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來到湘贛邊界后，就制定了 “軍隊的黨幫助地方黨的發展，軍隊的武裝幫助地方武裝的發展”的方針。 而且從1927年10月到1928年2月，工農革命軍先后在寧岡、茶陵、遂川、 永新特別是遂川、永新兩縣進行了很多次打倒土豪劣紳、發動群眾的游擊暴動。在這期間，毛澤東與工農革命軍的戰士一道做發動婦女群眾的工作，他親自為遂川縣工農兵政府修改政綱，積極提倡婦女解放，主張婚姻自主、戀愛自由，通過通俗易懂的語言,用“討老婆不要錢”這種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文字代替“禁止買賣婚姻”的條款。當時，工農革命軍每到一地， 都廣泛宣傳婦女解放，反對包辦婚姻，號召姐妹們起來參加革命。井岡山至今還留著紅軍當年寫在墻上的大量標語，如：“打倒包辦婚姻”“共產主義不是共妻主義，是主張男女婚姻絕對自由” “廢除奴婢制度和一切不平等制度，不準丈夫打老婆，不準翁姑打媳婦”“廢止買賣婚姻和家長包辦婚姻”，等等。這些標語，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婦女解放政策的重要體現，而且還對廣大婦女的思想覺醒和自身解放起了重要的宣傳教育作用。事實證明，這些具有針對性的婦女宣傳工作在實施過程中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過去討老婆非錢不行，因此許多貧農討老婆不到。即討，不是帶童養媳， 就是要到好大年紀。若是討了老婆又死了，再討就非常困難。現在完全沒有這個困難了”。

喬林鄉黨支部的建立又為邊界婦女的解放工作樹立了典范。1927年 12月，毛澤東派毛澤覃帶領兩名軍隊，深入寧岡縣喬林鄉，做發動群眾的工作。毛澤覃到達喬林后，白天和群眾一起下地勞動，晚上到農民家里串門聊天，詳細調查這里的階級狀況和社會狀況。他在喬林鄉辦起了夜校，到夜校聽課的除了一些青壯年男子外，多數是那些目不識丁的婦女。通過學習，廣大婦女的整體素質有了提高，她們無比感慨地說，自從盤古開天地以來，只有共產黨才免費叫我們婦女進學堂。毛澤覃根據調查得來的典型事例，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向婦女群眾宣傳革命道理，啟發她們的階級覺悟。婦女群眾被發動起來以后，毛澤覃又組織她們和男人一起去打土豪陳云開，并分了他的浮財，進一步激發了她們的革命熱情。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喬林鄉黨支部，毛澤覃親自擔任喬林鄉黨支部書記。在經歷了革命的洗禮和鍛煉之后，思想進步、工作積極主動、革命熱情高漲的周申秀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以后的斗爭中，這個支部的各方面工作都做得非常出色，成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內的模范支部。在周申秀等積極分子的帶領下，當地婦女群眾的革命熱情不斷高漲，許多婦女為革命廢寢忘食地工作。

當時廣大婦女參加井岡山革命的方式大致可分為兩種情形:一種是直接參加革命戰斗,她們大多是苦大仇深、冒險精神強的年輕婦女。由于共產黨人和紅軍對革命的深入宣傳以及當時革命形勢的蓬勃發展，點燃了她們心中的復仇烈焰，她們帶著期待和憧憬奮不顧身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另一種雖未直接參加革命戰斗，但她們十分歡迎和支持革命，愿意接受革命政權的指導，她們在沿方默默為革命做出無私的貢獻。然而，在人們的傳統意識里，戰爭往往是私有制和男權社會的產物，女性往往是戰爭的直接受害者和犧牲品；由于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點，女性即使參加革命，成為革命者，其主要任務也只能是從事戰爭的后勤服務和后方支援工作。因而出于習慣，人們把那些奮戰在井岡山區且在建制紅軍隊伍中的女軍人統稱為“井岡山女紅軍’，而對那些參加過井岡山斗爭的赤衛隊員、普通婦女則沒有稱之為光榮的井岡山女紅軍。

