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初，工農革命軍攻克遂川縣城并在城里過春節，部隊的紀律又出現新問題：有的人把商人、小販的貨物沒收了；有的人把藥店稱藥的戥枰也拿走了；普遍的是借用店鋪的門板睡覺后, 隨便抱幾塊還回去，結果店鋪對不上，店家很有意見。

毛澤東進城找群眾了解到這些情況后，就把部隊集合起來， 提出了保護城市中小商人的政策，并宣布了六項注意的紀律：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

在荊竹山宣布的三條紀律和在遂川縣城宣布的六條紀律，后來被確定為“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再后來，經修改完善為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成為人民軍隊的鐵律。

井岡山一帶的群眾逐漸感覺到工農革命軍是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其最大特點是維護老百姓的利益，和國民黨軍隊、以前的舊軍隊有著天壤之別。他們喜歡上了這支軍隊，編了歌謠唱道： “紅軍紀律真嚴明，行動聽命令；愛護老百姓，到處受歡迎；遇事問群眾，買賣講公平；群眾的利益，不損半毫分。”

從永新三灣改編到遂川宣布紀律，毛澤東為這支工農革命軍確定了黨指揮槍的原則、軍隊實行民主的制度、官兵平等的待遇和軍隊的紀律，為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制定了嚴密的組織架構和鐵的紀律，使這支軍隊自誕生之初就處于一個高起點的建設框架中。

10月27日，毛澤東的這支100多人的部隊第一次進入了井岡山的腹地茨坪。

毛澤東的工農革命軍送了70支槍給王佐部隊；王佐也回贈革命軍500擔糧食和一些銀元。

但是，對袁、王的接觸還是初步的，要使這兩支綠林式的農民武裝真正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力量，還有一段路要走。

毛澤東多次同袁文才談心，肯定他反對土豪劣紳的革命精神，又指出他政治目標不明、階級陣線模糊等問題。在這樣的談心中，袁文才的思想覺悟明顯提高。袁文才對于毛澤東的理論水平和對中國革命形勢的分析判斷十分佩服，他對部下說：跟毛委員一起干革命不會錯。

毛澤東也多次上山同王佐談心。王佐跟大家說：跟毛委員談一次話，勝讀十年書。王佐被毛澤東的學識、胸懷感動了，向毛澤東提出了派黨代表的要求。

對王佐的積極變化和要求，毛澤東從心里感到高興，他清楚這個要求的意義。于是，1928年1月，毛澤東派出了何長工到王佐部隊擔任黨代表。

出生于湖南華容縣農民家庭的何長工是個知識分子，他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在法國加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1924年回國，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25 年在湖南南縣、華容從事學生運動，曾任中學校長，并任學校的中共黨委書記，創建該地區中共黨團組織。1926年秋任華容縣農民自衛軍總指揮，中共南（縣）華（容）地委常委兼軍事部部長。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入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后任連黨代表。同年9月參加秋收起義，一直跟著毛澤東上井岡山。關鍵時刻，毛澤東想起了這位外表文弱而意志堅定的老戰友。

毛澤東對何長工說：“長工，前委決定派你上山去做王佐的工作，怎么樣?”何長工問：“去多少人?”毛澤東笑道：“又不是上山打老虎，要許多人去干什么？ 一人足矣。”毛澤東說：“你先去做王佐的‘長工’，再去當他的黨代表。人我們還是要派的，不過現在不是時候，你的工作，就是要他請我們的人上山。

何長工對王佐和他的部隊早有耳聞，知道王佐武藝高強，他的部隊綠林習氣濃重，不講政策，時常捉有錢人“吊羊牯”（當地俗語，指綁架有錢人，讓其家屬拿錢贖人），亂打亂殺。何長工心存顧慮。

毛澤東看出了何長工的顧慮，對他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何長工明白了毛澤東對自己的信任，也明白了這項任務的重要和艱巨。他再無二話，帶上毛澤東給王佐的親筆信，打起包袱直奔井岡山茨坪。

雖說王佐主動請毛澤東派黨代表，但當黨代表真的到來，王佐卻心存防范戒備之心，生怕這個黨代表把他的部隊拉過去。

看到王佐對自己不信任，何長工釆取迂回戰，先接近王佐的家人，尤其是他的母親，通過家人來影響王佐。除了這樣耐心細致的工作，何長工還讓工農革命軍配合，幫助王佐做了一件大事-----除掉反動武裝頭領尹道一。

尹道一是井岡山周邊7縣的反動民團總指揮，是有名的惡霸、地頭蛇。王佐和他打了多年，結下了血海深仇。這支反動武裝，也是工農革命軍發展井岡山根據地的一大障礙。

何長工對這一段經過記憶猶新：“尹道一一向很輕視王佐， 他仗著人多勢力大，每次和王佐打仗，總是窮追一氣。當我了解到這個情況后，便建議王佐，設法把尹道一引上山來，選擇一個有利地形，打他的埋伏。

