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巖精神是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南方局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在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初期斗爭中錘煉形成的革命精神。1985年10月14日，鄧穎超重返紅巖，回顧當年的革命歲月，寫下“紅巖精神，永放光芒”的題詞，紅巖精神也由此冠名并傳揚開去。

　　一、紅巖精神的實踐來源

　　紅巖精神貫穿于南方局從抗日戰爭時期到解放戰爭初期，在國統區充滿艱難險阻的斗爭歷程之中。紅巖精神的產生，與中國共產黨所處的歷史背景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直接相連，與中共中央南方局所處的特殊環境、所進行的特殊的斗爭緊密相關。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逐漸形成了兩個戰場：一個是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武裝斗爭，這是革命的主戰場；一個是黨領導的國統區地下工作戰場。后者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統一戰線，隨著抗日戰爭進程的發展變化，國統區戰場的地位益顯重要。

　　武漢淪陷后，隨著國統區的中心向重慶轉移，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在重慶改設南方局，擔負起“代表中央向國民黨及其他黨派進行統一戰線的工作，以及指導南方和大后方各省黨的工作”（《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紅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頁；《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6頁）。故南方局誕生的天然使命就是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為抗戰民主凝聚力量，其最重要的政治任務和貫穿始終的工作就是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維護國共合作，爭取中間勢力。

　　南方局既處在統一戰線的第一線，也置身國統區險惡的政治環境和艱苦的工作環境之中，時刻經受著信念、意志與生死的考驗。南方局在中共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始終高舉抗戰民主旗幟，正確處理統一戰線中的階級關系，廣泛團結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以卓有成效的工作把統一戰線推向空前的廣度和深度，為民主黨派陣營的形成，為建立新中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格局的開創，從理論到實踐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作出了重大貢獻。

　　紅巖精神就是在偉大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洗禮中，在以周恩來為首的南方局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實踐中，在大后方錯綜復雜的政治環境和尖銳對立的政治斗爭中形成的。它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探索中政治上走向成熟的產物。

　　縱觀南方局在國統區的八年，正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處境最艱難、內容最復雜、規模最宏大、成就最輝煌的八年。胡喬木曾指出：“沒有南方局在大后方進行的廣泛的統一戰線工作，就很難把當時在國民黨區域的各民主黨派和各方面人士團結在我們共產黨的周圍，后來我們建立新中國的情況就會不一樣。就沒有今天這樣的格局。因此，可以說，南方局的統一戰線工作從一個方面的意義上講，為新中國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礎。”（《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頁。）

　　因此，紅巖精神在實踐中就體現在南方局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爭取抗戰勝利，為新中國奠定政治基礎的一系列重大決策和偉大行動之中。

　　二、紅巖精神的內涵

　　（一）剛柔相濟，鍥而不舍的政治智慧

　　皖南事變是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周恩來等人冷靜地分析抗戰全局和國共合作形勢，表示“我要堅持到最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記》，重慶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頁）。他要撤往延安的同志“轉告毛主席，我們堅決同國民黨頑固派斗爭到底！”（《周恩來傳》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99頁。）在兇險的形勢下，他們鎮定冷靜、敢于斗爭、靈活應變、化險為夷，盡顯其政治智慧之嫻熟。面對國民黨對新四軍事件的封鎖，周恩來指示用一張可以通過檢查的《新華日報》的版面，與國民黨新聞檢查官虛與委蛇，同時卻連夜趕印有“千古奇冤，江南一葉”題詞的報紙，于次日就在制造事變的罪魁禍首眼皮下，廣泛發行。其斗爭藝術之高超，尤其題詞之妙絕，令遠在延安的毛澤東亦“欣慰之至”，“為之神往”（《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記》，第149頁。）

　　皖南事變后，南方局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通過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在極為險惡的環境中保存了自己的力量，扭轉了被動的局面，喚醒了中間勢力，結果，皖南事變反而成為國民黨政治地位和政治影響逐步下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影響逐步上升的轉折點。歷史表明，以周恩來為首的南方局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中創造性地貫徹了黨中央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和策略，其大智大勇是紅巖精神最見功力、最具風采的精彩篇章。