應該說，受特殊條件的限制，當時參加紅軍隊伍的職業女軍人人數不是很多，但她們的來源比較有代表性。如受家人和親友的影響，直接投入革命的洪流，如李端娥等；原本是在校學生，由于受進步思想的影響而萌發了革命意識，并積極向黨組織靠攏，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光榮的一員，這一群體在女紅軍中占有較大的比重，如賀子珍、賀怡、伍若蘭、彭儒、吳仲廉、段子英等;而有的則受農民運動的影響，積極參加婦女協會工作，從而走上了革命道路，如康克清、曾華英、羅恒秀、劉桂秀、朱挺蘭、張庚秀、張良等;有的則直接在秋收起義、湘南暴動以及在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建中參軍參戰，在彈雨橫飛的歲月得到磨煉，并迅速成長為堅定的革命者，如聶槐妝、吳月娥等;還有一些則早已是革命，又因革命處于低潮時蟄伏家鄉，直至井岡山斗爭風起云涌時再次參加革命，直到生命的盡頭;還有的則是千金小姐出身，如顏清珍等。

1928年4月，朱毛紅軍在井岡山會師，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展史上的一個極其重大的歷史事件。會師后，秋收起義部隊、南昌起義余部及湘南暴動部隊、井岡山袁王部隊等部隊進行了重新組建，新組建后的部隊最初定名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后來改稱為“紅軍第四軍”，轄3個師9個團。為了解井岡山女紅軍的構成，我們有必要了解當時井岡山紅軍的建制情況。

當時的“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的建制即如1928年5月13日《中共江西省委向中央的報告》中所說:“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即朱毛的部隊）有槍 4500多支，共十、十一、十二3個師，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宛希先代）， 軍委書記宛希先。十師長朱兼，為第二十五師余部所編，為全軍精銳；十一師長毛兼，為江西工農革命軍編;十二師長陳毅，為平、醴、耒一帶農軍所編成。”后來從1928年4月下旬會師后到5月底，編制上還有過兩次變化，即5月2日前，毛澤東在連以上會上決定四軍下轄第十師、第十一 師、教導大隊，兩師下轄6個團。5月4日會師大會時，又建立了一個十二師，原因是把湘南各縣農軍編入第十師、十一師有困難，所以就補建了一個農師，也就是十二師，師長由陳毅兼任。也正如1933年8月1日何長工在《紅色中華》發表的《井岡山斗爭與中國工農紅軍的創造》一文中所提到 的:“至1928年3月末（引者注——用的應該是陰歷）朱德同志領導‘八一’與湘南暴動的遺產帶入井岡，與毛部會合，在寧岡礱市始正式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朱德軍長兼十師師長，毛黨代表兼十一師師長，王爾琢任參謀長，陳毅任十二師師長，共編九團……二十八團團長王爾琢，黨代表何長工，二十九團團長胡少海，黨代表龔楚，三十一團團長張子清，黨代表何挺穎，三十二團團長袁文才，黨代表陳東日，三十三團團長戴誠本，黨代表黃克誠，三十四團團長李奇中，黨代表黃義藻，三十五、三十六團不詳。特務營長宋喬生。”

在建制內的井岡山女紅軍中來自湘南起義部隊余部的占大多數，而且大多數有文化、有膽識。有的在參加井岡山斗爭之前就已是革命或已加入了黨組織（原參加八一南昌起義、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和那些沒有上井岡山的一些女紅軍，苦于史料掌握不夠，這里沒有記述），如伍若蘭先后受黨組織的派遣在家鄉耒陽擔任過縣青年團宣傳部長和縣女子聯合會主席，當時的副主席是段子英;吳仲廉則是擔任中共宜章縣委特支組織委員……根據她們的特長及組織領導能力，這些女紅軍在紅四軍成立之初大多被分配在井岡山前委、紅四軍軍委擔任秘書、書記員及軍宣傳部宣傳，或在紅軍醫院或在師部、團部擔任黨的職務，如曾志、曾玉等。另有少部分是來自井岡山地方部隊，如賀子珍、康克清等，其中除賀子珍、賀怡等少數幾個屬于知識分子，上井岡山之前就擔任過地方外，多數是農村婦女。紅四軍成立后，所有的建制內女紅軍都被編入軍委或團部，但后來因為三十三團、三十四團、三十五團、三十六團在會師后不久又重返湘南，其中女紅軍調整的幅度較大，而留在井岡山的也因斗爭的需要有了一些小范圍的變動，如1928年7月，因中共贛西特委恢復,合并了吉安縣委。同年10月，賀怡被調入贛西特委工作。

