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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子珍，是中國革命前20年的傳奇女性。她到達哈爾濱后，有關她回國的消息馬上在她昔日的同志和戰友中傳開了。
一天，賀子珍一回家，突然“子珍”的喊聲把她嚇了一跳，她轉過頭一 看，頓時驚呆了： “你不是曾志嗎！”
“是我，子珍！”
兩個人緊緊地抱在一起。
兩個井岡山的戰友一見面，格外地激動，相互端詳著對方，歲月的年輪已經把當年的兩個風風火火的姑娘變成了年近40的女人了，近20年的 風雨歷程將兩人年輕的容顏消磨而去，兩個人都已大變樣了！過了好久， 曾志才問：
“子珍，還記得我們是什么時候分手的嗎？”
“怎么不記得呀！ 17年了啊！為了打破敵人的‘會剿’，紅四軍決定轉戰 江西，1930年6月打回閩西，同一月，你就和老蔡去廈門，我們就天各一 方，再也沒見過面了啊！”
“是呀，想不到啊！一晃整整17年，快20年了呀！”
“是呀，是呀，曾志，老蔡呢？這些年你們是怎么過來的呢？ ”賀子珍性 急地問起了老戰友這些年的情況。
“唉，我呀，這些年過得好不容易啊！哈哈！ ”曾志做一副苦臉相，笑著 對賀子珍說。
“是嗎？好，先不說這，先一起做飯吃。”賀子珍招呼。
吃了晚飯，兩個人同睡在一張床上，細細地談起了別后的時光，重溫難忘的戰斗過的歲月，像當年一樣分享心中最深的情愫。
曾志開始講述她與賀子珍分別后的情形：“1930年6月，我和蔡協民一道奉命前往廈門報到，開始了漫長而危險的白區戰斗生活。剛到股門不久，我就遇到了一個人。”
“誰呢？ ”賀子珍問道。
“他叫陶鑄，湖南人。陶鑄當時只有20來歲，卻已是一個久經風雨的老革命了。他1925年參加了國民革命軍，第二年在黃埔軍校第五期學習， 并且加人黨組織。大革命失敗后，他又參加了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1928 年，他回到了老家湖南祁陽，從事兵運工作。1929年調到福建工作，歷任中 共漳州特委書記，福建省委組織部長、軍委書記，福州中心市委書記等職。 第二年5月，又成功組織了E門劫獄，一時聞名遐邇。我和他是在福建鍇 委代理書記羅明的住處相識的，羅明給我們互相介紹，我們二人都毫不掩 飾地愣了片刻……”
曾志對此似乎記憶猶新，她回憶說：“陶鑄個頭不髙，卻很精干，微黑的面龐，青肋幫子，一頭不馴的濃密硬發，粗黑的眉下目光炯炯。他上面穿 一件咖啡色廣東衫，下面是西褲、皮鞋。我覺得這人雖談不上魁梧英俊，更談不上瀟灑儒雅，卻自有一股逼人的英氣。”
賀子珍聽她講了大半天陶鑄長陶鑄短的，問道：“你是不是被陶鑄的 這股英氣懾服了呀？”
“可能是吧！”曾志承認說，“那一時期，連我自己也搞不清是什么原 因，老是同蔡協民吵架。”
“蔡協民比你大11歲，如同對待小妹妹一樣悉心愛護你，總怕愛不 夠，疼不足呢！ ”賀子珍對曾蔡當年的印象依然清晰。
“是的，他性格溫柔有余剛毅不足，老蔡總擔心我招人眼饞，對我的行, 動管束得很嚴，在廈門也還是這樣。一次，省委秘書處長黃劍津到軍委駐 地來找我聊天，老蔡疑心重重地警告黃劍津，我同曾志兩人感情深厚，你 不要從中插足。’搞得黃劍津尷尬得不得了。老蔡不分場合，不近人情，我 們為此經常發生爭吵，甚至我還生了與他分道揚鑣的想法。”
“相處久了，人的感情是很容易發生變化的。”賀子珍深有感慨地說。
