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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來暑往，白駒過隙，忙忙碌碌之中，仰望星空，是什么常常撥動我的心弦，是什么讓我產生含淚的感動，是什么讓我周身溫暖給我無限動力——是那些真切的大我、無私的大愛和勇敢的大擔當，這是我讀完《紅色家書》后的切身感受。這區區一百多封家書，僅僅是老一輩革命家無數書信的鳳毛麟角，竟向我展現出一位位有血有肉的革命者，讓我有機會聆聽他們的心聲、叮嚀和教誨。
處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國，風雨如晦，民不聊生，國將不國。一批批受共產主義思想影響的進步革命青年，懷揣著堅定的理想信念，以拯救民眾于危亡為己任，不斷高聲吶喊，喚起民眾。李立三1919年11月對父親李昌圭說，他要“喚醒可憐的同胞，驚起他們的酣夢。鼓蕩雄風，振作精神，造就一個光明燦爛的新世界，作一個幸福無比的新國民。”俞秀松1920年3月對父親俞韻琴說，“實驗我的思想生活，想傳播到全人類，使他們共同享受這美、快樂、博愛、互助、自由……”
他們胸懷時代需要和民族大義，堅持真理，追求光明，積極迎接新文化，誓要推翻舊制度，改造舊世界，對民族獨立、自由、平等、幸福的美好生活充滿無比樂觀的信心。高君宇1921年4月對女友石評梅說，“我只是往前搶著走吧！我搶著前去迎未來的文化吧！”夏明翰1928年3月對母親陳云鳳說，“相信你會看到我舉過的紅旗飄揚在祖國的藍天！”他同月對妻子鄭家鈞說，“堅持革命繼吾志，誓將真理傳人寰！”毛澤東1937年11月對表兄文運昌說，“我為全社會出一點力，是把我十分敬愛的外家及我家鄉一切窮苦人包括在內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諸兄弟子侄，及一切窮苦同鄉。”
他們篤定初心，堅定意志，大義凜然，為了民族的夢想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直至生命。劉伯堅1935年3月對妻嫂鳳笙說，“生為中國，死為中國，一切聽之而已。”夏明翰1928年3月在獄中對姐姐夏明瑋和她的兩個女兒說，“我一生無遺憾，認定了共產主義這個人類翻身解放造幸福的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闖，甘愿拋頭顱，灑熱血！”
和平年代，花前月下，情侶之間往往是卿卿我我，訴說情話。可是，為理想奮斗的革命者，他們前進的路上，永遠是對自己、對親人的自律和勉勵。彭雪楓1941年9月在給女友林穎的情書中談到自己的戀愛觀時說，“無產階級先鋒隊則不然，這首先建立在政治上、工作上、性情上和品格上，自然同樣也有花前月下，然而已經不是卿卿我我了，而是花前談心，月下互勉，為了工作，為了事業，為了雙方的前途！”
他們心中有大愛，視人民如父母，堅定站在人民一邊，一切為了人民的利益，沒有任何私利。陳毅1951年4月對父親陳家余信中引用古人詩句自省，“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所慚位居崇，未睹斯民康”，表示自己“一切均從人民出發，兒竊愿勿愧于此。”他在1949年1月勉勵堂兄陳修和說，“目前與人民事業結合必能長展驥。”何叔衡1929年2月對義子何新九說，“且我絕對不是我一家一鄉的人，我的人生觀，絕不是想安居鄉里以善終的，絕對不能為一身一家謀升官發財以愚懦子孫的。”
他們正人先正己，時刻用黨的紀律和規矩約束著自己和家人。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的妻弟楊開智致信希望在北京給他安排工作或是推薦在湖南省從事更好的工作時，毛澤東在1949年10月9日回信說，“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規矩辦-理，不要使政府為難。”劉少奇1950年5月對姐姐劉紹懿說，“二五減租及三七五限租，是人民政府的法令要辦的，你們必須老老實實照辦。去年你們沒有辦，是不對的。所以現在要退租。”“我當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你們在鄉下種田吃飯，那就是我的光榮。如果我當了副主席，你們還在鄉下收租吃飯，或者不勞而獲，那才是我的恥辱。”陳毅1962年4月對哥哥陳孟熙說，“近三年災害嚴重，遍及七省，也波及吾川。吾家靠公家照顧幫助才能渡過至今。今后仍有大困難要克服，要想到全國人民和重災區人民的困難。這樣對黨政的照顧，便覺太過，不應不自足，也不僅致感謝，還要想辦法，自力更生節約，千萬千萬告誡家中人等。”
革命者在痛恨和推翻舊制度、無情打擊敵人的時候，他們何嘗不是時刻胸懷著對父母、同胞、愛人和子女深深的愛，只是很多時候，難以兩全，留下遺憾。可他們對家人的愛升華成了對人民的愛，他們舍棄小家為大家，舍棄了小我成就了大我，令人動容，催人落淚。