重要的是，在井岡山這個革命的大熔爐中，建制內的女紅軍還能夠充分發揮自身有文化、思想活躍、能歌善舞、有豐富的宣傳工作經驗的優勢，許多女紅軍都深入農村，如曾志到拿山、彭儒到遂川開展群眾工作，向廣大婦女姐妹宣傳黨的政策，號召婦女起來自己解放自己。由于她們深入細致的工作，根據地內的婦女進一步被發動起來。她們不僅號召農村婦女沖破封建枷鎖，實行婚姻自主，而且為廣大婦女姐妹做出了榜樣。像伍若蘭與朱德、彭儒與陳正人、段子英與王展程、曾志與蔡協民等無一不是自由戀愛，自主結婚，而且婚禮異常簡樸，有的甚至只是將兩人的東西放在一起就算結婚。正如彭德懷當時在井岡山時所說，我們無產階級革命者不坐轎。

而那些不在紅軍逮制內的女紅軍有的在縣區鄉蘇維埃政府中擔任婦委會工作，有的則在婦委會的指導下不拘形式地參加革命工作，她們不是正規紅軍序列中的一員，但她們敢于沖破包辦、買賣婚姻的束縛，更重要的是她們與男同志一樣，擔負了許多革命重任。正如毛澤東在《長岡鄉調查》中指出的:“婦女在革命戰爭中的偉大力量，在蘇區是明顯地表現出來 了。”盡管當時的井岡山環境相當惡劣，不僅戰爭不斷，而且生活、工作條件也十分艱苦，但這批井岡山女紅軍身上有著中國女性吃苦耐勞的優良品德，無論行軍、打仗、干活，男同志能干的，她們同樣干得很出色。

因為當時根據地的男子多數參加了紅軍，勞動力十分缺乏，婦女便普遍站到了農業第一線參加生產勞動。婦女代表會組織犁田隊、插田隊等， 婦女先學會犁耙技術，然后教其他婦女。青壯年婦女參加田間生產， 春種秋收，到冬天還要開荒改土、修塘筑壩、植樹造林，承擔起農業生產的重要責任;老年婦女和小腳不便下田的婦女在家帶小孩，做家務，從事副業生產。婦女成為發展經濟的主力軍。由于婦女的辛勤勞動，根據地農作物產量逐年提高。她們還發動群眾開展獻首飾運動，將獻出的首飾用于造幣廠制造銀元，保證了黨、政、軍工作人員的供給，活躍了根據地經濟。邊界婦女積極參加生產勞動，不僅使勞動力嚴重缺乏的問題得到了基本解決，促進了根據地農村經濟的發展，而且提高了她們自己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為自身經濟獨立創造了條件。此外，根據地各婦委會發動廣大婦女縫軍衣，做軍鞋,送軍糧，組織擔架隊、運輸隊、救護隊、慰勞隊， 送夫送子甚至親身投入紅軍隊伍，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革命斗爭。在反動派數次發動的“進剿”和“會剿”的重要戰斗階段，井岡山區從16歲至 25歲的青年女子基本上都參加了少先隊、赤衛隊，和男同志一起參加武裝斗爭，站崗放哨，而且還擔負幫助部隊偵察、通訊等任務。

一批機智靈活的婦女通過短期培訓后更可以巧妙地偵察敵情。她們不僅在紅色區域活動，還常常喬裝打扮成做小買賣的，到白區去偵察敵情，為紅軍傳送情報。1928年9月的一天，永新縣天隴區象形鄉婦女委員馬夏姬和共青團員謝光姬扮成賣花生的農婦，到二都太郎村偵察敵情。在偵察過程中，她們了解到該村駐有四十多個挨戶團匪兵和四十多支槍。 回來后，她們及時向政府匯報了敵情。當天晚上，暴動隊給敵人來了一個突然襲擊，繳到挨戶團六支步槍，活捉匪兵十多人。