“1931年7月，福建省委撤消，設立廈門、福州中心市委，分別由王海萍、蔡協民負責。我隨老蔡到了福州。當時福州白色恐怖的氣氛比M門還 濃，黨組織活動也十分困難。11月，我在福州生下了第二個兒子，母親知道 后給我寄來了 40塊大洋，叮囑我要帶好她的孫子，并且把她孫子帶回湖 南老家撫養。我自然很不希望有違母愿，我收到母親寄來的錢后，首先抽 出20元交給了黨組織，留20元哺養孩子。但是一回家便得知，廈門中心 市委書記王海萍迫于組織經費緊缺，聽說我生了兒子，便擅自作出了組織決定：將曾志之子賣給廈門一醫生世家葉延環，預收100塊大洋。革命
利益高于一切！我只好用自己的血肉和生命為革命作貢獻，強忍著宛如割肉般再次失去親生骨肉的痛苦，將出生才兩個月的又黑又壯又乖的‘小鐵牛’送給了別人！”
“你這樣做也真對得起黨了！"
“但是，孩子到了新家不久就染上天花病，夭折了。我們得知孩子夭折后，痛苦自責。平日不喝酒的老蔡竟然也喝起酒來，借酒消愁！可借酒消愁愁更愁，蔡協民愈發變得愁容滿面，心緒不寧。有一次，喝過悶酒在度門從事地下工作時的曾志后，蔡協民竟然掏出我的照片撕得粉碎。誰知痛苦的事還在后頭！沒過多久，福建的黨內出現了嚴重的‘左’傾錯誤思想，王海萍同志犧牲后，由 許包野任書記，他一上任，就開展了所謂的‘反蔡協民路線’，指責蔡協民 是徹底的右傾機會主義，什么‘保守主義’、‘逃跑主義’、‘慈悲主義’…… 帽子一大堆打過來，我和蔡協民與許包野據理力爭，但無濟于事。
最后，市委作出了《關于蔡協民在漳州工作錯誤的處分決定》，老蔡被 撤職，留黨察看三個月，我也被留黨察看一個月，重新分配工作。我們心中 自然不服氣，也不想再呆在廈門，老蔡提出到上海請黨中央另行分配工 作。我也提出到福州去工作。”
“到福州就不會出問題？ ”賀子珍問。
“當時我的想法是，陶鑄擔任福州中心市委書記，至少他對蔡協K是 信任的。廈門中心市委同意了我們的請求：蔡協民到上海，皙志到福州。這 一走我們就可能真的分道揚鑣了。我和蔡協民徹夜無眠，往事如煙似夢， 可彼此卻相視無語，形如陌路。最后還是我先開口說：‘協民，我們還M?就 此分手吧。’老蔡喃喃地自言自語，還用手捶打自己的腦袋。我抽吩符不 語，淚水濕潤了眼睛，浸濕了衣衫……”
“你們就這樣分手了？”
“沒有，沒有離婚。我到福州后因為痛苦加倍努力工作，一個月后，福 州中心市委就撤消了對我的處分，還讓我擔任了市委秘書長一職。不久， 因地下工作的需要，我和陶鑄假扮成夫妻，出雙人對以障人眼目。然而，好 景不長。1932年秋天，秋風蕭瑟，上海中央局通知福州市委，說蔡協民蕋 ‘社會民主黨’，要求凡是蔡協民工作過的地方，都應對他進行揭發批判， 劃清界限，肅清影響。而蔡協民還蒙在鼓里，并不知情，知情的我卻想不 通，陶鑄也表示想不通。可想不通又能改變什么呢？中央有令啊。1933年 年初，生活上窮困潦倒、在政治上憂郁傷悲的蔡協民突然回到了福州。因 為老蔡還在被批判之中，沒人愿意為他幵組織介紹信，我想去見他，但按 照黨的紀律，又是不可相見的，倒是十分了解蔡協民的陶鑄很同情我們， 不但他自己去面見了老蔡，還批準我去見，但他同我說絕對不允許把中央 的決定透露給蔡協民。可憐的是，老蔡一直被蒙在鼓里，不知道中央已 ‘甩’了他。他在上海灘流浪時，忍饑挨餓，也沒人關心過問，最后他在街頭 遇到地下交通員陳冷才，才在他的幫助下買了船票回到福州。老蔡把在上 海的不幸遭遇告訴我時，兩人相擁而泣抱頭痛哭。末了，他打開臟乎乎的 布包，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塊布料，雙手捧著遞給我，聲音低沉地說：‘這是 我用買船票僅剩的一點錢給你買的一身衣料，你拿去做件旗袍吧。’我萬 萬不曾想到老蔡在他自己落魄無助朝不保夕的時刻，心里依然裝著我，在 雙手接過布料的那一刻，也禁不住潸然淚下，我抽噎著把中央對他的處分告訴他。”
