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會議后，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黨內通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事情系由林彪的信而引發。

    在中央“二月來信”悲觀思潮的影響和紅軍長期的艱苦戰爭環境中，黨和紅軍內出現了以林彪（時任紅一縱隊司令員）為代表的一種右傾錯誤思想。林彪等人只希望用“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而不愿意做建設紅色政權的艱苦工作。這種“流寇主義”的錯誤思想，突出地表現在林彪致毛澤東的一封信中。

    1929年末，當敵人的三省“會剿”風聲日緊，開始進逼連城、永定、上杭、龍巖等地時，紅四軍一縱隊司令員林彪，寫了一封《新年賀信》給毛澤東。信中，主張采取“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對前委和毛澤東建立贛南閩西20余縣根據地和“一年爭取江西”的戰略計劃，感到疑慮重重，認為“中國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來”，等等。

    毛澤東接到林彪的賀信后，引起了深思。他認為林彪的信代表了一種思潮，感到有“對此問題加以解釋的必要”。因此決定回復一封信，幫助他轉變思想，借以教育全軍。但因時間緊迫，未曾動筆。古田會議后，有了空隙，于是，1930年1月5日，毛澤東在閩西古田賴坊寫了《時局的估量與紅軍行動問題》的長篇黨內通訊（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答復林彪。

    毛澤東寫道：“林彪同志：新年已經到來幾天了，你的信我還沒有回答。一則因為有些事情忙著，二則也因為我到底寫點什么給你呢？搜索我的枯腸，沒有想出一點東西來。現在我想得一點東西了，雖然不知道于你的情況切合不切合，但我這點材料是現今斗爭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即使于你的個別情況不切合，仍是一個緊要的問題，所以我就把它提出來。我要提出的是什么問題呢？就是對于時局的估量和伴隨而來的我們的行動問題。我從前頗感，至今還有些感覺，你對于時局的估量是比較的悲觀。去年五月十八日晚上瑞金的會議席上，你這個觀點最明顯。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來，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因此在行動上你不贊成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而只贊成閩粵贛交界三區域的游擊；同時在三區域也沒有建立紅色政權的深刻觀念，因之也就沒有由這種紅色政權的深入與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觀念。”

    毛澤東在信中不僅尖銳批評了林彪等人沒有建立紅色政權的深刻觀念，而且實際上提出了黨的工作重心應放在農村而不是放在城市的重要思想，精辟地闡述了中國革命以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理論。

    （一）這篇黨內通訊充分論證了建立紅色政權和擴大紅色武裝對于中國革命的極端重要性。

    毛澤東批評了當時紅四軍內存在的“城市中心論”的主張，指出城市武裝起義奪取中心城市的道路在中國是行不通的。他認為：“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等到全國各地爭取群眾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個地步了，然后再來一個全國武裝起義，那時把紅軍的力量加上去，就成為全國范圍的大革命。他們這種全國范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后建立政權的理論，是于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這種理論，實際上是一種走州過府的“城市中心論”主張。因此，毛澤東強調指出：“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并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澤東強調紅色區域和農民斗爭的這一根本思想，實際上就是“以鄉村為中心”的思想。正如周恩來后來所指出的：毛澤東“到給林彪的信中，才明確指出要創造紅色區域，實行武裝割據，認為這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鄉村為中心”。

    （二）這篇黨內通訊明確提出了紅色政權理論的基本內容即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三位一體”的深刻觀念。

    毛澤東在信中批評了林彪等人“似乎認為在距離革命高潮尚遠的時期做這種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為徒勞，而希望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的“流寇主義思想”，認定“朱德毛澤東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無疑義地是正確的”。這就是中國革命以武裝斗爭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為基本內容，以農村革命根據地為重要依托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基本思想。

    （三）這篇黨內通訊高度評價了小塊紅色政權在中國革命中的偉大作用。

    毛澤東認為，“成長于四周白色區域的存在和發展”，不是什么“怪事”，而是“半殖民地農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他深刻指出：“必須這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中國是全國都布滿了干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話，正是時局發展的適當的描寫。”毛澤東的這一論斷，揭示了中國革命由小塊紅色政權到全國“星火燎原”的發展趨勢和客觀規律。

    因此，毛澤東答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黨內通訊，是繼《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之后，毛澤東關于紅色政權理論的又一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光輝著作。

    毛澤東這封黨內通信的發表，標志著中國革命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理論的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