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岡山女紅軍，一個崇高而又圣潔的稱謂。

她們由一群或血氣方剛，或潑辣干練，或稚氣未脫，或書生氣十足的學生、農協會甚至農家女、童養媳組成。她們在血與火的斗爭中，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與男同志一起行軍打仗，風餐露宿。她們用青春甚至用滿腔熱血書寫了輝煌歷史。她們身為柔弱女性，卻堅強地奮戰在八百里羅霄;她們以火一樣的激情，投身于秋收起義，投身于湘南暴動， 投身于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建;無論龍源口戰斗、黃洋界保衛戰以及井岡山保衛戰是多么的慘烈，處處都可以看到她們瘦削卻堅定的身影，處處可以聽到她們從硝煙彌漫的戰場走向勝利輝煌的鏗鏘腳步;無論分田分地有多么的忙，政權籌建有多么的復雜，傷病員的護理有多么的艱難，戰地的生活有多么的艱苦，她們始終堅定而又執著地懷抱共產主義必勝的信念; 她們的豪邁和堅韌為井岡山道路的勝利開辟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她們的鐵血柔腸和巾幗情懷更對偉大的井岡山精神做了最好的詮釋……

井岡山斗爭那壯烈的一幕已存史冊，井岡山女紅軍勇往直前、舍生忘死的英雄氣概更將長留在人們心里。她們的傳奇事跡經過藝術家的演繹，成了經典的歌曲、小說、電影，幾十年來被人們傳頌，經久不衰。然而，她們的來源、她們的出身、她們的構成卻并不那么淸晰和明了，甚至她們的事跡也因時光的流逝而被淡忘。為飲水思源，我們當然要永遠銘記她們的豐功偉績；為緬懷紀念，我們對井岡山女紅軍的來源和構成進行了梳理。

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國婦女是受人壓迫和奴役的對象，她們沒有獨立的人格尊嚴，脖子上套著封建政權、族權、神權、夫權四條繩索，恪守著“三從四德”的封建禮教，是受人欺侮、任人宰割的人下人。20 世紀以后特別是辛亥革命以后的斗爭實踐豐富了中國女性的斗爭經驗， 鍛煉了她們的意志，增強了勝利的信念，同時斗爭過程中產生的像秋瑾那樣的杰出女革命家感染著廣大的后繼者。這些都為婦女運動的發展做了實踐上的準備。早在1903年，旅日留學生組成的義勇隊（學生軍）展開拒俄運動時，便有許多女學生參加。武昌起義后，在反清斗爭的推動下，各地的婦女曾紛紛組織女子軍，要求參戰，僅上海一地就有“女民國軍”“女子北伐隊”“女子軍事團”“女子勸捐會”等多個團體出現。這些都為后來的婦女運動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同時，殘酷的斗爭經歷也磨礪了廣大女性堅韌不拔、敢于斗爭的性格。

在五四運動中，廣大婦女以勇往直前的精神，高舉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親日漢奸的旗幟。在軍閥的逮捕威迫之下、軍警的鞭笞之下，她們和男青年一樣英勇斗爭，使軍閥賣國賊膽寒，使帝國主義者震驚。她們和男學生一樣到民間去喚醒民眾，使五四運動的種子如燎原之火茲延全國。

在多次的斗爭中，許多婦女更走上了組織的道路。如，跟著學聯的產生而產生了婦女聯合會。向來是各不相干的婦女們此時已有集體的組織，為著共同的利益而奮斗。她們要求與男子享有同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婦女要求男女平等的斗爭下，湖南率先獲得參政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從而種下了婦女參政的理論的種子，教育了廣大群眾尤其是婦女本身。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有了“于法律上、教育上、社會上確認男女平等的原則”的規定。

隨著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中國婦女解放運動更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將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納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軌道， 從此，中國婦女的解放運動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緊密聯系在一起。