他們常念跪乳之恩。毛澤東1919年4月對舅父文正興說，“聞家母病勢危重，不得不趕回服侍”，“親侍湯藥，未嘗廢離”。1950年4月對岳母向振熙說，“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壽，因令小兒岸英回湘致敬……微物以表祝賀之忱。”陳毅1937年12月對嫂子李白文說，“數奉手書，至感親親骨肉念兄念弟之深情厚誼，弟讀后不禁悲喜慚痛一時俱來，迸發之情有如江河傾瀉。廿年烽火，滿地干戈，弟出入其中，了無罣掛，惟于親親骨肉之系念，嘗與日俱永，1939年5月抗擊日寇間隙，他又對父親陳家余說，“西望故里，不盡孺慕瞻佑為嘆惋耳！現寄呈近照兩張，神情逼真，以遠慰親懷于萬一。”
他們關心愛人甚至多于關心自己。瞿秋白1929年2月對妻子楊之華說，“之華，我每天總是夢著你或是獨伊。（注：獨伊是楊之華與前夫沈劍龍的女兒，瞿秋白十分喜愛，視如己出。）夢中的你是如此之親熱。”鄧穎超1942年7月對丈夫周恩來說，“自從你入院，我的心身與精神，時時是在不安懸念如重石在壓一樣。……我想你一回來，我的心身內外負著的一塊重石可以放下，得到解放一番，我將是怎樣的快樂呢！”1971年6月對丈夫說，“在人身上的各種器官的功能作用是有限度的，不宜使用過度，因此不要過度疲勞，忙中總要有些松弛，才好繼續再忙。”周恩來則在1950年1月率團訪問蘇聯途中對妻子說，“希望你由于我的離開，能得到一個月的安心休息。回來后，能看到你更加年輕，那將是如何快樂？！”他又于1951年3月對身在杭州療養的妻子說，“南方來人及開文來電均說你病中調養得很好，頗慰。期滿歸來，海棠桃李均將盛裝笑迎主人了。”
他們常懷舐犢深情。瞿秋白1929年對女兒瞿獨伊說，“我歡喜你，乖乖的小獨伊，小和尚。”陳毅1952年6月對妻子張茜說，“近來四個兒女天天繞膝嬉娛，甚樂甚樂！我不僅關心老輩，同樣也關心兒幼。”毛澤東1958年2月對病中的女兒李訥說，“念你。病害嚴重時，心旌搖搖，悲觀襲來，信心動蕩。這是意志不堅定，我也嘗嘗如此。病情好轉，世界觀又改觀了，豁然開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鍛煉意志。”并賦詩一首鼓勵她：“青海長云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斬樓蘭誓不還。”彭德懷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遭到錯誤批判后，直到1965年重新工作，從1967年開始，侄女彭梅魁是唯一能以親屬身份照顧他的人。1973年7月，彭德懷對彭梅魁說，“我被捕后承你關照，從六七年起承購日用品和書籍，所費多少，我無法記清楚了。……以后不麻煩你了。你也不要再掛念！以免妨礙工作。”
“愛孩子，這是母雞也會的事。”可是，老一輩革命家對后代的愛，不僅僅是物質上的，更是精神和意志上的錘煉，他們總是把后代的成長置于國家需要和為人民服務的需要基礎上的。
他們教導后代勤奮刻苦，努力學習知識，全面成長。何叔衡1929年8月對義子何新九說，“幸福絕不是天地鬼神賜給你的。……我平時對于過去的失敗，絕不懊悔；未來的僥幸，絕不強求；只我現在應做的事，不敢稍微放松。”毛澤東1941年1月對兒子毛岸英、毛岸青說，“你們長進了，很歡喜的。……惟有一事向你們建議，趁著年紀尚輕，多向自然科學學習。”吳玉章1944年12月對侄子吳端甫說，“我認為中國只有這一條光明大道，你一定是相信我的。你學得一專門技能必須用于有用之地，方不負數十年的苦心。”朱德1943年10月對女兒朱敏說，“你在戰爭中應當一面服務，一面讀書，腦力同體力都要同時并練為好。”吳玉章1960年2月對孫女吳本立說，“要努力學習，成為全面發展的新人。”
他們要求后代立志為民，服務群眾，建設國家。任弼時1949年11月對女兒任遠芳說，“中國人民今后的任務是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為此，需要許許多多的各種各樣的專家和。望你更加努力學習，并在蘇聯完成學業之后，成為一名優秀的專家。”林伯渠1949年7月對女兒林秉琪說，“你們能以自己的努力培養成為無產階級為勞動人民服務思想是好的。”羅榮桓1949年12月對女兒羅玉英說，“你爸爸廿年來，是在為人民服務，已成終身職業，而不會如你所想的，是在作官，更沒有財可發。”吳玉章1952年對侄子林宇說，“依靠黨，相信群眾，好好地執行政府法令，誠心誠意為人民服務，隨時注意人民疾苦，使人民各得其所，發揮人民的智慧，以兄弟般的情誼對對待人民，教育人民。”
他們不搞特殊，對后代從嚴要求，注重錘煉其品德。劉伯承1950年1月對堂侄劉寬泰說，“須知參加革命，用人是以德（忠實于革命）才（能為革命作好事）資（與人民大眾結合獲得資望）為標準，并不以私人關系的。”劉少奇1955年5月給兒子劉允若的信中，針對他的個人主義錯誤思想說，“過去你常常同別人關系搞不好，主要的缺點或錯誤都是在你這方面。……你一貫的錯誤，就是在勞動人民面前，在同志們面前，不肯‘俯首甘為孺子牛’。
……拒絕同志們的批評，就是拒絕同志們的幫助，就不能作一個共產。……一切拒絕組織和群眾監督的人，都不能作共產。”在1956年1月的信中說，“你在來信中還表現了一種悲觀的情緒，表現了一種錯誤的悲觀的人生觀。這是很不好的。青年人不應該有這種情緒。”并再次強調，“你必須了解，每一個人都不應當躲避黨和人民的監督，應當主動地把自己的思想、言論和行動放在黨和人民的監督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