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武裝斗爭的實踐中，有兩次尋找中國革命落腳點的經歷。

第一次是1927年秋收起義后，毛澤東率領部隊，尋路上了井岡山。

第二次是1935年紅軍長征路上，重新回到紅軍和中國共產黨領導崗位的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尋路到陜北。

兩次都有不少相識之處：都是在危急時刻；都是在抵制并糾正共產國際和黨內錯誤路線指揮后；都是在一種偶然情況下獲得新信息，果斷決策。

實踐證明，這兩次決策挽救了中國革命，挽救了中國共產黨。

當年，毛澤東帶領人數不滿一千的工農革命軍上井岡山時，對那里的實際情況一無所知，對革命軍能在井岡山待多久、能打出多大的局面也沒有底。但就是這樣一支隊伍，后來會合了朱德的南昌起義軍、彭德懷的紅5軍，在井岡山堅持了兩年多的斗爭，開創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并逐漸將根據地不斷擴大:

先是6個縣，后來擴大到贛南閩西的60個縣。在此影響下，全國陸續創立了十幾個革命根據地。星星之火，呼啦啦成燎原之勢。

井岡山斗爭時期，雖然只有短短兩年多時間，但內容卻很豐富，創造了若干個第一：

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

第一支人民軍隊；

第一套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

第一部土地法；

第一次土地革命；

第一個縣級紅色政權；

第一次從理論上闡明了中國革命勝利的正確道路；

還有第一個被服廠、第一個軍械廠、第一個造幣廠……

這若干個第一，是在一種白色恐怖、軍閥割據環境下創造的，其間的艱苦卓絕、艱難困苦，常人難以想象。能夠創造這樣的奇跡，靠的是一種精神力量支撐。

時間流逝了，精神永存。

精神沒有形狀，但確實存在；

精神看不到，卻能感受；

精神不是物質，卻能傳承；

精神經過時間的沉淀，成為文化。

當代文化學者余秋雨認為：“文化，是一種包含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態共同體。它通過積累和引導，創建集體人格。”

井岡山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集體創建的一種文化。由于這一文化的鮮明特色，其被稱為紅色文化。

中央蘇區時期，形成了蘇區精神。這其中，有井岡山的紅色文化基因；

舉世聞名的紅軍長征，形成了長征精神。這其中，有井岡山的紅色文化基因；

延安時期，形成了延安精神。這其中，有井岡山的紅色文化基因；

抗戰時期，形成了抗戰精神。這其中，有井岡山的紅色文化基因；

西柏坡時期，形成了西柏坡精神。這其中，有井岡山紅色的文化基因。

新中國成立后，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形成的抗美援朝精神、大慶精神、兩彈一星精神、焦裕祿精神、雷鋒精神、中國女排精神、九八抗洪精神、抗震救災精神、奧運精神、航天精神都能看到紅色文化基因的閃耀。

一種新的文化樣式的產生和形成，除了創建人的集體人格行為外，還與創建人的自身文化修養、創建人成長活動地域的文化傳承分不開。

毛澤東的家鄉湖南韶山，這是一個和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有著密切關聯的地方：舜帝南巡，來到湘江流域的一座山上讓人奏起韶樂，引來了鳳凰起舞，于是，這座山就被叫作韶山。

湖南在春秋戰國時期屬于楚國，楚文化繁榮發達，影響力在長江流域較大，其代表人物屈原，以其人格魅力和充盈深邃思想的楚辭，進入歷史。

韶山毛氏原籍江西吉水縣，與古代廬陵府一江之隔。而在長期歷史進程中孕育、發展、形成的廬陵文化，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贛文化的重要支柱。廬陵文化的代表人物很多，其杰出的代表人物歐陽修、文天祥，一個榮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一個為千古傳誦的民族英雄。與廬陵毗鄰的吉水和在200里范圍內的井岡山根據地寧岡、遂川、永新、蓮花諸縣，在濃濃的廬陵文化的覆蓋和輻射下，得到了優秀傳統文化的滋養。