創建之初的中國共產黨對婦女運動的領導首先表現在思想和理論上。如在黨的“二大”《關于婦女運動的決議》中，提出了“婦女解放是要伴著勞動解放進行的”口號，引導婦女運動走上正確軌道。在整個大革命時期，黨非常重視加強對婦女運動的領導，對如何加強以工農婦女為主的婦女運動的領導、如何發動和組織廣大婦女參加革命的策略等作了明確的決定。在革命處于緊急關頭召開的“五大”所通過的《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中，還作出了《關于婦女運動的決定》，指出：“黨對于被剝削的婦女群眾的工作，必須較之從前更加注意的去做。”“婦女是人民中最受壓迫的一部分，她們在革命隊伍之中，也是最為熱心于革命的。從而提高了對婦女運動的認識。

無獨有偶，作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毛澤東對婦女解放問題不僅特別重視，而且在社會考察中找出廣大婦女深受剝削和壓迫根源的同時，還對婦女解放問題進行理論上的支持和指導，對其后來直接領導包含婦女解放運動在內的土地革命的實踐奠定了深厚的基礎。如，毛澤東認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婦女深受“四條極大繩索”的束縛是婦女問題產生的社會根源。婦女要擺脫這種束縛，獲得自身的解放，必須把自身的解放和無產階級的解放相結合，這是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作了深入調査、分析、批判之后得出的結論，是毛澤東婦女解放思想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內容。毛澤東不但指出中國婦女受壓迫的根源是私有制，而且進一步指出中國婦女受壓迫的最直接的根源一政權、族權、神權、夫權。這一觀點，毛澤東在1927年撰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做了較為系統的闡述。 他把性別壓迫從兩千年被掩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現象中分離出來，又把婦女受性別壓迫同舊中國黑暗的社會制度聯系起來，揭示了婦女既有同男子一樣受階級、宗族和宗教壓迫的共性，又有受“夫權”壓迫的特殊性， 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婦女理論。毛澤東指出：“中國的男子，普遍要受三種有系統的權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國、一省、一縣以至一鄉的國家系統（政權）；（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系統（族權）；（三）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陰間系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系統一總稱之為鬼神系統（神權）。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的支配以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 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他還指出：“地主政權，是一切權力的基干。地主政權既被打翻，族權、神權、夫權便一概跟著動搖起來。”這也就明確指出了婦女受壓迫的根源是階級壓迫。

因為戰爭的殘酷性以及當時條件的限制，井岡山女紅軍大都來自贛西南和湘南這兩塊紅色熱土。而贛西南和湘南地理相近、山水相連，民俗風情有著特別相似的地方。尤其是地處兩地的廣大婦女同全國其他地方的婦女一樣，在幾千年的男權社會一直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她們沒有參政的權利，沒有受教育的權利，沒有參與社會生活的權利，經受著無數的苦難。如，婦女必須纏足。一雙小腳的形成，往往需要數年的纏裹，“小腳一雙，眼淚一缸”，一生的幸福從此葬送于這雙小腳。如，男人可以有三妻四妾，但是女人不能有自己的權利，要一心一意跟一個男人；男人可以移情別戀，女的就不可以;女的在家中要聽一家之主（當然是男人）的話； 男人可以把女人休了，但女人就不能向男人提出離婚;女人要“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男的即使早亡，女人也要一生守寡;女人不可以向男人吆喝、 打男人;女人不能跨出家門，男人就可以走南闖北;男人可以參加政治活動，女的則不可以。正如后來毛澤東在《尋烏調查》中所描繪的：“……嚴格說來，她們在耕種上盡的責任比男子還要多。犁田、粑田、挑糞草、挑谷米等項，雖因體力關系，多屬男子擔任，但幫挑糞草，幫擔谷米、蒔田、耘田、撿草、鏟田塍田壁、倒田、割禾等項工作，均是男子作主，女子幫助；礱谷、踏碓、淋園、蒔菜、砍柴割草、燒茶煮飯、挑水供豬、經管頭牲（六畜叫頭牲）、洗裙蕩衫、補衫做鞋、掃地洗碗等項工作，則是女子作主，男子幫助。 加以養育兒女是女子的專職，所以女子的勞苦實在比男子要厲害。她們的工作不成片段，這件未歇，那件又到。她們是男子經濟（封建經濟以至初期資本主義經濟）的附屬品。男子雖已脫離了農奴地位,女子卻依然是男子的農奴或半農奴。她們沒有政治地位，沒有人身自由，她們的痛苦比一切人大。”