不在正規紅軍建制內，但又一直支持甚至親身參加革命斗爭，也是湘贛邊界婦女的一大特點。她們平時同男子一樣肩扛步槍、梭鏢、大刀，進行軍事訓練，“女赤隊平時不擔負放哨。緊急時男赤隊出發去了，女赤隊便也擔任放哨”；她們戰時奔赴前線，或者直接對敵作戰，或者配合紅軍與敵人作戰。如，婦女們在火線上聲情并茂的攻心戰就對瓦解敵軍起了很大作用，敵軍士兵在打仗時槍口朝上或帶槍投誠過來當紅軍的不斷增多。 宣傳隊和慰勞隊對他們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宣傳隊首先宣傳黨的政策， 然后由慰勞隊跳舞唱歌對他們的到來表示歡迎，并且告訴他們：如果愿意留下來，將與紅軍同等待遇，如果不愿意留下，可以發給路費，自己回家， 路近的發三元，路遠的發五元。不僅如此，婦女們還把家里好吃的東西比如雞、鴨、蛋都拿來慰勞他們。國民黨的士兵受傷了，婦女們照樣把他們抬回來，給他們洗傷口，煮稀飯，照顧得好好的。通過親眼所見，國民黨傷病員異常感動地認為，國民黨看見紅軍的傷病員都丟在路上，沒有人管。 如果說話不對，就拳打腳踢。紅軍不僅不殺我們，還把我們送到醫院治療，和親兄弟一樣對待，世界上哪里找得到這樣好的軍隊，我的病好了以后，一定要當紅軍。此外，婦女們在紅軍每次作戰之前積極準備戰斗中所需要的各種物質，抬運槍彈，搬運木料和削竹釘、修工事，等等。黃洋界保衛戰前，每位婦女削竹釘二百枚，為戰爭的勝利貢獻了她們的一分力量。 在每次戰斗中，都出現了許許多多婦女的身影，她們冒著敵人的槍林彈雨，為受傷的紅軍戰士包扎傷口，以最快的速度把傷員抬送到醫院。

井岡山斗爭是艱苦的，紅軍戰士不僅缺少衣食，而且連雙布鞋都穿不上，絕大多數紅軍都是穿草鞋，常常把腳打破。婦女們看見后心里很難過，就用麻繩或用織布剩下的廢紗去打草鞋，還會在草鞋的前后兩端多用麻或廢紗，戰士穿起來就不會打腳。婦女委員會還發動群眾給紅軍做布鞋，在布鞋的中間用各種花線縫上“革命到底”“英勇殺敵”等字樣。許多婦女為了多做軍鞋，抓緊白天的空隙吋間、縮短夜晚的睡眠時間。為了多做一雙軍鞋，有的婦女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由于許多紅軍沒有軍服，穿的還是家里的便裝，于是婦女們組織的補衣隊隨身帶著針線和各種顏色的布，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給紅軍補衣服。洗衣隊把紅軍要洗的衣服收集起來，洗凈、曬干、補好，分班折疊好，然后讓紅軍班長來統一領回去。

對此，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朱昌偕在1930年10月23日所作的《朱昌偕關于贛西南婦運報告》中曾高度評價:“在每次戰斗中，不但可以參加并且表現一部分相當力量，（如在攻吉中，不但有廣大婦女參加作戰并且她們亦有組織沖鋒隊）可以拿武器如紅軍一樣沖鋒，尤其是在每次群眾大 會，婦女更比男人來得多些，其余在過去每次調群眾去打靖衛隊，或到哪 個地方去游擊，婦女都有參加，在鄉村中間的要道上放哨，及檢查來往行人等，都是女子較多。在鄉政府及區縣政府亦統統有女子當選委員。”

為了紀念她們，我們將參加過井岡山斗爭并在斗爭中作出貢獻的所有婦女都尊稱為“女紅軍”。

井岡山的斗爭是相當慘烈的，無數先烈為革命獻出了年輕而寶貴的 生命，其中包括許許多多的婦女在內的“女紅軍”。在共和國繁榮昌盛的今天，我們應該銘記她們。她們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鞏固、發展所作的貢獻將永垂史冊。

她們是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

她們是羅霄山脈盛開的一簇最艷麗的紅杜鵑，永遠綻放在革命的歷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