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界的經濟本來是一個小農經濟區域，自耕農甚多，日常生活程度頗低……因為地處邊陲的原因，受資本經濟的侵蝕頗遲，洋貨業在市場不甚發達，有些地方的交易還是‘日中為市’的逢圩辦法?！弊T冠三：《在我記憶中的井岡山斗爭》。內部采訪資料。正因如此，湘贛邊界各縣，縣縣都有圩場，農村圩場成為私營工商業和農民之間進行商品交換的主要場所。這樣，對待中小商人和私營工商業的政策正確與否，直接關系到根據地的經濟發展和革命根據地的鞏固。

    毛澤東和邊界黨在井岡山斗爭初期，就明確地提出了“保護工商業”和“保護中小商人”的政策。草林圩的復活與繁榮，以及1928年7月間開辟的大隴紅色圩場，都是貫徹和執行了保護工商業政策的結果。

    對于這方面的具體政策，目前尚未發現歷史文獻的記載。只有一些口頭資料。雖屬個人回憶，可信程度卻較高。

    如譚冠三曾回憶說：“1928年初，我們從茶陵撤回井岡山，不到一個月的光景，部隊又進到遂川城過舊歷年。這期間，毛委員宣布了城市政策。在這以前，我們曾犯過一些錯誤，把商人、小販的貨物也沒收了，甚至連藥鋪里的戥秤也拿上了井岡山。毛委員發覺這些情況后，即作了糾正。他指出：我們反對封建剝削，只能沒收地主的財產，保護工商業利益，如地主兼商人，就只能沒收封建剝削的部分，商業部分連一個紅棗也不能動。”譚冠三：《在我記憶中的井岡山斗爭》。內部采訪資料。

    譚冠三還說：“在井岡山，執行的政策是正確的。當打下永新后，毛澤東同志親自在永新城召開過一次‘書宣組’聯席會議（即由部隊黨支部書記、宣傳干事和組織干事——后來改稱宣傳委員和組織委員參加的會議），專門對政策問題進行檢查。當時，各項政策都很明確。對大地主，沒收他的浮財、糧食等（浮財和糧食，大部分分給農民群眾，留一部分下來作為軍糧），不殺他。對富農，一般不動他，有的也酌情籌款。對于工商業，特別是中小商業者（在縣城，大工商業不多，主要是中小工商業），采取保護的政策。籌款數字不大，采取‘評議’的方法，讓他們根據自己的情況，自愿拿出一部分錢來。還宣布了廢除苛捐雜稅這個政策。對工商業兼地主者，地主部分的財產，是加以沒收的；工商業部分，不沒收，采取了保護的政策。對于這些政策，工商業者都感到滿意。這樣一來，既籌到了款，解決了我們自己的供給問題，又不損害他們的利益，保護了他們，團結了他們，使他們擁護和支持我們。本來我們吃鹽是很困難的，后來由于有了正確的工商業政策，商人就愿意和我們做生意，把鹽運進來，解決了吃鹽的問題?！薄霸L問譚冠三記錄”。

    然而，這些保護中小工商業的正確政策，卻受到“左”傾錯誤的干擾。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中曾記述說：“對小資產階級的政策，我們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較地執行得好的。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寧岡，批評我們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所謂‘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后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于是改變原來前委的領導人，政策一變。近來逐漸改變這種政策，情形漸漸好些。在遂川特別收到了好的效果，縣城和市鎮上的商人不畏避我們了，頗有說紅軍的好話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為市，三天一次），到圩兩萬人，為從來所未有。這件事，證明我們的政策是正確的了?！?/p>

    邊界保護中小工商業的政策，從具體到“一個紅棗也不能動”，可見一斑。這一政策，雖然遭到“左”傾錯誤的干擾，但總的來說，執行情況是好的。所以，充分調動了赤白區中小商人的積極性，不僅提供了軍隊自身給養的需要，同時也為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布置長期的斗爭，奠定了經濟方面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