值得稱頌的是，湖南創辦的多所女子平民學校、職業學校和學校不僅幫助廣大婦女提高了文化水平和專業技能，而且更使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在廣大婦女中得以傳播。如，湖南三師成立于1904年，被譽為“湘南革命搖籃”，是“湘南學聯”進行革命斗爭的主要基地，同時從這里走出的女生大多又參加了革命斗爭，有的甚至還成了光榮的女紅軍戰士。

辛亥革命以后，湖南三師的師生成立了進步組織和革命團體，開展反帝反封建斗爭，積極投身革命，三師成為湘南學生運動的中心和湘南革命的搖籃。1918年夏，湖南三師學生組織“學友互助會”。1919年6月，湘南學聯建立，湖南三師成為其主要力量。1921年3月，湖南三師建立革命團體“心社”。湖南三師學子走在游行隊伍前頭，聲援五四運動;領導了衡陽的國貨運動，令日貨無處藏身;積極開展反對湖南軍閥張敬堯的“驅張” 運動;成立了“書報販賣部”，廣泛傳播社會主義。湖南三師的學生運動受到毛澤東的贊揚和重視，他在大革命前三次到過湖南三師，并親自進行指導。1921年10月，在毛澤東指導下，衡陽第一個黨小組一中共湖南三師小組——成立。1922年10月，湘南地區第一個黨支部——中共湖南三師支部——成立，也是湖南成立最早的黨組織。1922年12月15日，湖南三師張秋人、蔣先云領導的水口山工人大罷工取得了勝利。1923年和 1924年，湖南三師又先后發動了驅逐反動校長的“驅劉” “驅黃”運動。 1924年，湖南三師學生賀恕在衡陽成立中共湘南地方執行委員會,一大批湖南三師分赴湘南各地組建黨支部，廣播革命火種。1928年初，湖南三師數十名領導下的各縣人民武裝參加朱德領導的湘南起義。起義 失敗后，黃克誠、李天柱、張際春、張平化、謝維俊、高靜山等三師校友率部 走上井岡山。伍若蘭、曾志、吳仲廉、彭儒等均在三師學習深造，同時接受 了馬克思主義。受到進步思想影響的她們與衡陽的進步學生一起，組織女三師的學生進行演講，演文明戲，宣傳反帝反封建的主張，宣傳馬克思 主義。伍若蘭在校時就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秋轉為中國共產黨。

這些女學生中，有的學成畢業，有的在學校因思想激進而被開除，有的則因莫名原因被勸退……她們回到家鄉后，有的投入農民運動，有的參加黨的秘密聯絡工作，有的還公開參加各種進步活動，在當地掀起了革命熱潮。在斗爭中，她們打土豪、分田地、剪長發、放小腳，始終走在最前列，有的因此被推舉為女子聯合會主席、社會主義青年團地方執行委員會委員兼婦女部長。

同時期地處贛西南一隅的井岡山區，雖然沒有條件創辦女子平民學校，沒能讓該區的婦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但隨著井岡山工農運動的興起, 促進了廣大婦女的覺醒，并喚起了她們對國家政治事務的關心，愛國熱情空前高漲。如在“原寧岡縣人民委員會的領導下，進步女青年龍佩云、楊杰、劉懿等人組織宣傳隊，深入鄉鎮，在婦女中進行廣泛宣傳，號召婦女團結起來，向封建禮教作斗爭。1926年12月初，全縣婦女代表大會在新城萬壽宮召開，會上宣布成立寧岡婦女解放協會，選舉龍佩云、謝慈清、謝愛清、謝寶蓮、龍淡菊、尹順安、楊杰七人為委員，楊杰為主任。婦女解放協會成立后，組織婦女上街游行，唱歌，作宣傳，號召婦女放小腳、剪髻子，反對夫權、族權，實行男女平等。婦女會清算了掌管縣義倉的大土豪唐振峰，將其貪污的公糧予以沒收”。

