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邊界工農武裝割據如火如荼蓬勃發展的時候，3月上旬，湘南特委軍事部長、湖南軍委特派員周魯來到了寧岡礱市。

    沒想到，周魯一到，便下車伊始，信口開河，指責毛澤東及前委“行動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所謂‘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后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指示要“燒、燒、燒，燒盡一切土豪劣紳的房屋！殺、殺、殺，殺盡一切土豪劣紳的頭顱！”

    周魯傳達了湘南特委的決定：取消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改為師委，何挺穎任書記。師委是軍中黨的領導機關，地方上的工作由地方負責。毛澤東改任師長。

    周魯還傳達了中央臨時政治局1927年11月擴大會議精神，即“毛澤東同志所部工農軍的工作，中央認為未能實現黨的新政策，在政治上確犯了極嚴重的錯誤”，給毛澤東以“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撤銷其現在省委委員資格”的處分。周魯在傳達時，誤傳為中央開除了毛澤東的黨籍。

    周魯還代表湘南特委指示毛澤東、何挺穎率領工農革命軍離開湘贛邊界，前往湘南，策應湘南“年關暴動”（即湘南起義）。

    周魯所傳達的指令，使毛澤東、張子清、宛希先、何挺穎等大惑不解。他們與周魯進行了強烈的抗爭。但是，抗爭無用。按規定，前委必須接受湖南省委及其湘南特委的指導。上級的指示還得執行，這畢竟不是周魯個人的決定。

    在黨中央“左”傾盲動主義的束縛和高壓政策下，邊界工作“頓失中心”，剛剛建立起來的根據地陷入迷惘之中。

    在中共中央懲辦主義的政策下，毛澤東處于十分困難的境地。譚政《在前委工作的見聞》中曾這樣記敘說：“盡管周魯傳達的意見是錯誤的，可是當時怎么辦啊！毛澤東是，他敢反中央嗎？這是一個紀律問題。公開反不可能，作斗爭也難辦。”

    為了執行湘南特委的指令，1928年3月中旬，毛澤東、何挺穎在礱市集中了工農革命軍第一、第二團，傳達了前往湘南、策應湘南起義的命令。決定：部隊分三路向湘南進發。毛澤東、何挺穎率第一團從礱市向酃縣；袁文才、何長工率二團一營從大隴出發；王佐率二團二營從大井出發，一起開往湘南。

    毛澤東不能當前委書記、師委書記，只能當師長了。他平生第一次挎上了駁殼槍，向部隊講了話。他說：“軍旅之事，未知學也，我不是個武人，文人只能運筆桿子，不能動槍。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當師長有點玄乎。可是，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三個臭皮匠，合成個諸葛亮，要靠大家了。我們有這么多，大家都是黨的骨干，在斗爭中積累了一些經驗，大家來當個參謀吧！”何長工：《偉大的會師》。

    毛澤東的這番話，說得輕松、詼諧，可知情的人聽了，心里無不酸楚楚的。

    3月18日，三路人馬先后抵達湖南酃縣的中村。

    部隊到中村后，沒有馬上直去湘南，而是集中在中村待命。原來，部隊到中村時，正值酃縣人民配合湘南起義，舉行“三月暴動”。“到酃縣，他們看到湘東運動很發展，澤東的意思想到茶陵使湘東與湘南聯系起來，周魯同志也覺同意。”于是，毛澤東一面派出毛澤覃率特務連往湘南與朱德部聯絡，一面領導部隊就地整訓，發動群眾，開展革命斗爭。

    3月19日，部隊師委和酃縣特別區委在中村周南學校，召開了聯席會議。毛澤東和何挺穎聽取了中共酃縣特別區委書記劉寅生的匯報，決定成立中共酃縣縣委，由劉寅生任書記。并將暴動隊中的優秀分子挑選出來，組建酃縣赤衛大隊，毛澤東和何挺穎從部隊中派出戴奇任赤衛大隊黨代表，何國誠為大隊長。與此同時，中共中村區委、區工農兵政府、共青團酃縣縣委、少年先鋒隊等組織，也相繼建立起來了。