　　（二）“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

　　當時來講，國統區是一潭“淤泥”，周恩來曾經多次告誡南方局同志和從事秘密工作的，要做到“同流不合污”。這種“六月風荷”的政治品格，是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國統區惡劣艱險的政治環境下開展黨的工作的顯著特點，是南方局對黨的建設、統戰工作、群眾工作的創新。

　　在黨的建設上，保持共產黨人的堅強和優良作風，經得起燈紅酒綠的考驗。當年重慶作為國民政府的陪都，紙醉金迷，物欲橫流，“前方吃緊，后方緊吃”，社會環境確如“染缸”。由于有周恩來等南方局領導人的率先垂范，戰斗在這一特殊環境中的共產黨人都能堅持操守，經受住嚴峻考驗。在與國民黨打交道時，南方局堅持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牢牢把握領導權。國民黨提出要把國共兩黨納入“一個大黨”之中，并對周恩來等許以高官厚祿。對此，周恩來旗幟鮮明地指出：“共產黨絕不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絕不能將共產黨的組織合并于其他政黨”，從而保證了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

　　（三）以誠相待，團結多數的寬廣胸懷

　　在對國統區群眾做工作時，始終與群眾在一起，保存黨的組織，保存黨的力量。南方局制定了“勤學、勤業、勤交友”和“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的政策，指示地下黨的同志要設法深入社會，獨立工作，埋頭苦干，通過自己的實際行動啟發群眾、教育群眾、團結群眾。

　　抗戰時期，為統戰工作，南方局密切聯系國統區的實際，用“以誠待人，團結多數”的寬廣胸懷做團結爭取工作。

　　南方局既堅持“以斗爭求團結”的方針，也嚴格區分國民黨頑固派與愛國民主派的界限，爭取多數，化敵為友。1931年，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科的張沖曾親自搜捕中央機關和周恩來未遂，并借周恩來的化名“伍豪”在報上刊登偽造的所謂《伍豪脫黨啟事》，嚴重損害了周恩來的聲譽。到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張沖作為國民黨的代表，與周恩來再次會面。為了抗戰大局，周恩來對張沖以誠相待。正是與周恩來的交往，才使張沖真正了解了中國共產黨，從而在心底敬佩周恩來的人格與精神，留下了“安危誰與共，風雨憶同舟”的佳話。

　　為了完成對中間勢力的團結爭取工作，南方局從國統區實際出發，制定了“扶助進步團體，照顧小黨派利益，進行民主運動，要求各黨派的合法地位，要求政治改革”等一系列策略方針。在爭取“三黨三派”（中國青年黨、中國國家社會黨、第三黨和中華職業教育促進社、鄉村建設派、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過程中，鼓勵他們成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此后，又積極支持建立九三學社、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和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等民主黨派。在爭取民族資產階級的統戰工作中，南方局領導人與其上層代表人物建立了經常聯系，經過多年艱苦工作，使地方實力派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進程中，逐步走向人民陣營。

　　在“以誠待人，團結多數”的寬廣胸懷的感召下，農場經營主饒國模貢獻出了“大有農場”，使中國共產黨得以“結廬紅巖”；金永華貢獻了全部田產以資助革命。共產黨人誠信、寬廣的胸懷，感染著廣大的國統區人民群眾，使國統區幾乎所有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最終都站在了人民一邊，形成了愛國統一戰線的銅墻鐵壁。

　　（四）善處逆境，寧難不茍的英雄氣概

　　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初期，中央南方局始終處在極其險惡的政治環境中，他們善處逆境，勇于犧牲，在艱難的局面中開拓，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風采。

