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由于日本侵略者對根據地實行“掃蕩' “清鄉”“蠶食”和毀滅性的“三光”政策，再加上國民黨頑固勢力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以及不期而至的旱災、蝗災等自然災害，抗日根據地遭受了空前嚴峻的危機。根據地不斷被削弱，糧食、醫藥、棉布、 子彈以及其他日常用品奇缺。到1942年，八路軍、新四軍由50萬人減少為40萬余人。根據地生產遭到嚴重破壞，財政經濟極端困難。以晉察冀根據地為例，不完全統計，在抗日戰爭中僅晉察冀邊區被敵人殺害70多萬人，被敵人搶掠和勒索糧食13億公斤，房屋損失256萬間，牛馬騾驢損失63萬頭，豬羊損失370萬只，被敵人抓壯丁50萬人，碉堡公路封鎖溝墻占地1505萬公畝。而魯南八路軍甚至一度弄到“戰士有半年吃樹葉、地瓜秧、花生皮稀稀摻一點糧食的情況下進行作戰”的困境。

空前的危機激發了空前的斗志。中華民族那種堅忍不拔的韌勁和自強不息的剛勁又一次迸發出來，成為扭轉戰局的關鍵因素。面對前所未有的困局，中國共產黨人審時度勢，總結經驗教訓，制定并逐步實行了著名的“十大政策"。1943年10月1日在中共中央發布的《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的黨內指示中，對其作了完整的闡述：“我黨在各根據地所實行的各項政策中，舉其現時最切要的，共有十項。這十項政策就是：第一，對敵斗爭；第二，精兵簡政；第三，統一領導；第四，擁政愛民；第五，發展生產；第六，整頓三風；第七， 審查；第八，時事教育；第九，三三制；第十，減租減息?！边@一系列建設和鞏固抗日根據地的政策和措施，不但有效地幫助根據地渡過了危機，而且還壯大了抗日武裝力量。

1939年2月，為了有效地應對危機，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及時地提出了 “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和“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動員根據地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實行生產自救。 延安軍民率先響應黨的號召，在駐地周圍的山坡、路旁、河邊等空地開荒種地，養雞養鴨。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帶頭參加生產勞動，經常利用休息時間開荒種菜。周恩來、任弼時還參加直屬機關的紡線比賽，被評為“紡線能手”。隨后，各抗日根據地的黨政學人員和普通民眾亦參與進來，掀起了大規模的生產自救運動。把這一運動推向頂點的是王震率領三五九旅把“爛泥灣”變成“好江南”的南泥灣墾荒運動。

南泥灣，陜北境內的一條狹窄溪谷，方圓百里，位于延安城東南45公里處，是延安的南大門。開墾之前的南泥灣是名副其實的“爛泥灣”，野草叢生，荊棘遍布，野獸出沒，七八十年幾無人煙。初到南泥灣的359旅戰士對此有很形象的描繪：“南泥灣啊爛泥灣，方圓百里山連山。雉雞成伙滿山噪，狼豹成群林里竄。猛獸當家百年多，一片荒涼沒人煙?！蹦夏酁畴m然荒無人煙，但土地肥沃適于開墾。1941年3月, 八路軍一二〇師三五九旅在旅長王震的率領下開赴南泥灣，開荒造田。

剛到南泥灣的三五九旅，可以說是要什么沒什么，無所不缺，甚至連隨帶的糧食都沒有袋子裝，戰士們只好把褲子的兩只褲腳捆起來作為袋子來裝糧食。但即便如此，三五九旅也沒有被困難所嚇倒。他們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戰天斗地，積極開展生產自救活動。沒有住處，就挖窯洞解決；沒有工具，就找廢鐵制作；糧食不足，就挖野菜打野獸補濟。憑著一股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充分發揮士兵的創造力，人人動手，個個爭先，硬是把過去的“爛泥灣”改造成了 “平川稻谷香，肥鴨遍池塘。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的陜北“好江南”。從1941年到1944年，三五九旅共計開荒種地26. 1萬畝，開挖窯洞1048孔，建造平房602間，置辦農具、家具一萬多件，收獲糧食37000石，養豬5624頭，牛1200多頭，雞鴨數以萬計，上繳公糧一 萬石。

