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中國人民銀行發行了一套新版人民幣。這套人民幣中引人注目的是100元面值的圖案：它的正面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4位偉人的側面雕像，背面是一座山的主峰照片。這座山就是井岡山。

歷史再一次選擇了井岡山。

為什么當年歷史會選擇井岡山？

為什么會走出一條井岡山的道路？

這條道路又通向何方？

要弄清這些問題，還是先稍稍進入了解一下中國近代歷史。

從1927年8月開始，中國共產黨人不斷用武裝起義、暴動、武裝割據、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等方式，公開和國民黨反動派真刀真槍地干了，用毛澤東后來多次說過的話講：這是被逼的。

的確是被逼的。早期的共產黨一開始并沒有打算用暴力進行革命。

中共一大的綱領這樣表述：一、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必須援助工人階級，直到社會階級區分消除的時候；二、直至階級斗爭結束為止，即直到社會的階級區分消滅為止，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三、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四、聯合第三國際。

中共二大制定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黨的最低綱領即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立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然后再進一步創造條件，以實現黨的最高綱領：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共產主義社會。

中共一大的綱領有“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的表述，二大的綱領進行了一些修改“黨的最低綱領即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立國內和平”。

從“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到“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立國內和平”，二大綱領的針對性更為明確了。

中共二大剛開過的第二個月，1922年8月，共產國際就有指示，要求中共在杭州召開特別會議，決定同國民黨合作。

對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共產黨人還是有好感。

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國民黨在社會上頗有威信，而且孫中山本人對共產黨合作持歡迎的態度。

西湖會議后，中共的一批重要領導人李大釗、陳獨秀等，就以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國共合作拉開了序幕。

2016年11月11日，北京隆重集會，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中共中央總書記習在紀念大會上發表講話，對孫中山先生的歷史功績做出高度評價：“孫中山先生的偉大，不僅在于他領導了辛亥革命，而且在于他為了實現革命理想，與時俱進完善自己的革命理念和斗爭方略，毫不妥協同逆時代潮流而動的各種勢力進行斗爭。他堅決反對軍閥分裂割據，堅定維護民主 共和制度和國家完整統一。十月革命爆發后，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入中國，為孫中山先生認識世界和中國打幵了新的視野。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孫中山先生同中國共產黨人真誠合作，在中國共產黨幫助下，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改組中國國民黨，推動北伐戰爭取得勝利，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推向前進。毛澤東同志把三民主義綱領、統一戰線政策、艱苦奮斗精神并稱為孫中山先生‘留給我們的最中心最本質最偉大的遺產’，是‘對于中華民族最偉大的貢獻’。”

兩位中共最高領導人對孫中山先生的評價，不僅評價了孫中山先生的偉大，也評價了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中國共產黨人民族利益至上的真誠。

共產黨人對國共合作的真誠具體表現在北伐中。

1926年8月，以共產黨人葉挺為團長、共產為骨干的第 4軍獨立團擔任北伐先鋒。8月下旬在湖北攻下汀泗橋、咸寧和賀勝橋，擊潰吳佩孚主力，并在10月10日攻占武昌。葉挺獨立團戰功卓著，第4軍被譽為“鐵軍”，葉挺被譽為北伐名將。

但就在北伐節節勝利，控制了南方大部分地區，準備向北方推進時，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背叛了孫中山遺囑、背叛了革命，轉過身來，向合作伙伴中國共產黨人舉起了屠刀。

這一切發生得太快。從1926年7月誓師北伐，到1927年四 一二政變，才9個月。

孫中山先生逝世太早，未能完成他國共合作的最終目標；

蔣介石變臉太快，斷送了孫中山設計的民族復興前景。

孫中山和共產黨人都沒料到：

革命剛剛起程，同僚已經背叛；

革命還在進行，同伴已遭屠殺；

革命尚未成功，道路已被斷送。

蔣介石的背叛，連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宋慶齡也感到了憤怒。 四一二政變發生后，她與鄧演達、何香凝、毛澤東、董必武等40 人聯名發出《討蔣通電》，指出：蔣介石背叛革命后，“一切帝國主義之工具，皆麇集于其旗幟之下，以從事反革命；一切革命分子，皆被以共產黨或勾結共產黨之名，除之務盡，今已開始進行，將來必變本加厲”。號召革命軍民“依照中央命令，去此（孫）總理之叛徒，本黨之敗類，民眾之蟊賊”。7月15日，汪精衛控制的武漢政府不顧國民黨左派的反對悍然“分共”，叛變革命。宋慶齡又一次發表《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她指出，蔣介石、汪精衛控制的政府“違背了孫中山的意思和理想”。她宣布退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南昌起義當天，宋慶齡和毛澤東等22位國民黨中央委員發表了宣言，并和鄧演達、周恩來等25人組成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可以想見，蔣介石等國民黨右派的背叛革命，是如何不得人心。