“王佐聽了，兩眼眨眨轉了幾轉，兩手一拍叫道：‘著！此計甚妙。不把這個賊子滅了，我絕不甘心！’

“我們仔細地研究了行動計劃，在一個夜晚，率領部隊下了山。

“尹道一的司令部，駐扎在永新縣東鄉的拿山，從那里到茨坪，中間要經過一個險要山坳，叫旗鑼坳。據說，從前井岡山出過一個翰林，這里是舉旗鳴鑼接翰林的地方。我們估計，尹道一不追便罷，要追，一定經過此地。因此，我和刁飛林帶一個連埋伏在這里，王佐和李克昌帶一支人馬趕到尹道一所在地拿山。他們拂曉打響，天一亮回頭便跑。尹道一不知是計，帶領民團，猛追出來。

“天將中午，他們追到了旗鑼坳。先頭部隊追上了山，尹道一的指揮部駐下吃飯休息。

“我們埋伏的部隊看見尹道一上了圈套，一個猛沖，搞了下去。他們有的在吃飯，有的把槍放在一邊睡覺，根本就沒想到這一著，頓時慌作一團，四處奔逃。尹道一當場被打死。刁飛林把他的頭顱斬下，用包袱包好，收拾了戰利品，便收兵回山。

“到了山上，天已大黑。消息早有人報給了王佐。他連聲問道：‘真的把賊子除了？’

“‘請看這是什么？’刁飛林展開包袱，把尹道一的頭拋在地上。

“王佐端過燈一看，拍著手大叫道：‘著！就是這個賊子，就是這個賊子！你害死了多少老百姓！作盡了惡，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啊!’說罷便令人擺酒設宴、慶祝勝利。

“這一夜，山上燈火通宵不熄，如同過年一般。王佐喝了個大醉，不時把大拇指伸到我面前，連聲說：‘毛委員派來的人，有辦法!’

“其實這個小伏擊戰，對我們工農革命軍每個指揮員來說，并不是什么新奇的東西，這是毛澤東同志經常教導我們的基本作戰方法，但在王佐的眼里，卻是了不起的事。”

這一仗后，王佐對何長工這個黨代表十分信服，表示：“從今以后，我王佐跟定了共產黨。你們說怎么辦就怎么辦，刀山火海也不含糊!”何長工見時機到了，請示前委，增派康健、蕭萬俠、宋任窮到王佐部開展工作，發展黨的組織，籌建士兵委員會，進行政治、文化教育。

1928年2月下旬，在寧岡大隴朱家祠堂前的草坪上，毛澤東主持大會，宣布袁文才、王佐部隊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1師2團。袁文才任團長，王佐為副團長，何長工為黨代表。至此，袁文才部、王佐部完成了從綠林到革命軍的質的轉變，同毛澤東率領上井岡山的工農革命軍融為一體，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正式武裝力量。同年4月，王佐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介紹人就是何長工。成為的王佐向何長工說出了一番心里話，他說：“何黨代表，你剛上井岡山時，我還想改造你噢!”何長工一愣：“你怎么改造啊?”王佐說：“我們開了會，有幾個辦法：第一，你不抽煙，不喝酒，我們就要你抽煙，要你喝酒；第二，你不要老婆，我們就搞幾個美人纏住你；第三，你不入會門、道門，我們就和你喝雞血酒，同你結拜兄弟，慢慢地把你改造過來。后來一看，你這個人了不起。你是金不換，鐵打不動的。”

兩人拊掌大笑之余，何長工隱隱感到后怕。

隨著袁、王部正式編入工農革命軍，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在井岡山站穩了腳跟。毛澤東上山建立革命根據地的第一步實現了，中國革命有了立足點。中國革命通往勝利的道路初露端倪。

1930年，何長工擔任紅8軍軍長。長征初期他任軍委縱隊第二梯隊司令員兼政委。遵義會議后任紅9軍團政委。新中國成立后，曾任重工業部副部長、代部長，地質部副部長、黨組書記。 1977年任軍事學校副院長。1982年至1985年為中顧委常委。曾任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1987年12月29日在北京逝世。何長工上井岡山改造王佐部隊的歷史故事, 20世紀70年代曾被改編成現代京劇《杜鵑山》。

1930年2月24日凌晨，袁文才、王佐被錯殺于永新縣。1950年，袁、王被追認為革命烈士。1965年5月，闊別38年后,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接見了袁文才和王佐的遺孀謝梅香和羅夏英。毛澤東緊緊握住老人的手說：“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們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做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