毛澤東青年時代在湖南度過，受到過楚文化的熏陶和滋養，這從他不止一次提到過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一文和他《七律·答友人》詩中的用典可以看出來。毛澤東自1927年至1934年在江西從事革命工作7年，在革命實踐中留下不少經典詩文，這成為毛澤東思想的一部分。毛澤東本人也從這塊土地上吸取過文化養分，這從他手書文天祥《過伶仃洋》《正氣歌》詩可以得到證實。現在吉安縣文天祥紀念館門柱上的楹聯“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用的就是毛澤東的手書。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屈原一生所追求表達的，是一個民族的勇于探索和為探索萬死不辭的精神。“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文天祥在國之大廈將傾時所表現出的浩然正氣，正是我們民族的精氣神，這樣的精氣神與山河同在，與日月同輝。

這些都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中國共產黨人吸取了這樣的優秀傳統文化，并在長期殘酷、復雜的斗爭環境中將這種文化發揚光大，鍛造成新時代的民族精神，升華為紅色文化的邀因。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學習型的政黨，從它誕生之日起，就在不斷地努力學習。中國共產黨人不僅僅善于吸取祖國的優秀傳統文化，還善于吸取一切中外進步文化。

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就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將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世界先進文化傳播到中國后，發生的一件幵天辟地的大事。

毛澤東后來對斯諾說，有三本書影響他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史》《階級斗爭》這三本書，都是外國人寫的。

2016年2月初，習總書記來到江西看望慰問廣大群眾，并上井岡山瞻仰革命烈士陵園，看望全國道德模范和英烈后人。習說：“井岡山時期留給我們最為寶貴的財富，就是跨越時空的井岡山精神。今天，我們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堅持堅定執著追理想、實事求是闖新路、艱苦奮斗攻難關、依靠群眾求勝利，讓井岡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時代光芒。”

的確是跨越時空的精神傳遞。90年前老一輩革命者們在井岡山凝聚的精神，在當代人身上得到了傳承和弘揚。

習總書記高度概括的井岡山精神核心要素，缺一不可。

當年毛澤東、朱德等上井岡山時，正逢大革命失敗，全國處于白色恐怖籠罩之下，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被殺，中國共產黨的命運處于危機時刻，中國革命的航船向何處去？誰也無法說清。這個時候卻高舉起革命的大旗，毅然拉起革命力量和反動派公開對抗，沒有堅定執著的革命理想支撐，人們是不會去這樣做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在里仁學校站出來了，朱德在天心圩站出來了，講的都是直白而又深刻的道理：共產黨人對理想的堅守。來到“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的井岡山彈丸之地，深山老林，生活艱苦，敵人圍剿，前途渺茫。有人懷疑，有人動搖；有人逃跑，有人背叛。沒有堅定執著的革命理想支撐，剩下的這 些人是堅持不下來的。

理想是一個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旗幟。在和平環境亮出旗幟容易，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豎起紅色旗幟、堅守理想，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氣和膽魄。只有這些中國共產黨人做到了。

毛澤東率部上井岡山，違背了共產國際和中央、湖南省委 “攻打長沙”的指示，把中國革命的重心從城市扭轉到了農村，創造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新路。這樣全新的革命實踐和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中都沒有論述過，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所有決議中找不到，共產國際的指示中也從來沒有過，這是毛澤東在革命實踐中根據中國國情做出的判斷和選擇。后來的實踐證明，這條道路是正確的，