    這時毛澤東當了師長，成了“民主人士”。20多年后，即1956年9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大的一次預備會上，曾風趣地談及這段歷史。他說：“開除黨籍了，又不能不安個職務，就讓我當師長。我這個人當師長就不那么能干，沒有學過軍事。因為你是個黨外民主人士了，沒有辦法，我就當了一陣師長。后來又說這是謠傳，是開除出政治局，不是開除黨籍。啊呀，我這才松了一口氣！”這是后話。

    部隊于3月18日來到中村后，決定暫時住下來休整。一時，眾說紛紜，人心浮動。有的急切地盼望去湘南，走州過府，到大城市去吃喝玩樂；有的憂心忡忡，擔心回不了井岡山；還有些意志不堅定者，對紅色政權的存在產生了懷疑。

    上述現象的產生，說明很有必要在軍隊中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從理論上給部隊指戰員們予以灌輸。于是，毛澤東和何挺穎商定，借部隊在中村休整之機，進行一次系統的思想政治教育。

    何挺穎對毛澤東素為敬重，對他在蒙受冤屈時仍保持高度的政治熱情和豁達的革命胸懷更為佩服，完全同意毛澤東的安排，并請毛澤東親自主講。

    于是，從3月19日起，毛澤東在中村小鋪頭旁邊的八擔板田里，采用輪流講課、輪流討論的方法，對部隊進行了近一周的思想政治教育。

    對于中村授課，不少老同志均有所回憶。陳士榘回憶說：“記得毛委員坐在一條長凳上，面前放著一張小條桌，我們坐在禾蔸上。南方的春天是來得早的，這天又是個大晴天，春天的太陽使我們感到特別親切和溫暖。集合當時所有的部隊講政治課，講的題目，記得是：中國革命的特征。”毛澤東同志具體而又通俗地解釋了什么叫帝國主義，什么叫軍閥混戰。還分析了封建勢力之間的矛盾，外來軍閥與本地封建勢力統治之間的矛盾，地主階級與農民的矛盾。又講到中國是農業國、經濟主要是靠農村，城市人的吃、穿都靠農村來供給，靠農村來養活，通俗地說：城市里的青石板是不長禾的，而城市是統治農村的，所以城鄉矛盾很深。“他在講課中肯定地說：中國革命的高潮必然會迅速到來。中國革命一定要反帝反封建，以農村為根據地。”

    陳伯鈞回憶說：“講課時，毛澤東同志找來一塊小黑板，一邊講，一邊寫。講課的題目是：目前的政治形勢和工農運動的興起。毛委員深刻地分析了當時中國革命的形勢和革命的性質，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講解了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偉大意義，用鐵的事實嚴厲地批判了‘左’、右傾機會主義和錯誤路線，使全體戰士在極其尖銳，復雜的階級斗爭中，認清了革命形勢，提高了戰斗勇氣，堅定了革命信心。”陳伯鈞：《紅軍在酃縣革命活動的幾個片斷》。

    可見，毛澤東在中村授課時，著重講述了當時的政治形勢和中國革命的任務，闡明了堅持井岡山斗爭的重要意義，批評了危害革命的“左”傾盲動主義，指明了中國革命的前途。這些，對部隊官兵的教育作用無疑是很深刻的，從而使這支年輕的工農革命武裝部隊認清了形勢和方向，堅定了革命必勝的信心。

    工農革命軍在中村集結期間，毛澤東、何挺穎曾布置部隊以連隊為單位，深入到群眾中去，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開展打土豪、分田地運動。

    為使分田地運動有組織有步驟地進行，毛澤東、何挺穎與酃縣縣委書記劉寅生等，在中村周南學校召開了一個聯席會議，專門研究討論土地革命問題。隨后，派出一批軍隊下到各地指導分田。“毛委員像普通戰士一樣，置身在群眾斗爭的行列里。他親自為翻身農民丈量土地，為得到土地的群眾書寫和插下分田的牌子。”

    酃縣中村的插牌分田，是試點性的，當時尚未全面鋪開。“分配土地的政策是平均分配，當時群眾叫做‘平田’”。陳伯鈞：《紅軍在酃縣革命活動的幾個片斷》。內部采訪資料。“由于我們當時沒有穩固的政權和堅強的地方武裝，只有當部隊一來，我們的政權就有一陣子，軍隊一走，反動軍隊又來了，就實行白色恐怖，政權又沒有了，所以分田地也就白分了。”周里：《憶井岡山斗爭》。內部采訪資料。但是，中村插牌分田畢竟狠狠打擊了豪紳地主和封建勢力，顯示了革命的威力，同時為以后的土地革命積累了經驗。