在組織層面上，井岡山區及湘贛邊區的婦女同盟會（亦稱婦女協會）的會員也如全國其他地方一樣，開始純系女子職業學校學生，后來逐步擴大到工農商學各界，婦女協會成為團結廣大婦女的組織。婦女協會的主要任務是:團結教育被壓迫的各階層婦女群眾，開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斗爭，動員和組織她們參加社會活動，參加婦女運動，爭取婦女在政治、經濟、教育、法律、道德、婚姻和一切社會地位上與男子享有同等權利，反對對婦女的一切壓迫和虐待。婦女協會在城鄉開展了大量艱苦、深入、細致的婦女工作。她們號召婦女剪發、放足，打破婦女的思想顧慮，婦女協會的領導首先把自己的長發剪掉。在她們的帶動下，在校的女生積極響應，接二連三地剪發。隨后，剪發運動擴大到城鄉各界婦女，掀起了剪發高潮。為廣泛向城鄉群眾開展宣傳發動工作，婦女協會組織宣傳小隊，上街下鄉進行宣傳。其宣傳形式靈活多樣，有專題講演、小型話劇、歌劇、曲藝等（井岡山女紅軍彭儒等就是在這個時期經受了鍛煉，并把這些宣傳經驗運用到井岡山斗爭中）。這些通俗易懂又別致新穎的宣傳演出 在廣大群眾中引起強烈反響，不少婦女大膽行動起來，沖破封建禮教和家庭束縛，紛紛要求剪發、放足和退還包辦婚姻的彩禮，積極投身于爭取婦女自由解放的革命斗爭。如，當革命風暴茲延到永新縣時，永新的賀子珍、賀怡兩姐妹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組織演講團向廣大婦女群眾宣傳革命道理。又如，寧岡的尹順安于1926年底在寧岡縣組織成立了婦女工讀學校，使在校學習的不少勞動婦女思想覺悟有了提高，她自己則成了遠近聞名的革命者。再如，蓮花縣的顏清珍自從擔任縣婦女委員會主任后，日夜奔走在大街小巷和鄉間地頭，抨擊幾千年來封建禮教對中國婦女的摧殘，大力宣傳砸碎“三從四德”及推翻封建統治的重大意義。這一切都表明，湘贛邊界受苦受難的婦女們有著強烈的革命要求，她們是完全能夠被發動和組織起來的，并且在革命中將起到重要作用。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婦女占人口的半數，勞動婦女在經濟上的地位和她們特別受壓迫的狀況，不但證明婦女對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決定革命勝敗的一個力量。”

1927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巧妙推動下，具有開風氣之先的湖南全省婦女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長沙召開，湘南多個縣區均派出婦女代表出席會議。大會根據中共湖南區委關于婦女運動的工作重點應從女學生轉到勞動婦女方面來，把婦女的特殊利益同國民革命和工作運動聯系起來的意見，制定了婦女運動的計劃和策略。這次會議不僅形成了《關于婦女問題的十六項決議》，會議精神還促進和推動了湘南及湘贛邊界婦女運動更加廣泛深入的開展，助推了婦女解放的嶄新局面的形成，為各界婦女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上述理論的指導下，在革命斗爭的實踐中，井岡山區及湘贛邊界的婦女運動找到了發展的動力和前進的方向，也奠定了中國共產黨對婦女運動的不可動搖的領導地位。這也是中國婦女運動在舊民主主義革命失敗而遭受挫折之后，選擇中國共產黨領導和選擇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指導的主要原因。同時，這也是井岡山區及湘贛邊界的廣大婦女反封建斗爭的一個重要方面。