是符合中國國情的。但當時毛澤東為開創這條道路付出了極大代價：中央遵從共產國際代表的意見，開除了毛澤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而湘南特委代表周魯傳達中央決定時誤傳為開除黨籍，取消了以毛澤東任書記的前敵委員會，讓毛澤東離開了中央領導崗位，蒙受了極大委屈和打擊。但毛澤東沒有因此退縮、放棄，依然堅守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不久，中央正式文件到達，糾正了將毛澤東“開除黨籍”的誤傳，毛澤東又可以在部隊中發揮領導作用。之后，毛澤東領導工農革命軍實現了朱毛會師，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得以鞏固、擴大，并由此產生巨大影響，全國陸續創建了十幾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的星星之火，呈燎原之勢。中國革命終于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

實事求是，是建立在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和正確分析上；對馬克思主義原理的理解和把握上；更重要的是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用毛澤東的語言表述，就是用馬列主義之“矢”，去射中國革命實踐之“的”，而不是生搬硬套, 死背教條。在這個前提下去闖出一條新路。

因此，實事求是、敢闖新路是一種科學精神，此外更要具備勇于犧牲的精神。

并沒有組織或上級領導要求毛澤東這樣做，反而上級認為他這樣做是錯誤的，還給他處分。毛澤東做了，這是他對中國革命、對中國共產黨、對民族前途命運的一種歷史擔當。

近代中國，也有不少仁人志士在努力尋找救國之道。

鴉片戰爭后，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西方列強憑借《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大肆掠奪中國財富。清政府為了支付高達2800萬元的戰爭賠款和贖城費，對內加緊橫征暴斂，增加稅收一至三倍甚至更多。地主階級乘機兼并土地，加重對農民的剝削。

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了國內階級矛盾。鴉片戰爭后10年間，各族人民自發的反清起義大大小小有100多次，太平天國運動就是其中影響范圍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

1851年，洪秀全在廣西金田起義，建號“太平天國”。義軍初起，得到沿途貧民響應，勢力大增，曾一度攻下南京建都，威脅和動搖了清王朝統治。由于清王朝軍事力量大于義軍力量、義軍缺乏穩固根據地作為后援、義軍內部分裂等多種原因和自身的局限性，太平天國運動終于在1864年以失敗而告終。

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統治，創立了共和。但國家仍處于軍閥割據狀態，孫中山還沒來得及實施他提出的 “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還沒讓廣大民眾得到實際利益，就逝世了。他的繼任者很快背叛了他的路線，成為新的反動統治者。從這個意義上說，“革命尚未成功”。

還有一些試圖強國的運動，如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前者通過學習西方國家的先進工業技術來增強國力；后者試圖通過內部體制變革來救國圖強。這些運動由于未能觸及封建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未能獲得中國最廣大民眾的支持，或半途而廢，或告失敗。

救國救民的道路并沒有找到。

在上海興業路和浙江嘉興南湖的小船上，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制定了建立新社會的目標，開始了偉大的探索和實踐。

目標有了，但實現這一目標的道路如何走，卻不清楚。

直到八七會議后，毛澤東拒絕瞿秋白邀請他到城市工作而去領導秋收起義，秋收起義放棄攻打長沙大城市而轉向農村建立根據地，中國革命的道路才變得清晰起來。

為了找到這一條正確道路，中國共產黨人用了6年多時間， 犧牲了5萬多名共產、數十萬革命群眾，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代價是沉重的，但所幸的是正確道路找到了。這是中國之幸。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在1927年至1949年的22年中，毛澤東同志和黨的其他領導人一道，克服重重困難，逐步制定和領導執行了使革命由慘重失敗轉為偉大勝利的總的戰略和各項政策。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多次從危機中挽救中國革命，如果沒有以他為首的 黨中央給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和人民軍隊指明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我們黨和人民可能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時間。”

現在的井岡山，高速公路、鐵路直達，機場建在山腳下，已成為集革命傳統教育和旅游為一體的美麗城市，“到處鶯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而當年的井岡山，只是一個物資匱乏、信息閉塞的小山沖，毛澤東、朱德等老一輩革命者帶領紅軍在這里度過了艱難的歲月。缺糧食，紅米飯、南瓜湯是主食；缺衣少被，大家穿單衣、蓋稻草；沒有鹽吃，用土墻上的土硝熬鹽；缺醫少藥，用竹子做簡單器械、上山采草藥替代……