    正當工農革命軍在酃縣中村發動群眾開展打土豪分田地運動時，傳來了湘南起義部隊處境危險的消息。于是，毛澤東、何挺穎等毅然決定，工農革命軍兵分兩路，向湘南挺進。毛澤東、何挺穎、張子清率第一團為左翼，楔入汝城之間；何長工、袁文才率第二團為右翼，向資興彭公廟方向前進，以策應、掩護湘南起義部隊安全轉移。

    這時正是3月下旬。

    部隊出征湘南，邊界兵力頓空。國民黨反動派聞訊，乘虛而入，卷土重來。霎時間，刀光劍影，腥風血雨，昔日根據地安居樂業的局面，一時變得一派蕭瑟、恐怖。

    寧岡，是革命軍的大本營。敵人反攻倒算時，寧岡人民承受了極大的犧牲和代價。

    在新城，反動縣長張開陽的老婆在新城戰斗中脫逃到吉安后，請來了一營兵，竄回到新城。張開陽老婆見昔日的縣衙成了共產黨新城區委、區政府所在地，頓時下令：“燒！”頃刻，偌大的一幢建筑，化為灰燼。新城區委書記龍芳桂率領區赤衛隊、暴動隊與敵展開激烈搏斗，因敵強我弱，為避免損失，只得退守七溪嶺一帶山中。

    第二天，張開陽老婆又在土豪劣紳帶領下，率一營敵兵竄進了茅坪。

    茅坪鄉政府主席謝饋山聞知敵人要“血洗茅坪”的消息，立即與鄉政府進行會商，決定由謝饋山率鄉赤衛隊襲擾敵人，鄉政府秘書、共產謝甲開組織群眾轉移進山。

    “鄉親們，快走吧！”謝甲開挨家挨戶地動員、催促，但一些年老體弱的鄉親仍然戀戀不舍，實在是故土難離啊！

    當謝甲開帶領最后一批群眾轉移時，張開陽老婆和她帶來的一營敵兵到了。隨敵前來的一個劣紳認出了謝甲開。

    謝甲開被捕了。敵人見茅坪成了一座空村，惱羞成怒，放火燒毀壩上、茅坪30多幢房屋，尚不解恨，又對謝甲開施以重刑，逼他說出茅坪群眾及黨政的下落。

    謝甲開守口如瓶，堅貞不屈。敵人把謝甲開押至茅坪河邊，砍去了他的雙臂。謝甲開倒在血泊中。他掙扎挺立起來，對著敵人大罵，高呼“共產黨萬歲！”“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敵人竟慘無人道，將謝甲開胸腹剖開，挖出心肺，然后，將謝甲開碎尸五段，拋入河中。謝甲開為黨和人民流盡了最后一滴血。

    與此同時，酃縣挨戶團竄入寧岡睦村一帶，一路殺人放火，一直從睦村燒到河橋、將上寨村燒為平地。

    茶陵挨戶團也摸進九隴山，將蔡家田47幢百姓住房焚燒殆盡。

    寧岡縣反動靖衛團團總謝勇余帶領靖衛團丁，將古城西沅村幾十幢房子全部燒掉。…

    在刀槍遮掩的毒火之下，寧岡各地的地主劣紳大肆反攻倒算，進行反革命宣傳，挑起土客兩籍矛盾，致使許多農民紛紛“反水”，逃往永新等地。地主豪紳依仗反動軍隊的勢力，到處捉拿共產黨人、農會和革命軍家屬。礱市、古城等地紅色政權和黨的組織遭受嚴重破壞。

    在遂川，反動地主武裝匪首蕭家璧，懷著對工農革命軍的刻骨仇恨，竄入紅色區域捕殺共產，發現哪家有人參加工農革命軍就滿門抄斬！

    在永新，反動民團團總尹道一之子尹豪民，在拿山組織反動武裝，揚言要“替父報仇”，挨戶搜捕農會，攔路劫殺無辜群眾。

    在酃縣，中村分好的田還未耕作，又被土豪劣紳收回去了。中村區委委員周介甫被捕，受盡酷刑，慘遭殺害，敵人將他的頭割下送到酃縣縣城示眾數天。

    在敵人的瘋狂燒殺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紅色區域除茅坪、大隴、茨坪、大小五井、九隴山等山區仍掌握在地方武裝手中外，遂川、茶陵兩縣城丟失，其他平原地段紅色區域被敵人占領一個多月。