“想不到‘左’傾錯誤這樣害人！”賀子珍全然忘記了自己當年和毛澤 東的遭遇，為蔡協民打抱不平。“后來呢？ ”接著，她又問道。
“后來，對老蔡透露了中央秘密，我覺得對黨組織心存不安，便主動地 如實地向組織作了匯報和檢討。陶鑄非常生氣，給我留黨察看3個月的嚴 厲處分。老蔡如夢方醒，可他一個文質彬彬的書生沒有被這一打擊摧垮， 依然顯得文質彬彬。因為他是一個真正的共產，他執著的是對黨的忠 誠和對共產主義的信念。最后，他聽從了我的建議‘在哪里出了問題，就回 到哪里去’。回到了廈門。在廈門，他以干苦力維持生計，打石頭、抬木 料……即使在如此難以自我生存的惡劣環境下，他竟然仍不忘自己是一 位共產，利用勞動間隙，開展革命宣傳和工運斗爭。
廈門中心市委見他表現不錯，于1933年7月調任他為安溪縣委秘書。 年底，羅明從中央蘇區調回廈門主持新的福建省委工作，當他得知蔡協民的遭遇后，深表同情，嚴厲地批評了廈門中心市委的錯誤做法，決定調老蔡回廈門工作。蔡協民終于回到了黨的溫暖懷抱，可正當他躊躇滿志準備重新放手大干一場的時候，厄運又降臨到他的身上：1934年4月，因叛徒蘇文波告密，他在慶門益安醫院工作時，不幸被捕，遭嚴刑逼供威脅利誘， 但他臨危不懼，堅貞不屈，7月，在漳州英勇就義，當時他才33歲。”
“想不到蔡協民竟是這樣的遭遇！ ”賀子珍也忍不住淚濕了眼眶。
“蔡協民被捕犧牲后，我和陶鑄由假扮夫妻而自然演變為婚姻夫妻。 我與陶鑄婚后不久，懷上了一個孩子。將要分娩時，口袋空空，陶鑄只好將
他惟一的奢侈品 條毛氈拿去當了3塊大洋，花了2塊大洋請來接
生婆接生。我好不容易生下孩子，子宮受了感染，身體極度虛弱，因為無法 哺養孩子，將出生才13天的孩子送給了別人，給了一個從湖北到福州落 戶的鹽商遺孀。”
“那時候我們總認為革命工作是第一位的，帶孩子會侵占革命工作的 時間和精力，其實我們的犧牲太大了。”
“是呀，后來，可憐的孩子因為養母家的奶媽要喂養3個孩子，奶水不 足，被餓得像一個猴子。我送走了孩子，拖著病弱的身子忘我地工作，可是 陶鑄卻在此時接到黨中央的通知：立赴上海，另行安排工作。”
“中央給他安排了什么工作？ ”賀子珍從曾志的講解中，對陶鑄的能力 有了個認識。
“哪是安排什么工作呀丨是解職。中央巡視員朱禮治一次來到福州，曾試探陶鑄對王明的看法，陶鑄對王明這位吃洋而包的領導人不a視調杏 研究表示了不滿，沒想到朱禮治回到上海后就向王明報告。王明發了怒， 一紙空文便將陶鑄免了職。結果，陶鑄到了上海后，被中央拒之門外。這 樣，陶鑄也嘗到了蔡協民當年曾領受的無奈和痛苦。后來，因叛徙告密，陶 鑄被捕人獄，被國民黨軍法處判處終生監禁，直到1937年國共合作后才波 黨組織營救出獄。”
“那你呢？你在福州還好吧？多邊戀愛，是‘小資產階級思想行為’，‘在群眾中造成很壞的影響，應當受到批評甚至處分’。9月，閩東特委作出一份組織決定：因曾志在戀愛問題上態度不嚴肅，影響團結和工作，特委決定撤銷曾志福霞縣委書記職務，留黨察看4個月，調壽寧縣做群眾工作。我很不服氣，但是又沒有辦法，只好去了壽寧。1935年2月，因國民黨重兵‘圍剿’，閩東蘇區淪陷，我因為重病在身，與黨組織與紅軍失去聯系，被迫離開閩東，輾轉福州“在陶鑄走后，我受組織派遣，奔赴閩東，與葉飛、任鐵鋒等人一起打 游擊、發展革命組織、建設蘇維埃政權。在戰斗中我與葉飛、任鐵鋒等同志互相配合，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但有些人卻妒忌了，借題發揮，說我與任鐵鋒、葉飛關系不正常，搞廣州、上海等地，苦苦追尋黨的組織，直到1936年10月才在上海與黨組織接上關系。但是，我到處找黨組織，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組織決定讓我去延安。”