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把共產黨人逼上了絕路。

于是，就有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大大小小的起義、暴動。中國共產黨人用這種自己本未計劃并不擅長的行為，為自己，也為民族的生存走向漫漫抗爭之路。

毛澤東、朱德率領秋收起義和南昌起義的隊伍先后上了井岡山，但國民黨反動派并沒有放過這一小股共產黨人，將他們稱之 為“共匪”，并調集大批軍隊予以武力“討伐”。先是調集一省的兵力，謂之“進剿”；繼之調集幾省的兵力，謂之“會剿”；到后來蔣介石親自上陣，調集中央軍優勢兵力，謂之“圍剿”，并達5次之多，大有不剿滅紅軍誓不罷休的勢頭。

一次又一次苦苦緊逼。

1930年10月，蔣介石調集10萬軍隊，制定出“長驅直入，分進合擊”戰術，開始了對贛西南革命根據地的第一次“圍剿”。

朱毛紅軍根據敵情，做出了“誘敵深人”的方針，在運動中伺機破敵。

和敵軍周旋了近兩個月的紅軍終于在運動中制造了一個機會：12月28，等不及了的第9路軍總指揮魯滌平命令所屬各師向紅軍發起總攻擊。敵一縱司令兼第18師師長張輝瓚立即出動，將一個旅留守在后方東固，自己率師部和第52旅、第53旅，向龍岡進發。

12月30日，龍岡細雨蒙蒙濃霧籠罩，是個打伏擊的好天氣。張輝瓚率部由龍岡向五門嶺推進，走進一條狹窄的山谷，遭到埋伏在兩旁的紅軍突然攻擊，敵退路也被切斷。這一仗從上午10點打到下午6點，紅軍全殲敵兩個旅和師部近1萬人，活捉第18師師長張輝瓚。

此次大捷后，毛澤東抑制不住興奮之情，寫下一首《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

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沖霄漢。

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

二十萬軍重入翁，風煙滾滾來天半。

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

1931年1月3日，紅一方面軍乘勝進抵東韶附近，向敵第50師發起攻擊，殲敵3000多人。其他各路國民黨軍見此慌忙撤退。國民黨軍第一次“圍剿”被打破。

對被紅軍俘虜的張輝瓚，國共雙方都很重視，派代表在上海進行了一次談判，初步擬定贖救張輝瓚的條件。1月28日，東固軍民召開反“圍剿”祝捷大會，提出在會上公審張輝瓚。毛澤東指示多派紅軍戰士在會場保護張輝瓚。東固軍民憤恨其部進入東固根據地時大肆燒殺擄掠，群情激奮，會場一度出現失控。赤衛隊員和青壯年群眾涌上主席臺，將張輝瓚搶走，把他拖到離會場不遠處處死，將其頭顱割下放在木排上順贛江而下，幾天后被蔣介石軍隊撈起。

第一次“圍剿”，蔣介石損兵折將，大為惱火，立即發動第二次對紅軍的“圍剿”。1931年2月，蔣介石派軍政部長何應欽兼任南昌行營主任，指揮湘鄂贛閩四省軍隊，調集18個師加6個旅20萬人，采取“穩扎穩打，步步為營”的戰術，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據地包圍前進。

朱毛紅軍經過反復推敲論證，決定了這次反“圍剿”的策略：堅決的進攻，艱苦的奮斗，長期的作戰，以消滅敵人。面對強敵，紅軍還是隱蔽待機。

等了20多天，敵人沉不住氣了，忘記了他們“步步為營，穩扎穩打”的戰術，敵公秉藩第28師和第47師一個旅分成兩路，急匆匆向東固奔襲而去。

機會來了。毛澤東、朱德立即命令消滅這股敵軍。

5月16日，事先埋伏的紅3軍突然從山上猛沖下來，將敵人打了個措手不及，敵人陷入一片混亂。到下午5時，敵大部被殲。紅3軍順勢進入富田。右路紅4軍也殲滅敵第47師一個旅。第二次反“圍剿”，紅軍首戰告捷。

