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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親大人膝下：
兒祀生敬稟，從前大人的信說：“今年匯款惟難，明年余親來此經紀則疑易，而接洽更有希望也”。登時兒即回一封信來問大人，現今已三、四個星期了，還沒有來信，胸中道有點奇怪。后來又寄了兩次報同雜志，想必都已收到了。那雜志同報都是白話的，我想必大人看了總覺得有些奇怪，總會有些厭氣、不喜歡的處所，這是怪不得的。現今的時事已變了，不會像從前一樣，所以初初的見了這新的總會有點奇怪?，F今的書報雜志大多數是用白話的為好，怎么說？據現今的大文學家說：古文同白話文有兩大比較，知道這兩大比較就曉得白話文的好處了。一是效用的比較，二是時間的比較。效用怎么比較？他說文字是代表意思的，就是代表言語的。為什么我們要用文字來代表言語，是不是因為我們想把我們的意思傳達四方，達之大眾才用文字的？若是這樣的，那么我們所以用文字的意思，是想人人懂得我們的意思的，是愿意普遍的。倘若我們用起古文的文字，做成古文的樣子來傳播我們現今的意思，試問能懂得幾人？不講農、工、商、賈，就是讀書十多年的，幾個能了解完全？照這樣看來，這文字就不是傳達意思的，完全是一種古董玩器，又有什么用呢？并且不能夠完完全全達出我們的真意思來，總覺有些朦朦糊糊的處所，所以文言的文學是不適用的。白話的文學就不然，與講話的效用同而更大。講話只能在一小團體中傳播意思，用白話文能四方傳播，那是不待言了。并且口不能講完全的，可以完完全全寫出，與本有的意思不變一點，又沒有一個人能不懂，就是不識一個字的人若聽得人家讀起，也就可以領略他。繁難的科學要研究，那有什么閑暇時間去做那無用于現代人生的事？所以現代的文學要革命。再總括上面來看，古文可知難做、難懂、又難達完全意思，白話文易做、易懂、更易達出真意。豈不白話好得多嗎？并且現今的思想也大大起了革命，所以這些好雜志同報都是革新的思想。望大人細細看那內里的思想。那新生活是現今的大改革家、大文學家等組織的，有些是在北京大學當教員的，所以切莫看細他。今天時間不早了，有事本想下回再稟，無奈兒在學校的時間太經濟了，有許多服務的事情要做，辦報啦，辦平民學校啦，就是自己的功課……
李啟漢（1898—1927），湖南江華人。1921年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干事兼《勞動周刊》編輯，在第二、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上被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兼組織部長。1925年參加領導省港大罷工，任罷工委員會委員、干事局局長和黨團副書記。1927年在廣州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殺中被害，時年29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