抗日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和經濟建設，為渡過嚴重困難，支援敵后長期抗戰，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許多部隊實現了糧食、被服和其他日常用品的全部自給或部分自給。由于軍隊的努力生產，增加收入，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以陜甘寧邊區為例，1941年陜甘寧邊區農民交的公糧，占總收成的13.5%, 1942年降為11. 14%。 正如毛澤東后來所指出的那樣，大生產運動在保證物質生活方面，起了決定性作用，如果不是適時的抓住這個環節，我們就無法抓住整個革命鏈條，我們的斗爭也就不能前進。

在積極開展大生產運動的同時，為了進一步調動廣大農民群眾的積極性，廣泛發動和團結農村各階級積極參加抗戰，中國共產黨人還深入貫徹減租減息政策。1942年初分別作出了《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和《關于如何執行土地政策決定的指示》，在總結以往經驗的基礎上，對減租減息政策及執行辦法作了明碰規定。重申了 “黨在各抗日根據地實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土地政策，也就是一方面減租減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并且強調農民（包括雇農）是抗日與生產的基本力量，地主的大多數是有抗日要求的，承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中國現階段比較進步的生產方式。只有堅持這些原則，才能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正確處理土地問題，才能聯合全民支持民族抗戰。

各抗日根據地黨政部門根據中共中央的精神，制定和修改了有關條例、法令，采取有力措施，掀起了減租減息運動的高潮。通過減租減息，根據地中各階級的土地占有關系和經濟地位發生了很大變化。地主的戶數和占有土地的比例明顯降低。貧雇農的戶數有所減少，每戶平均占有土地數量有所增加。中農的戶數和所占土地的比例顯著增長。以晉冀魯豫邊區太行山12個縣15個村的調查為例，減租減息后，地主所占戶數由此前的2. 75%下降為2. 02% ,所占土地比例由23. 04%下降為 8.9%,每戶平均土地由98.64畝下降為42. 28畝。貧農所占戶數比例 由48. 95%下降為42. 12%,所占土地比例由18. 98%上升為20. 5%,平 均每戶占地由4. 57畝變為4. 69畝。

減租減息政策的深入貫徹，適當地調節了根據地內的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團結了各個階級、階層，鞏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促進了抗日根據地的發展。

大生產運動和減租減息運動，既有效地解決了根據地的經濟困難, 又極大地增強了各根據地民眾抗擊日寇的決心和信心。而抗日根據地民主政權的建設，則進一步團結了各抗日階級、階層，鞏固了抗日根據地，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根據地民主政權的建設，主要是圍繞貫徹執行“三三制”原則和實行“精兵簡政”而展開的。

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毛澤東起草的關于《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的黨內指示：在政權工作人員中，共產、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派應各占三分之一，實行“三三制”。1941年5月中 共陜甘寧邊區中央局正式頒布了《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綱領在規定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內容的基礎上，特別規定了邊區參議會實行"三三制”原則，共產必須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 從政治上團結各抗日階級、階層，不得把持包辦，獨斷專行。1941年7 月，晉冀魯豫邊區召開臨時參議會第一次會議，133名參議員出席，其中共產46名，占三分之一。11月，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會議選出的九名常駐議員中只有三名共產。而在會議選出的邊區政府18名委員中，有共產七名，略微超過三分之一， 共產徐特立當即申請退出，后經大會通過，黨外人士白文煥遞補， 開明紳士李鼎銘被選為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毛澤東在會上發表演說時指出，“共產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惫伯a黨嚴格執行“三三制”原則，在黨外人士中引起強烈反響。李鼎銘在就職演說中說：共產黨“很愿意大公無私做到精誠團結”，各黨派、無黨派人士應“互相信任，互相親愛”， “看成一家人，同力合作，干這抗戰建國的事”。