挾首戰告捷之雄威，紅軍再接再厲，連打4個勝仗：

17日，在吉水白沙殲敵郭華宗第43師一個旅和敵第7師第1旅殘部。駐扎在永豐藤田的敵郝夢齡第54師見狀不妙，撒腿連夜撤往永豐。

21日，紅軍猛敲增援郝夢齡第27師的先頭部隊，在中村消滅敵一個旅大部。

27日，紅軍主力雷霆出擊廣昌，激戰一天，拿下廣昌城，殲敵第54師一部，其師長胡祖玉傷重而亡。

31日，紅軍狂風般突襲建寧縣城，全殲敵劉和鼎師3個團，繳獲大量武器和物資，紅軍大勝。

半個月時間，毛澤東、朱德指揮紅一方面軍旋風般從贛江東打到閩西北，橫掃700余里，連打5個勝仗，粉碎了蔣介石的第 二次“圍剿”。

這幾仗贏得痛快，誘得毛澤東詩興大發，又填詞一闋《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

白云山頭云欲立，白云山下呼聲急，枯木朽株齊努力。

槍林逼，飛將軍自重霄入。

七百里驅十五曰，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

有人泣，為營步步嗟何及！

英雄的豪邁輕松和詩人的詼諧調侃，躍然紙上。

兩次“圍剿”失敗，國民黨對紅軍的緊逼并沒有絲毫松懈, 反而以更兇猛的瘋狂、更多的兵力、更緊密的節奏，于1931年6月發動了第三次“圍剿”，此時距第二次“圍剿”結束才不到一個星期。這倒是有點像一首流行歌曲里的節奏：國民黨軍的第三次 “圍剿”，比前兩次來得更早一些。

這次“圍剿”，蔣介石親自掛帥。

6月初，蔣介石發布《為“剿匪”告全國將士書》；22日，他乘軍艦從南京抵達南昌；7月1日，他下達總攻擊令。

調兵遣將，謀劃布局，一切在蔣介石的指揮下緊鍛密鼓地進行著。

兵力部署：任命何應欽為“圍剿”軍前敵總司令兼左翼集團軍總司令，陳銘樞為右翼集團軍總司令，兩路大軍總兵力達23個師加3個旅共30萬人。

戰術實施，采用“厚集兵力，分路圍攻，長驅直人”。

對于來勢洶洶的國民黨軍，紅軍針鋒相對，采取“避敵主力，打其虛弱”的戰術，即還是游擊戰靈活機動的戰術。

第三次反“圍剿”歷時3個月，紅軍與國民黨軍共進行了蓮塘、良村、黃陂、老營盤、高興奸、方石嶺6場戰斗，紅軍的戰績為五勝一平（高興圩戰斗），共殲敵17個團3萬人，其中俘敵18000余人。蔣介石提出的“三個月消滅共軍”的鑿鑿誓言，剛好倒過來了，成了一個破碎的泡影。

在一年時間內，國民黨軍發動了3次對紅軍的“圍剿”，動用兵力60萬。

紅軍3次取得反“圍剿”的勝利，只有3萬兵力。第一次反“圍剿”只用了一周時間，第二次用時半個月，第三次耗時3個月。

國民黨軍3次“圍剿”后，紅軍不僅沒有被剿滅，反而越剿越強：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作戰原則和戰略戰術；革命根據地不僅沒有被剿滅，反而給紅軍創造了機會，將原來贛西南根據地和閩西根據地連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據地。這塊根據地共有28個縣，15座縣城，5萬多平方公里，人口250多萬。

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僅僅一個月后，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的葉坪村召開了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選舉了最高權力機構領導人，毛澤東為中央政府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大會通過了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中 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經濟政策》等法令。隨后，作為國家機器的各部門相繼組建成立并運轉。

在強敵環伺、硝煙未盡的環境下，中國共產黨人從容地進行了一次建國的預演。這次預演從形式到內容都很完整：有全國代表大會，有立法，有選舉，有國家機構，還有閱兵式、提燈晚會等。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仍然是在國民黨軍的重重圍逼下 完成的。這彰顯出中國共產黨人的氣魄、遠見和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的拳拳之心。