    這就是慘重的邊界“三月失敗”。

    “三月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應作具體分析。

    一是中央對當時的形勢作了錯誤的估量和處置，帶來了“左”傾盲動主義的后果。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臨時政治局在上海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會議對中國革命的形勢、性質和策略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作了錯誤的估量，提出了一系列“左”的政策，要求各地“對于豪紳工賊及一切反革命派，應采取毫不顧惜的殲滅政策”。同時，還通過了《政治紀律決議案》。這個決議案對在黨的“八七”會議前后起義失敗的領導者都給予了處分，對秋收起義的主要領導者毛澤東，作出了“開<u></u>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撤銷現任省委委員資格”的錯誤處分決定。由于中央對當時形勢的錯誤估量，以及《決議案》的錯誤處置，使全國革命遭受到一定的損失，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同樣產生了影響。中央在1927年12月31日《致湖南省委的信》中指出：“關于毛澤東同志所部工農軍的工作，中央認為未能實現黨的新政策，在政治上確犯了極嚴重的錯誤，中央特命令湖南省委按照實際需要決定該部工作計劃，連同中央擴大會議的決議和材料派一負責同志前去召集軍中同志討論并由大會改造黨的組織，有必要時，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任黨代表。”正是這個來勢兇猛的中央文件的下達，湖南省委于1928年3月派了湘南特委軍事部長到井岡山根據地貫徹執行，取消了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改組為師委，由何挺穎任書記，毛澤東改任師長，致使邊界“頓失中心”，“各自為政”，加之革命軍受命開往湘南，才造成了邊界的“三月失敗”。中央的指示信顯然是導致邊界“三月失敗”的重要原因。

    二是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亦存在嚴重的“左”傾觀點，使中央的“左”傾政策得以貫徹落實。

    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的錯誤表現在：在政治上，認為當時的形勢是處于高潮，是“布置總暴動的極緊張的時機”，出爾反爾地批評毛澤東創造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計劃，是“條件不具備”，“而且是沒有勝利保障的”。為了使敵軍在湘粵大道上站不住腳，竟指令把湘粵大道兩側十里內的村莊房屋全部燒毀，并派專人到湘南去傳達，監督這項計劃的實行。為此，湘南特委提出了“燒，燒，燒，燒盡一切反動派的房屋！殺，殺，殺，殺掉一切反動派的頭顱！”的極左口號，在湘南大搞所謂“堅壁清野”、“焦土政策”，以致成了郴縣“反白事件”的導火線。同時，湘南特委根據湖南省委的指示，派特派員周魯前往井岡山根據地，傳達這一思想。在軍事上，1928年3月朱德、陳毅等領導湘南年關暴動后，值粵、湘、桂三省軍閥暫時穩定，敵人出動了7個師的兵力，分路向起義軍“協剿”。在這種敵強我弱的形勢下，湖南省委還堅持認為：“現時湖南的局面，是一個總暴動前途日益迫切的局面”，還要組織什么“總暴動”。顯然，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的錯誤指令，是導致邊界“三月失敗”的直接原因。

    三是策應湘南暴動的客觀需要。

    工農革命軍開赴湘南，從策應湘南暴動，掩護起義部隊撤退這個意義上考慮，是無可非議、責無旁貸的。在當時的情況下不去是不行的，何況還有湘南特委代表周魯的督促實施。問題在于湖南省委在戰略全局的決策上是失當的，不切實際的。

    所以，“三月失敗”的主因是中共中央的“左”傾政策，中共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對中央的“左”傾政策積極施行并加以發展，推向極端，直接導致了邊界的“三月失敗”。

    從“三月失敗”中我們可以得出教訓：在復雜的政治環境下，一個黨必須有清醒的頭腦，一個黨的組織必須正確執行和理解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否則，將會帶來慘重代價；在紅軍和根據地的初創時期，革命的武裝力量必須堅守自己的軍事大本營，在需要出擊的時候，也要謹慎從事，防止大本營遭敵襲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