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士奇萬萬沒想到等了一個多月，等來的竟是“轉變這一攻吉主張”。

那是1930年的1月18日，北路行委派一交通員送來一封“無頭無尾”的信，看口氣和筆跡就知道是江漢波寫給特委的。來信居高臨下，首先批評特委過去對北路工作不深入，情況不明，指導不力。接著指出湘軍換防后，“成屠夫”先后兩次舉兵進剿北路，燒殺擄搶，群眾深受其害。第1次阜田和內、外延男女老幼被殺27人，燒毀房屋3、4棟，所到地方搶劫一空；第2次在延福坊東坪大肆燒殺，僅房屋商店燒毀1400余家。至今受難群眾無家可歸，致使黨內同志產生悲觀，群眾意志逐漸消沉。因此認為“攻吉”行動目前時機尚不成熟，建議從長計議，轉變這一攻吉主張。

劉士奇看過來信，并與交通員簡單談話后，就意識到巡視員江 漢波輕易轉變政治主張和特委政策，放棄攻吉口號（雖然來信申明 不是放棄攻吉口號，而是建議更積極的準備）有一嚴重問題，“不但關系贛西工作前途，而且有關全國直至整個的革命”。于是在百忙中，第二天專門召集有贛西少共特委書記、紅4團團委書記、南路行委書記和紅軍教導隊特支書記參加的特別會議，就江漢波來信進行了詳細討論。

會議就來信指出特委過去工作的缺點，劉士奇代表特委表示大部分同意，并虛心接受。承認因交通不暢，過去特委與北路溝通少， 特委的文件和許多政治上的消息北路收不到，一旦形勢有新變化還 不知道，這一點特委是有責任的。尤其由于地域關系（北路不像南 路有河流阻隔），敵人容易集中進犯，致使群眾遭受嚴重燒殺，也不 能不讓北路的紅3團、黨內同志和群眾疲于應付，疲于打仗。但是，盡管如此，這也不能成為轉變攻吉的理由。

會議一致認為，來信太悲觀，與南路及當前全國的政治形勢不 相符。指出黨內同志的悲觀情緒，主要來自對當前政治形勢認識不 清，認為軍閥混戰告一段落，沒有看到當前革命“到了新的形勢”。同時特別指出，北路群眾意志所以“消沉”，原因在于北路攻吉太偏重行動的準備、軍事觀念太重，沒有深入組織、動員群眾起來，而平時又沒有群眾日常斗爭，沒有做擴大赤色區域工作。說到底，北路“首先要解決黨的組織問題（四大黨官問題），這么久還未解決，群眾如何不受影響啊”？

會議最后集中大家討論的意見，決定一并致信給北路行委并轉 江漢波同志，告誡千萬“不要輕易放棄或改變攻吉安口號”，并囑咐江漢波接信后立即返回參加“于田會議”。因為此間，正在召開歷史上一次很重要的會議，即1930年1月18日至22日，在遂川于田召開的紅5軍軍委和贛西特委、湘贛邊特委聯席會議。

于田聯席會議召開的由來，是這樣的——

轉戰在湘鄂贛邊界的紅5軍軍部及1、2、3縱隊，直到1929年的12月才在湘贛邊境集中。因缺乏訓練，沒有子彈，故決定向萍鄉推進。打下上粟市后留2縱在袁州、萬載工作，軍部與1、3縱隊進至蓮花。這時參加攻打吉安的5軍4縱聞訊，便趕往永新與軍部匯合，隨后在泰和、萬安、遂川游擊。1930年1月1日，得知消息的劉士奇出于特委全局工作的考慮，致信5軍軍部彭德懷，請求召集5軍軍委和贛西特委、湘贛邊特委聯席會議。這時，恰好中央派彭清泉巡視湘贛邊特，來到了5軍，一商量，便同意就近在遂川縣的于田鄉召開。

會議是在中央巡視員彭清泉主持下召開的。此次中央派彭清泉 來湘贛邊有兩個目的：一是得知1929年10月2日贛西特委給江西省委的報告稱：“邊特目前已陷于絕境……只有請省委派巡視員前去解決”，而江西省委剛先后派出蔡申熙和江漢波到西特，一時又無人派往邊特，故江西省委要求中央派人前往，并建議中央“將邊界特委取消，永新、寧崗歸西特指揮”；二是由于中共“六大”通過《蘇維埃組織問題決議案》第10條的“對土匪關系”，涉及到袁文才、 王佐。因當時邊界特委及永新、寧崗縣委的一些領導人和上級來的巡視員，在此一決議的政策影響下也充滿了“左”的情緒，曾先后多次向中央反映袁文才、王佐的問題。中央聽了這些反映后，也信以為其，于是就派彭清泉來解決袁王問題。會議一開始，就很快通過解決袁王問題，交彭清泉“負責辦理”。接著在劉士奇的提議下,會議決定，同意贛西特委關于攻取吉安的請求。

為積極奪取吉安，會議還決定，同意劉士奇提議的打破一切地 方觀念，實行集中統一。即集中黨的領導，將贛西特委與湘贛邊界 特委統一合并；集中政權機關，統一成立蘇維埃政府；集中軍隊編 制統一組織指揮，將贛西南紅軍、赤衛隊合編為第6軍。軍長黃公略，政委劉士奇（后為陳毅）、政治部主任毛澤覃。下轄1、2、3縱隊，原紅2、3團編為第1縱隊，原紅4、5團編為第2縱隊，原永新、寧崗和蓮花赤衛大隊一部分編為第3縱隊。從充實6軍隊伍著想，紅5軍還派出除軍長黃公略以外的43位同志參加6軍工作。

聯席會議結束后，紅5、6軍即聯合展開攻吉行動。6軍由萬安、吉水、峽江、水東、水南逼近吉安；5軍則相機進取泰和、安福，并在泰和的馬家州，吉安的橫江渡、高坊坪打了幾個勝仗，向袁州開進，逼迫吉安，與6軍對“孤城”取包圍態勢。成光耀非?？只?/span>,嚇得手忙腳亂，龜縮城中不敢動彈。一些資產較多的豪紳資本家，忙卷著巨款紛紛逃往上海、南京等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