國民黨軍連續3次對根據地和紅軍的“圍剿”均以失敗告終， 而共產黨和紅軍卻是地盤越打越大、軍隊越戰越強，并且還在國民黨重兵圍困之中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國民黨的屢屢失敗和共產黨的公開張揚，讓蔣介石恨恨不已。 按說，挨了3次打該長點記性痛定思痛，但蔣介石不，每挨一次 打，他對共產黨紅軍的仇恨便增加十分，報復的勁頭便瘋狂二十分。他在身叛革命、背叛孫中山先生遺囑的路上越走越遠越走越起勁了。他心里對革命的理解和行動目的只剩下—個剿滅共產黨紅軍。

還是步步緊逼。

1933年1月底，仍然是蔣介石親自披掛上陣，到南昌擔任贛粵閩邊區“剿匪”軍總司令，調集重兵50萬，對中央蘇區進行第四次“圍剿”。這次，他采用軍事“圍剿”和經濟“圍剿”雙重打擊的戰略。軍事“圍剿”叫“殺死政策”，老辦法，依靠重兵武力，但接受前幾次“圍剿”躁動冒進的教訓，這次采取“分進合擊”戰術。經濟“圍剿”采用的是“餓死政策”，用經濟封鎖的辦法將紅軍困死。蔣介石構想，兩只鐵拳出擊，志在一舉剿滅中央蘇區的共產黨和紅軍。

這次反“圍剿”的紅軍領導人，卻發生了變化：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反“圍剿”行動；而在上一年10月被錯誤批判為“右傾”、被迫離開紅軍領導崗位的毛澤東，這次負責領導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

雖然毛澤東離開了紅軍的領導崗位，但指揮紅軍的周恩來、朱德，已經在前幾次反“圍剿”的經驗基礎上，將紅軍的游擊戰術運用自如、得心應手。

2月27日，紅軍在黃陂設伏，對進入我軍預設戰場的敵第52師和第59師發動猛烈攻擊，激戰兩天，紅軍殲敵大部，活捉敵第52師師長李明和第59師師長陳時驥。3月20日，紅軍在草臺崗再與敵激戰一天，殲敵第11師大部。黃陂、草臺崗兩仗，紅軍共矸滅國民黨軍近3個師，俘1萬余人，并創造了紅軍戰史上以大 兵團伏擊殲敵的范例。

3月下旬，蔣總司令親自指揮的國民黨軍第四次“圍剿”，又 一次被紅軍打破。

第四次反“圍剿”取得勝利后，毛澤東又一次來到瑞金的大柏地。他第一次到這里是1929年，和朱德、陳毅率領紅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后，在這里和追兵打了一仗，取得重大勝利。此次舊地重游，紅軍又剛取得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毛澤東心情大好， 寫下《菩薩蠻·大柏地》一詞，詞中最后兩句是“裝點此關山，今朝更好看”。經過短短4年，這里不僅成為中央蘇區，而且瑞金還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你說是不是“今朝更好看”？

蔣介石的看法恰好相反，他認為這塊紅色根據地十分刺眼，不僅不好看，而且有害，要千方百計、不惜一切代價除之而后快。

1933年下半年，規模空前的第五次“圍剿”幵始了。蔣介石親自任總司令，調集百萬軍隊，兵分三路，向中央蘇區進攻。

這次“圍剿”，蔣介石采取了新的方針和戰術。新方針叫“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在根據地周邊實行保甲制度和“連坐法”，并繼續對根據地實行更嚴密的經濟封鎖；軍事上釆取“堡壘主義”，用沿途構筑密集堡壘的方式，步步向根據地推進。

此時，中央紅軍主力已發展壯大到8萬之眾，雖然和國民黨軍的百萬大軍相比，人數上處于絕對劣勢，但紅軍經過從井岡山到中央蘇區的一系列反“進剿”“會剿”“圍剿”的磨煉，已經熟練掌握了敵軍作戰的戰術，而且將自己的游擊戰術運用得出神入化。如果以己之長攻敵所短，打破這次“圍剿”還是有一定勝算的。

但此時中央和紅軍的最高領導人發生了根本變化：1933年5 月，臨時中央決定增補博古、項英為中革軍委委員，項英代理在前方的中革軍委主席朱德的職務。這樣一來，軍事指揮權就由臨時中央總負責人博古取得。

博古名叫秦邦憲，1925年加人中國共產黨，次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回國，1931年9月擔任中共臨時中央主要負責人，當時24歲。1933年1月下旬到達瑞金的中央蘇區。

博古不懂軍事，也沒有軍事斗爭的經歷，剛到蘇區接手軍事指揮權就面臨百萬大軍壓境的前所未有的大戰，心里實在沒有底。而恰恰在這個時候，共產國際那邊來了一個奧托·布勞恩。

