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24日，王佐、袁文才在永新縣城被紅軍槍殺，死時都只有32歲。

    關于王佐、袁文才被誰殺死的問題，過去史學界有三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當時毛澤東、朱德面對國民黨軍隊的“圍剿”，采取“圍魏救趙”的策略，率領紅四軍離開了井岡山。彭德懷率領的紅五軍留守井岡山，殺害袁文才的是彭德懷，而且在事發后第3天，也就是2月27日，長沙《大公報》發出一則信息：“彭德懷槍斃袁、王兩匪”，后來，普遍認為是彭德懷殺死了他們。林彪、四人幫曾將此作為彭德懷的一大罪狀；第二種意見認為，殺害袁文才、王佐的是中央派去解決袁、王問題的彭清泉和中共贛西南特委（又被稱為邊界特委）書記朱昌偕；第三種意見認為，是由中央巡視員彭清泉和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朱昌偕策劃，彭德懷“輕聽輕信”，沒有冷靜思考，當然主要應該由中央巡視員彭清泉和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朱昌偕負責。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會議通過了《蘇維埃政權的組織問題決議案》，其中“（十）對土匪的關系”這一部分明確規定“暴動前可以同他們聯盟，暴動后則應解除其武裝并消滅其領袖。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暴動前可以適用。暴動之后，宜解除其武裝并嚴厲地鎮壓他們。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免遭革命死灰復燃之必要的先決的前提。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暴動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土匪若浸入革命軍隊或政府中，便危險異常。這些分子必須從革命軍隊和政府機關中驅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們在敵人后方工作，絕不能置他們于蘇維埃政府范圍之內”。（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8），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第399－400頁）而王佐、袁文才二人在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前就是井岡山地區的兩大土匪組織頭目。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井岡山當地土客籍矛盾所致。客籍，也就是客家人，王佐、袁文才的祖輩都是為了躲避北方的戰亂，背井離鄉從北方遷移到此地的。因為當地的“土著人”占據著適合農耕的平坦地區，所以客家人只能居住在土著人不愿意居住的山區，而且還要受到當地土籍豪紳地主的壓迫和剝削。對此，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講得十分清楚：“客籍占領山地，為占領平地的土籍所壓迫，素無政治權利。前年和去年的國民革命，客籍表示歡迎，以為出頭有日。不料革命失敗，客家被土籍壓迫如故。我們的區域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的問題最為嚴重。前年至去年，寧岡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結合，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土籍豪紳的政權，掌握了全縣。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紳帶領朱培德軍隊‘進剿’寧岡，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間的斗爭。”

    1929年，土客籍之間的矛盾已到了非常尖銳地步，1929年1月，毛澤東率領紅四軍主力下井岡山，前委隨之而去，邊界特委成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最高的行政機關。宛希先是惟一的外籍，時年24歲，是追隨毛澤東上的井岡山，他原本為土、客籍雙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尤其與袁文才、王佐過從甚密。自朱、毛率紅四軍離開井岡山后，他更成了袁、王在邊界特委內惟一的依靠。不久，宛希先就被特委以逃跑罪名處死。1929年5月，重新選舉的特委里，鄧乾元、朱昌偕先后任書記，副書記、常委、執行委員幾乎都是土籍人士。當時，在寧岡有“土籍的黨，客籍的槍”之稱，這形象地說明了特委與袁文才、王佐之間的現狀。客籍的袁文才、王佐與土籍的王懷、朱昌偕、劉珍、龍超清、鄧乾元等之間已出現互不買帳的現象。袁文才、王佐不大聽從特委的領導，特委則認為袁、王鬧獨立，想占山為王當土匪，所以視他們為潛在的敵人。1929年5月至8月，湘贛邊特委負責人鄧乾元在《湘贛邊界工作報告》則竟然把袁、王當成不可救藥的“匪首”，報告中說：“危害邊界的第一個勢力就是土匪，本來邊界的政權并不是真正的共產黨所領導的政權，而是與土匪合作的聯合政權。現在土匪問題更加嚴重，袁、王現在對我們處處懷疑，袁有另找出路脫離我們的象征，王在袁的影響下，亦與我們關系日趨惡化，過去對土匪的緩沖政策已是不能再用了。”可見，鄧乾元不僅把袁、王當<var>九-九-藏-書-網</var>成敵人，甚至對邊界政權也予以否定。

    在土籍王懷、朱昌偕、劉珍、龍超清、鄧乾元等人苦苦尋找機會對付袁文才、王佐時，機會終于來了。1930年初，王佐、袁文才活捉了茶陵靖衛團團長羅克紹，還俘獲了20多個造槍工人和部分造槍機器。在沒有請示特委的情況下，他們自作主張，勸降羅克紹，計劃用他們辦一個兵工廠，但特委認定是袁、王與敵勾結，這件事也就成為殺害袁文才、王佐的導火線。

    恰在這時，中央巡視員彭清泉悄然來到了邊界，他帶著中共“六大”對土匪處置的教條，準備以非常手段解決王、袁問題，這一想法與邊界特委的想法不謀而合。但是袁、王掌控的紅四軍三十二團，擁有1000余兵員，700余支槍，還有一座兵工廠，他們又無力對付。于是，他們就打算將袁、王二人誘騙至永新縣城，然后借助正游弋在安福、永新邊界的彭德懷的紅五軍，再行下手。他們知道袁文才、王佐最聽毛澤東的話，他們就盜用毛澤東的名義，給王佐、袁文才修書一封，約王佐、袁文才率部于2月22日在永新縣城合編，然后配合紅五軍共同攻打吉安。他們還派出特委負責人朱昌偕、王懷等人，前往彭德懷紅五軍軍部，對彭德懷說“袁文才、王佐要叛變”“在永新縣城聯席會議上，強迫特委決定把邊區地方武裝歸他們改編統率”等等。最后，彭德懷信以為真，就答應派張純清率紅五軍第四縱隊300余人隨朱昌偕趕往永新縣城，同時，特委又將寧岡、茶陵、遂川等五縣赤衛隊調往永新縣城。

    就這樣，王佐、袁文才被害。可見，上述第三種意見，即彭德懷偏聽偏信朱昌偕、王懷等人之言，錯殺了王、袁較為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