總之，所有這些革命運動都顯示了婦女的覺醒和力盤，此時的廣大婦女能夠適應武裝斗爭的需要，開始奮起從軍。如，在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中，有200多名婦女抱著為國服務的目的考入了武漢國民革命軍中央軍校。這些婦女當中有近一半畢業后參加了共產黨。她們敢于沖出封建牢籠,勇于對舊制度、舊思想、舊觀念、舊習俗進行空前猛烈的沖擊和挑戰， 為廣大婦女掙脫政權、族權、夫權繩索的禁錮打開了一個巨大的缺口，更為日后女紅軍的偉大涎生奠定了最初的基礎。

井岡山斗爭時期，邊界黨組織依據當時斗爭的需要，不斷調整婦女政策，逐漸賦予農村婦女各種權利，這些權利主要有：

一是平等的政治參與權。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邊界黨和政府依據中共“六大”《婦女運動決議案》，認真貫徹“黨必須在勞動婦女中作有系統的、經常的指導，自中央直至支部，必須至少有一人負婦運之責,或視相當情形組織婦女委員會的精神，決定成立各級婦女組織——婦女運動委員會（簡稱婦委會），婦委會設有組織、宣傳、經濟、糧食、土地、青年、籌備及監督八個委員。1928年5月，新遂邊陲特別區工農兵政府在井岡山茨坪成立，湖南酃縣婦女會主席劉鶼兼任區政府的婦委會主任。在根據地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后，還賦予了農村婦女同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1928年1月頒布的《遂川縣工農兵政府臨時政綱》第1條明確規定：“凡從 (事）勞動不剝削他人以為生活的男人和女人，如工人、農民、士兵和其他貧民，都有參與政治的權利。

二是經濟獨立權。在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中國農村，婦女獲得經濟平等權利主要表現在對以土地為主的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上。井岡山斗爭時期，打土豪分田地，對是“按人口為標準”還是“按家庭為標準”分田，當時有不同意見。毛澤東在制定《井岡山土地法》時,充分考慮到了農村婦女平等的經濟權，最終確定了“以人口為標準，男女老幼平均分配”的土地政策。為了更好地保護婦女平等的經濟權，邊界黨和政府依據人民委員會頒布的《婦女生活改善委員會組織綱要》，成立了“婦女生活改善委員會”。該委員會是政府組織中的專門委員會，其職能是:調查婦女的生活，具體制定改善婦女生活的辦法，向人民委員會或各級政府的主席團提議，得到會議通過后發生效力。由于打破了重男輕女的傳統，女子和男子一樣分得了土地，而在當時的社會生產條件下，土地幾乎是一個農民的經濟命脈，婦女因此而獲得了千百年來一直得不到的經濟獨立權。

三是生存保健權。《遂川縣工農兵政府臨時政綱》明確規定:“制定真正能夠保障工人階級利益的勞動法和勞動保險法，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星期例假休息照給工錢，男女工作同等要得同等的工錢”；“特別保護童工和女工，童工每天做工不得（超）過六時，童工女工不許做夜工，又不許做那些劇烈有害健康的工作……女工產前產后須有八星期的休息，休息時間照給工錢。”各級婦女組織的成立以及各種婦女政策的制定和調整，標志著湘贛邊界婦女的大翻身、大解放，從而極大地激發了廣大婦女的革命熱情，她們為井岡山斗爭的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

四是教育權和受教育權。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農村婦女大部分是文盲，因此，根據地通過辦夜校和半日學校幫助她們識字掃盲，這是廣大農村婦女受教育權的一種體現。“在一切黨的與一切職工會的學校、訓練班中，都應當吸收一定的百分數的婦女，而在她的教育大綱中，須研究婦女問題及工作方法。”當時根據地的婦女一方面積極參加夜校或半日學校 學習，另一方面也積極參加辦墻報、演戲劇等群眾性文化活動，而且人數比男子還多。這除了由于當時革命戰爭劇烈，許多男子參加紅軍，在農村中的婦女人數多于男子外，主要還是由于“婦女從文盲中得到了初步的解放，因此，婦女的活動十分積極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