布勞恩到中國來，是共產國際派他送錢來營救一對在共產國際中國聯絡站工作的蘇聯夫婦。錢送到了，本該回去，但恰好遇到博古。比博古大7歲的布勞恩于1932年從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校畢業，他和博古在莫斯科就認識。

布勞恩的出現，讓博古感到異常高興，不僅因為相識，更重要的是他來自共產國際，畢業于伏龍芝軍事學校。對博古來說， 正需要一個這樣有共產國際背景又懂軍事的人來輔佐他。這真是瞌睡遇到了枕頭。博古把布勞恩留下來做他的軍事顧問。為便于工作，布勞恩改了個中國名字，也就是大家熟悉的、進入了歷史的李德。

李德是軍事學校畢業生，但沒有參加過戰爭，沒有實際作戰經驗。博古一下把他奉為一個東方大國的軍事顧問，對李德是一件受寵若驚的事，對中國革命卻是一個巨大災難：一對這樣的組合，差一點毀掉了紅軍和中國共產黨。

于是，一個姓李的德國人，用他剛學到的外國軍事教科書上的操典，盡情地想象并調動著這個陌生的東方國度的一方軍隊，去和另一方作戰，不管交戰雙方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也不管這里的雙方軍隊熟悉哪種戰術、這里的地形適合哪種戰法，連這個國家的國情也不了解。

典型的紙上談兵。

博、李組合很快制定出第五次反“圍剿”的方針：“御敵于國門之外”，實行“不讓敵人蹂躪一寸蘇區土地”。他們將前幾次反“圍剿”戰爭中實行的有效的積極防御方針棄之不用，轉而提出一個響亮的口號，進行“中國兩條道路的決戰”！軍事部署上采用“兩個拳頭打人”。也不掂量一下，總兵力還不足敵方的十二分之一，還要分成“兩個拳頭打人”。這種以自己的短處去拼敵人長處的戰法，無疑是拿雞蛋往石頭上碰。

毛澤東一開始就不同意這次的反“圍剿”方針，提出了“誘敵深入”的戰術，在運動中消滅敵人。

但毛澤東不在領導崗位，他的意見，博古聽不進，李德聽不懂。

響亮的口號，讓大家摸不清頭腦；硬碰硬的打法，讓紅軍遭受到一次次挫折。根據地在敵人堡壘的推進下一步步后退、縮小。

這樣的打法，讓習慣運用靈活機動的游擊戰打勝仗的紅軍指戰員很不習慣，他們看著一批批戰友在自己的身邊倒下，根據地 一天天在自己的手中丟失，感到十分憋屈和想不通。火暴性子的彭德懷有一次沖著李德的面吼道：“你這是崽賣爺田不心疼!”

這樣苦苦支撐著到了 1934年的10月，蔣介石軍隊對中央蘇區的合圍基本形成，紅軍被迫進行戰略大轉移。10月10日，中共中央率中央紅軍主力和中央機關人員共86000余人，從瑞金、雩都等地出發，踏上了漫漫長征路。毛澤東和警衛人員10月18 日渡過雩都河開始長征。

蔣介石的百萬軍隊，加上中共領導人的戰略失誤，讓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中國革命走上了懸崖絕壁。

但對這些戰略戰術的錯誤，博古和李德并沒有認識到，他們依然按照自己的那一套，繼續一步步把黨中央、紅軍帶上一條兇險無比的道路。

長征初期，紅軍大搬家似的轉移，散步似的行軍，不管后面國民黨幾十萬軍隊緊追著打，也不管前面幾十萬國民黨軍在快速調集堵截，也不管每天國民黨軍的飛機追著轟炸。時時要作戰、要防空襲；時時有戰友在身邊倒下、犧牲。中央機關每天以20多公里的速度從容不迫地走著。

一路轉戰來到了廣西全州、興安間的湘江邊。這是國民黨軍為堵截紅軍設置的第四道封鎖線。10月27日，紅軍控制了湘江渡口，但由于隊伍搬家帶的壇壇罐罐太多、行動太緩慢，紅軍主 力還未過江，就遭到急速趕來的敵軍夾擊。湘江戰役是長征路上最為慘烈的一仗，無法用筆墨形容，用一個數字就能讓你感到震驚：這一仗，紅軍犧牲了5萬多人！

離開蘇區才半個來月，只湘江一仗，86000多人就只剩3萬多，損失大半！

湘江邊的人說：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