根據“三三制”原則，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基層政權是直接選舉產生的。由于一些選民不識字，為保障他們能夠行使民主權利，采用了 “擲豆子”（代替選票）等方法進行選舉。通過選舉，在村級政權中， 雇農、貧農和中農占據絕對優勢，同時又團結了農村中的開明紳士。在晉冀魯豫邊區所屬武鄉、榆社、襄垣三個縣的598個村政委員中，貧雇農占35. 1% ,中農占43% ,富農占15.4%，開明地主占6.5%。從而使政權具有了廣泛的群眾基礎。

“三三制”政策的廣泛實行，從政治上調節了抗日根據地各階級、 各黨派的相互關系，鞏固和壯大了抗日根據地人民團結抗戰的力量，促進了全國抗日民主運動的蓬勃發展，為敵后抗戰渡過嚴重困難階段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礎。

在實行“三三制”政策的同時，另一項鞏固抗日根據地的重要舉措就是實施“精兵簡政”?！熬喺闭呤侵袊伯a黨人在民主人士李鼎銘的倡議下，為克服抗日根據地嚴重的物質困難，減輕人民負擔，切實愛護節省抗日根據地的人力、物力、財力等戰爭資源，堅持長期抗戰而實施的一項重要政策。

1941年11月民主人士李鼎銘在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第一次會議上首先倡議實行“精兵簡政”。在提案中他提出：“在財政經濟力量范圍內和在不妨礙抗戰力量條件下，對于軍事應實行精兵主義加強戰斗力，以兵皆能戰，戰必能勝為原則，避免老弱殘廢濫竽充數等現象。對于政府應實行簡政主義，充實政府機構，以人少事精，勝任職責為原則，避免機關龐大，亢員充塞，浪費人力、財力等現象?！?/span>

對于李鼎銘的倡議，中共中央非常重視。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給各抗日根據地的工作指示中要求：“為進行長期斗爭，準備將來反攻，必須普遍的實行’精兵簡政’。敵后抗戰能否長期堅持的最重要條件，就是這些根據地居民是否能養活我們，能維持居民的抗日積極性，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民力財富一般的說已經很大減弱，因此：’精兵簡政’，節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務?！痹诤喺矫?，要求切實整頓各級政權組織，緊縮機構和人員編制，加強基層，提高效能，節約人力物力，反對官僚主義；在精兵方面，要求各抗日根據地按照脫產人員不能超過3%的原則，主力軍實行“精兵主義”，主力軍與地方軍比例，在山區為二比一，平原一比一，在某些最困難地區，主力軍全部地方化。以一二九師為例，1942年1月師直由29個單位減為12個單 位，人員由2627人減為1163人。包括第一二九師師直、第三八五旅、 新編第一旅及各軍區在內的太行區八路軍，共裁減151個單位、約6650 人。

通過“精兵簡政”，各抗日根據地“魚大水小”“頭重腳輕”的狀況得到了根本扭轉，成功地解決了機構龐大和社會經濟缺乏足夠承受力之間的矛盾，充實和加強了基層，使抗日根據地的建設更加符合游擊戰爭的需要，促進了廣泛的群眾性游擊戰爭的開展，極大地減輕了人民群眾的負擔，進一步密切了黨、軍隊和群眾的聯系，有力地擴大和增強了各根據地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力量。

在抗日戰爭最困難的階段，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經過各項建設，勃發出無窮無盡的活力，成為敵后地區道道靚麗的風景，令人耳目一新。一個個根據地，不僅僅是地理上的一塊區域，更是中華民族堅毅堅韌、自強不息的精神之地，是中華兒女永不言敗、不屈不撓的靈魂之地。它的橫空出世，一掃當時彌漫于國統區的那種頹廢之氣，給全國人民以極大的鼓舞和信心，成為中國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希望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