“1936年我在延安，怎么沒見到你？ ”賀子珍問。
“我在路上耽誤了。1937年9月我離幵上海，途經南京八路軍辦事處 時，意外聽到了陶鑄出獄在武漢工作的消息，于是，我心急火燎地趕到漢 口的八路軍辦事處，迫不及待地給陶鑄寫了一張便條，請辦事處主任李濤 派人送到武昌。當晚8時許，陶鑄突然出現在我的面前，喘著大氣說：‘真 是沒想到我們在這里重逢。上午收到你的信，恨不得馬上要見到你，我下 午開會都坐不住了，會一幵完，立即趕到碼頭，因為大風，輪渡遲發，急得 我要命。還好，我現在終于見到你了，謝天謝地！ ’我癡癡地聽他傾訴，陶鑄 說罷，盯著我看，看得我有些不好意思。真的像做夢一樣，陶鑄則樂得像個 天真的孩子，隨后我們相約到一小飯館里邊吃邊聊，直到夜深人靜……由 于陶鑄的建議，我經組織批準，和在湖北省工委工作的陶鑄一起留在武 漢，并擔任了省婦委書記。后來，陶鑄主持開辦了湯池訓練班，我被任命為 訓練班的黨支部書記。該訓練班只辦了3期，陶鑄就被王明第二次免了 職，他到鄂中大洪山去。我也被撤消職務，我選擇去鄂西。我們又一次無奈 地道別。此后不久，我因眼病在襄樊住院，巧的很，陶鑄也到同一家醫院來 住院，于是我們又聚在了一塊，于是兩人干脆到襄樊50里外的黃龍檔村 住下來，陶鑄悉心照顧我養病。半個月后，我要到宜昌去看醫生，陶鑄就回 鄂中了。”
曾志夫妻倆相親相愛的故事讓賀子珍聽得如癡如醉。
“1939年12月，我來到了朝思暮想的圣地延安，進馬列學校學習。在 延安，一打聽，你去了蘇聯，于是我給毛主席寫了信。主席很髙興，過兩天 就派人接我到楊家嶺見面，他幵門見山地說：‘我一直都在打聽你的消息， 今天見到你，好髙興噢！ ’接著，他又關切地問：‘這幾年你們在哪里？蔡協 民情況如何？你們還在一起嗎？ ’當主席聽了我的敘述，沉默無語。主席留 我一起吃晚飯，江青也來了。吃完晚飯后，主席親自送我到門外很遠處。”
當曾志提到江青時，賀子珍抽搐了一下，但是她很快就恢復了常態， 問道：“后來呢？”
“后來，1940年5月，陶鑄由鄂中經重慶也來到了延安，不久，我們便 有了愛情的果實，樂得陶鑄整天合不攏嘴。但是，琴懷孕7個月時從馬背上摔了下來，孩子沒事，我自己被摔成腦袋蕩。孩子出生的時候，粗心的護 士竟然沒有接住，小孩掉到了產床下面的鐵盆里，孩子命大，還是沒琪。這 個女孩就是我的女兒陶斯亮。1945年，我參加完黨的七大之后，響應毛主 席的號召，告別延安，南下敵占區的兩湖兩廣地區，可沒到目的地，B本兵 就投降了，我又接到中央命令，在河南就地接受日軍投降。一日，陶鑄接中 央電，要求他火速趕往沈陽接受新任務。我和陶鑄等十多個人立即動舟， 曰夜兼程，趕到沈陽后接受新分配的工作。就這樣我們也到了東北工作 了。早幾天聽李富春說你回國了，所以我就趕過來看你了！”
聽完曾志這長長的故事，賀子珍覺得她的人生遭遇也如自己的一樣坎 坷，無限感慨地說：“革命使我們女人付出太多了，希望下一代能記住他們 的母親所走過的路。”
曾志也笑笑：“誰叫我們上過井岡山呢？我們是井岡山的兒女。”
故人相聚，有著說不完的話語。賀子珍和曾志同床而眠，枕邊傾心而 談，一直到天亮，仍然是說不盡的話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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