　　周恩來是善處逆境的典范。在南方局工作期間，他不顧個人安危，公開闡明共產黨的立場，揭露國民黨的各種罪惡行徑。面對國民黨的恐嚇，他大義凜然，保護同志，承擔責任，把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皖南事變后，面對危局他曾莊嚴宣告：“要作最壞的準備，要準備犧牲。要犧牲，我們一起犧牲！”（《見證紅巖——回憶南方局》（上），重慶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頁。）正是在周恩來的感召下，南方局的同志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有恩來同志在，我們毫無所懼”（《風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頁）。正是在南方局的培育下，戰斗在國統區的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都能善處逆境，對革命充滿信心。他們以自己青春的熱血與寶貴的生命澆灌了紅巖精神。楊虎城、葉挺、張文彬、何功偉、羅世文、車耀先、蘇曼、胡其芬、張露萍等，便是無數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典型。

　　三、紅巖精神的歷史地位

　　紅巖精神是共產主義精神、民族精神、時代精神的結晶及其在抗日戰爭時期國統區的特殊表現形式，是中國共產黨優良傳統與作風在特定歷史環境中的體現，也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

　　2002年5月，江澤民視察重慶時指出：“紅巖精神充分體現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堅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氣。紅巖精神同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樣，都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全黨全社會要大力弘揚紅巖精神，使之成為我們在新世紀繼續推進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強大精神力量。”（《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頁。）

　　他充分肯定了紅巖精神在黨的歷史和民族歷史上的重要地位，指出了紅巖精神的時代意義和對全黨全社會的巨大作用。江澤民的講話是代表黨中央對紅巖精神的第一次闡述。

　　2002年10月，胡錦濤在重慶考察工作時發表的重要講話中，他強調廣大特別是領導“要繼承和發揚偉大的紅巖精神，牢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自覺抵制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真正做到一身正氣、一塵不染，以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和人格力量影響和帶動群眾”。這個講話是在新形勢下黨中央對繼承和發揚紅巖精神的偉大號召。

　　（一）紅巖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優良傳統和作風的體現，是中國共產黨精神寶庫中獨具風采的璀璨明珠

　　我們黨領導人民在各個革命時期的實踐斗爭中形成了各具特色與風采的精神財富，如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等，他們都分別代表了各個革命運動的特征。紅巖精神則是對這些黨的優良傳統與作風在特定歷史環境中的繼承和發揚。

　　在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既創造了實踐的成果，又創造了理論的成果；既創造了物質的財富，又創造了精神的財富。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南方局，在抗日戰爭時期的大后方，在極其險惡的環境里，奉獻了偉大的實踐成就和光輝的精神成就。

　　在實踐方面，南方局創造了為新中國奠定政治基礎的偉大業績——堅持政策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維護國共合作，推進抗戰向前發展，為實現和平民主團結而奮斗；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的統戰工作方針，最大限度地爭取中間勢力，開拓統一戰線新格局；開展國統區抗戰進步文化運動，造就革命文化大軍；突破國民黨外交壟斷，開展國際交往，為新中國外交工作奠定基礎；全面加強黨的建設，把國統區黨組織建設成為堅強的戰斗堡壘。

　　在精神方面，南方局培育形成了光耀千秋的紅巖精神——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為爭取抗戰勝利和為新中國奠定政治基礎的時代使命；剛柔相濟，鍥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以誠相待，團結多數的寬廣胸懷；善處逆境，寧難不茍的英雄氣概，充分體現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堅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氣。

　　（二）紅巖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充分展示和偉大升華

　　中華民族精神博大精深，是優秀歷史傳統精神、革命傳統精神和新時期精神的有機統一。所謂革命傳統精神，主要是“五四”以來，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革命斗爭中培育的時代精神、民族精神，是對中華民族優秀歷史傳統精神的繼承和發展、充實和升華，紅巖精神就是它的重要內容。在中華民族的傳統精神中，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歷史使命感，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偉大氣節，有“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的人生態度，有“出淤泥不染”的高尚品格，以及吃苦耐勞、艱苦奮斗、注重修身等傳統美德，這些都體現在南方局的重大決策之中，表現在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的言行之中，并被凝聚到紅巖精神的科學內涵中，為中華民族精神增添了新的內涵和光彩。

　　紅巖精神植根于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的沃土，植根于幾千年來中國人民身上所凝聚的傳統美德，是我們中華民族偉大精神和傳統美德的表現和升華，是寶貴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