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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這一階段的中心任務，是摧毀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目的是所謂變“資產階級專政為無產階級專政”；運動表現為“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內戰”。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志。兩次會議相繼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于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的批判。根據《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等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并規定“中央文革小組”“隸屬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后，文革小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指揮機構。
八屆十一中全會后，全國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狂潮，矛頭直指劉少奇、鄧小平。紅衛兵突起，并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大串連”，他們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帶到各地，帶動了各地的動亂，使地方黨組織陷于癱瘓。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的緊急指示，宣布取消“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后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從此，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除野戰部隊外，各級黨委陷入癱瘓，基層黨組織停止活動。接著，毛澤東主持召開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主題的工作會議，點名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強調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會后，全國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同年1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和《關于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規定業余時間由群眾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全國大動亂局面開始形成。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造反組織在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等策動下召開“打倒上海市委大會”，奪了上海市委的權，這就是“一月風暴”。1月8日，毛澤東表示支持并號召奪權，全國內亂由此加劇。
1967年1月至2月間，在中央召開的不同會議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表示強烈不滿，對林彪、江青一伙誣陷迫害老、亂黨、亂軍的罪惡活動進行斗爭。康生一伙向毛澤東作了片面匯報。毛澤東批評了參與斗爭的老同志，二月抗爭被誣之為“二月逆流”。
二月抗爭被否定后，全面內戰，打倒一切的風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操縱下，還掀起了所謂揪叛徒運動、“革命大批判”運動、清理階級隊伍等，制造了劉少奇、陶鑄、彭德懷、賀龍等無數冤案。到1968年9月5月，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所謂“全國一片紅”。
1968年10月，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作了完全的肯定。全會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規定“林彪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林彪在會上作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政治報告，林彪、江青一伙的骨干分子進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強了他們在黨中央的勢力。
第二階段：從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開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開。這一階段的主要內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政變被粉碎。這一事件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此后，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項工作有了轉機。
黨的九大以后，全國進入“斗、批、改”階段。這一階段的中心是要徹底否定所謂“修正主義路線”，貫徹九大方針，把全國各方面工作納入“文化大革命”的軌道。這一階段繼續開展“革命大批判”；繼續“清隊”，進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隊工作擴大化。而精簡機構、下放，走所謂“五七”道路，使大批、知識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質量普遍下降和教學秩序的混亂。1971年，江青炮制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嚴重壓抑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
1971年9月，林彪集團的反革命政變被粉碎后，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采取了許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轉機。但遭到江青一伙的攻擊。毛澤東也認為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從而使批“左”的正確意見被否定，“左”傾錯誤繼續發展。
1973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繼承了九大的“左”傾錯誤和指導方針，王洪文當了黨中央副主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了“四人幫”，使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勢力又得到了加強。
第三階段：從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開到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
1973年7月，毛澤東提倡批林批孔，以維護“文化大革命”。1974年1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得到毛澤東的批準。江青一伙借機把矛頭指向周恩來，以實現其篡黨奪權的陰謀。毛澤東及時發現江青等人的陰謀，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布他們是“四人幫”，并指出江青有當黨中央主席和“組閣”的野心，使其陰謀受挫。
1975年初，四屆人大確定了以周恩來為總理，鄧小平等為副總理的國務院人選。會后，周恩來病重，鄧小平在毛澤東、周恩來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和解決工業、農業、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會議，著手對許多方面的工作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是，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先是號召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繼而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全國人民以各種方式進行悼念活動，“四人幫”卻竭力壓制，加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繼續，激起了民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眾自發地發動了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作了錯誤判斷，將其定為“反革命事件”，并錯誤地處理了鄧小平。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圖取代黨中央的領導。同時向上海民兵分發武器，為叛亂作準備。10月4日，《光明日報》登載“四人幫”炮制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偽造所謂“按既定方針辦”的毛主席臨終囑咐，圖謀執掌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從根本上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1977年8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黨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結束。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