王耀南回憶：為了解決吃鹽的問題，我們就從老房子的墻根上，把老土墻的土挖出來，換上新土，然后把這種老土墻的土放在水里泡，用泡的水來熬硝鹽。有時還把尿桶底上長期積起來的白硝刮下來，用水一泡來熬鹽。……就是這樣的硝鹽，在南瓜湯 里放進一點，味道就算很好了。……到了冬天，井岡山山高風大，天氣很冷。在那嚴寒的冬天，戰士們腳上沒有鞋子穿，還是穿草鞋，手腳都凍腫了。草鞋磨破了腳，又凍又痛，嚴重的還往外淌著黃水，冷得不得了。晚上睡覺沒有被子蓋，蓋的是稻草或用草編的草簾子，把簾子的四個角一扎，睡覺的時候往里面一鉆，上面看到天，下面靠著地，真有些情趣。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戰士們的精神面貌非常好，士氣很旺盛。

沒經歷過吃尿桶底刮下來的硝鹽、穿草鞋過冬腳凍得流黃水的日子，很難有艱苦的切身體會。井岡山的革命者有這樣的經歷和感受，他們后來的繼承者也同樣有這樣的經歷和感受。

抗美援朝戰爭，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沒有完全準備好的情況下，穿著秋裝開赴朝鮮戰場，在零下二十幾度，甚至零下三十度的極寒低溫下，和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展開了生死較量。最為艱苦的長津湖戰役，志愿軍第9兵團第20軍和第27軍，與美軍王牌部隊海軍陸戰隊第1師與美第7師第31團浴血奮戰.最終給予陸 戰隊第1師以毀滅性打擊，將第7師第31團成建制殲滅，共殲滅美、英、韓部隊13900余人。志愿軍取得巨大勝利的同時，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第9兵團戰斗傷亡19200余人；凍傷減員 28000多人，凍死1000余人，其中一個連全凍死在陣地上，凍傷后救治無效致亡者3000余人。減員總數48100多人。

凍傷減員遠遠超過戰斗減員，但依然將敵人擊敗，這就是中國軍隊的意志。憑著這樣的頑強意志，中國人民志愿軍將聯合國軍打過了三八線，逼得美軍第一次在一個沒有勝利的停戰協議書上簽字。

從中國人民志愿軍戰士們身上，我們能看到當年井岡山上紅軍戰士們的風骨。

縱觀中國共產黨之前的歷次革命失敗，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忽視了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忽視了這個龐大群體的根本利益。只有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初開始，就把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首位。

從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始，中國共產黨人從根本上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落到實處：

第一個紅色政權叫工農兵政府；

第一個法是惠及廣大農民的《井岡山土地法》；

《遂川工農縣政府臨時政綱》第1條就規定：“凡從（事）勞 動及不剝削他人以為生活的男人和女人，如工人、農民、士兵和其他貧民，都有參與政治的權利。”

中國共產黨人帶給人民群眾的溫暖，井岡山的廣大人民群眾 感受到了，他們接納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型軍隊，并以滿腔的熱情積極參與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運動，成為革命的主力軍。在以后的革命征途中，井岡山的模式不斷被借鑒、復制、更新，越來越多的人民群眾加入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中來了；中國革命最終靠這支越來越強大的隊伍取得了最后勝利。

這是人民群眾的力量。這股巨大力量是由中國共產黨組織起井岡山斗爭時期形成的“堅定執著追理想、實事求是闖新路、艱苦奮斗攻難關、依靠群眾求勝利”井岡山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實踐中凝聚起來的、富有鮮明特色的中國精神。

這種用鮮血和生命凝結的精神，成為紅色文化的基因。這是我們民族文化自信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