的衣服。
李銀橋在毛澤東的衣物中翻了又翻,卻找不到一件沒破或沒有補丁的衣服,他向毛澤東訴苦說:“主席,咱們真是窮秀才進京趕考,一件好衣服都沒有。”他向毛澤東建議:“現在做衣服也來不及了,要不先找人借一件穿?”毛澤東回答:“不要借了,補丁不要緊,整齊干凈就行了。張老先生是賢達之士,不會怪我們的。”這樣,毛澤東只好穿著打了補丁的衣服會見張瀾。此后又穿這件衣服會見了許多民主人士。看到客人們穿得都很好,唯獨毛澤東穿的是舊衣服,李銀橋心里很不是滋味:共產黨的主席竟然連一件沒有補丁的衣服都沒有。
方志敏的結論:“清貧,潔白樸素的生活,正是我們革命者能夠戰勝許多困難的地方!”
這是共產黨人的本色和初心。
井岡山斗爭時期的女戰士曾志和其兒子的故事,也在延續證明共產黨人不為自己謀取私利的本質特點。
曾志是井岡山斗爭時期的一名女紅軍戰士。1926年,年僅15 歲時的她考入衡陽農民運動講習所,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8年3月,曾志和時任湘南獨立第7師黨代表的蔡協民結婚。4月,夫妻二人即隨朱德、陳毅率領的起義部隊上井岡山和毛澤東會師。曾志先后任紅4軍后方總醫院黨支部書記、紅4軍組織科干事、紅4軍前委工農運動委員會民運股股長、婦女組組長,并參加了黃洋界保衛戰。
在井岡山的那些艱苦歲月里,曾志、蔡協民夫妻僅僅見過兩次面。曾志負責的大井留守處的主要工作是組織家屬開荒種地,解決部隊供給。當時,曾志懷有身孕,身體十分虛弱,身為紅4軍第32團黨代表的蔡協民知道后買了雞送來,這是他們上井岡山后第一次見面。第二次是曾志要生小孩,蔡協民聞訊趕回來,待曾志把孩子生下來,蔡協民因軍務在身,便匆匆把曾志母子托付給一位毛嫂子照顧,又趕回部隊了,這是他們在井岡山的第二次見面。
孩子剛滿40天時,曾志被任命為小井紅軍醫院黨支部書記。戰事緊張起來,醫院傷病員增多,醫務人員和行政人員都不夠,每天工作十分繁忙。工作一忙,曾志常常無暇照看新生的兒子。 一頭是醫院上百名傷病員,一頭是剛滿月的兒子,曾志犯難了,心里十分糾結。怎么辦?思來想去,沒有更好的兩頭兼顧的辦法。 根據夫妻倆原先的約定,不能因為孩子影響革命工作,只有忍痛將這個兒子送到部隊一位副連長石禮保家。孩子是自己的心頭肉啊!哪個做母親的不心疼自己的孩子。但是,在革命事業面前, 曾志這位做母親的,選擇了犧牲個人利益而顧全革命事業。這是那一代革命者們普遍的選擇。
新中國成立后,她好不容易找到了當年在井岡山革命斗爭時期送別的第一個親兒子——石來發。1952年,23歲的石來發在廣州見到了母親。人們以為石來發找到高官母親,不用再當農民了。然而當兒子提出要解決城鎮戶口、安排工作時,曾志卻拒絕了兒子的要求。石來發后來一直留在井岡山當了幾十年的護林員。1985年,石來發帶著兒子石金龍去北京探望曾志。有一天,趁著高興,石金龍向奶奶要求解決商品糧戶口的問題。他心想,奶奶一定會答應的,畢竟這么多年,奶奶對他們一直有著感情上的虧欠,而且,一件這樣的事對于曾經做過中組部副部長的奶奶來說,并不難辦。但是,面對孫子的要求,曾志在飯桌上沉默良久。她對孫子說:“金龍啊,我們現在吃的飯菜不都是農民種的嗎?農民不能少啊!”之后,石金龍再也沒向奶奶提過類似要求。
這個故事,在當下許多人看來,猶如天方夜譚。一個身經百戰、功勛卓著、位高權重的老紅軍、在位領導,在政策許可范圍內解決自己兒孫的工作、“農轉非”,是件很容易的事。但是,曾志沒有這么做。盡管她有權、有能力并能輕而易舉地辦到這一切,但她寧愿讓自己的權力“過期作廢”,也沒有用權為自己的親人謀取絲毫私利。
曾志在處理自己兒孫的個人要求時,應該是堅守了她入黨時的初心。
像曾志一樣為革命事業工作奮斗一輩子,卻不為自己謀取絲毫私利,在那一代共產黨人中并非個案,而是絕大多數。
在個人利益面前,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勝敗已見分曉。
1949年5月25日上海的清晨,響了十幾天的槍聲已經平息。當市民們一覺醒來,被眼前一幕驚呆了:街兩邊人行道上都躺著軍人,他們摟抱著槍,頭靠墻、腳朝路,沒有蓋被子,蜷縮著身體,一個個靜靜地睡得正香。他們頭上戴著綴著紅五角星的軍帽,腳上穿的是布鞋。這是上海的老百姓們從來沒見過的軍隊。很快市民們知道了這支隊伍的名稱——中國人民解放軍。
新華社一位隨軍記者寫道:慈祥的老太太,熱情的青年學生,商店的老板、店員,都懇切地請求戰士們到他們的房子里去休息一下。可是戰士們婉謝了,他們不愿擅入民宅,他們不愿在這一件小事上,開了麻煩群眾的先例,開了違反人民軍隊傳統的先例。
當時住在上海的一個年輕資本家記述了上海解放那一天自己看到的情景:“那天槍聲響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我醒來,輕輕推開了窗戶,看到馬路上睡的都是解放軍,我的直覺告訴我,蔣介石回不來了……”這個年輕人就是后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的榮毅仁先生。
在這些打下了上海卻睡在街道邊上的人民解放軍指戰員身上,不難看到當年井岡山上紅軍將士們的身影。
在人民利益面前,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勝敗已見分曉。
為天下謀利而不謀絲毫私利——這是共產黨人的初心。
嘉興南湖的紅船,承載著中國共產黨的遠大目標和初心起航;
井岡山上形成的中國特色革命道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井岡山精神,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目標和初心的一次成功的偉大實踐;
現在,這艘航船繼續承載中國共產黨人的目標和初心,向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前行。
井岡山道路接通了北京長安街。
2012年11月15日中午,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與中外記者見面,習說:“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
正是憑借著這個初心,中國共產黨人最終贏得了民心,贏得了天下。
紀伯倫憂心地吟唱:也許我們已經走得太遠,以至于忘記了為什么出發。
毛澤東的告誡言猶在耳: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
2016年7月1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習發表重要講話。習在講話中用了8個“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反復提醒全黨: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
中華民族現正朝著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邁進,還沒有走得太遠,距南湖船上的誓言目標路途還很長,離現代化強國還有相當的距離,還需要時時回想一下:我們為什么出發?
初心,這正是今天觸摸到的井岡山的靈魂;
不忘初心,這正是今天聽到的井岡山的歷史回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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