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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堅定執著追理想
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 是井岡山精神的靈魂,也是共產黨人立身、處世、干事的精神支柱。大革命失敗后,井岡山的革命斗爭靠什么燃起“工農武裝割據”的燎原之火,照亮中國革命的前程?靠的就是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光明未來的堅定信念和不懈追求。正是因為有了崇高的理想信念,才會在艱難困苦環境中產生戰勝一切困難的超凡勇氣,才會在四面白色政權的包圍中自強不息,百折不撓,歷經艱難奮戰而不潰散。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過去幾十年艱苦奮斗,就是靠用堅定的信念把人民團結起來,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奮斗。沒有這樣的信念,就沒有凝聚力。沒有這樣的信念,就沒有一切。”江澤民同志也強調指出:“井岡山革命的星星之火所以能燃遍全國,走向勝利,就在于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和始終不渝的信念。”
一、山溝溝里有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主義是關于自然和人類社會發展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共產黨人的根本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武裝自己,并作為奪取革命勝利的強大思想武器。但是馬克思主義作為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客觀真理,其作用的發揮必須與具體 實踐相結合,這既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創新問題,也是一個迫切的實踐問題。在井岡山斗爭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探索出了一條適合中國革命的道路,初步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這個中國革命正確方向的指導思想,后來被鄧小平稱為“山溝里的馬克思主 義”。就是這面中國共產黨的光輝旗幟,點燃了井岡山軍民理想信念的星火;也正是這種堅定信念,激勵著無數英烈和大批仁人志士,以百折不撓的精神,歷經艱難困苦,奔赴井岡山,將中國革命的重心轉移到農村,探索出革命的嶄新道路。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義爆發,按照原定計劃起義部隊執行中共湖南省委的決定欲攻取中心城市長沙。然而由于兵力分散、缺乏作戰經驗,再加上當地反革命軍隊的強力抵抗,在進軍途中,起義部隊的三路人馬相繼遭受挫折。面對這種情況,毛澤東當機立斷,改變原定部署,以前敵委員會書記的名義通知起義部隊到瀏陽文家市集結。
9月19日,起義軍三路人馬在文家市會合。當時,起義部隊成員十分復雜,既有安源煤礦的工人,又有湘贛邊界的農民,還有北伐軍將士,起義失利后,部隊思想比較混亂,主要領導人對于下一步行軍方向和路線發生分歧:一些人主張按照上級的指示,繼續攻打長沙;還有不少人不愿離開自己的家鄉,對前途感到迷惘,心灰意冷,滿腹怨言。當晚,在里仁學堂,毛澤東提出放棄進攻長沙的計劃,他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們已經拿起了槍桿子, 現在的關鍵是怎樣保存槍桿子。”主張南下萍鄉,便有人說他是想當“山大王”。毛澤東站起來反駁說:“歷代都有‘山大王’。軍閥能割據,我們為什么不能割據。蔣介石‘占市為王’,我們就‘占山為王’,‘山大王’憑借山勢,官兵總是沒宥辦法消滅他。”毛澤東的話,博得了眾人的贊賞。最后會議通過決議,放棄進攻長沙的計劃,“保存實力,應退萍鄉”。文家市退兵是毛澤東在秋收起義失敗后,面對敵強我弱作出的重大決定,它是我們黨由城市轉向農村的重要轉折點,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第二天清晨,1500多名工農革命軍官兵集結到里仁學校操場舉行大會,大會由總指揮盧德銘主持,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鼓舞人心的講話。據當時參加大會的蕭克、何長工回憶,“毛澤東說:‘我們是一支工農群眾的武裝,要為工農群眾打仗。北伐軍打到南京,蔣介石背叛了革命,正在大肆屠殺工農群眾。我們為了反抗敵人的血腥屠殺,繼續完成革命事業,必須堅決斗爭到底,舍此再也沒有第二條活路。要和反動派作斗爭,就一定要有槍桿子,過去我們的失敗,就是吃了沒有抓住槍桿子的虧,因此,一定要有革命的武裝。 這就要求我們隊伍里的每一個同志,都要有遠大的理想和不怕犧牲的精神’。毛澤東同志滿懷信心地指出,這次秋收暴動,雖然打了幾個小小的敗仗,受了點挫折,這算不了什么!常言道:勝敗是兵家之常事,我們的斗爭才剛剛開始。有湘鄂贛粵四省已經起來的千千萬萬的工人和農民群眾的支持,我們的力量是偉大的。反動派并不可怕,只要大家團結得緊,繼續勇敢戰斗,終能用小石頭,打爛蔣介石的大水缸,勝利一定是屬于我們的。有些人經受不住失敗的考驗,從革命隊伍中逃跑了,這也算不了什么,他們早晚會后悔的, 部隊里少了這些三心二意的人,只會更加鞏固。中國有句俗話說: 萬事開頭難。要革命就不要怕困難,只要我們咬咬牙,把這一關挺過去,革命總有出頭的一天。最后,毛澤東著重地指出,秋收起義原計劃要去打長沙,大家也都想進長沙,長沙好不好呢?長沙好是好。可是長沙打不下來,目前長沙那樣的大城市,還不是我們蹲的地方,那就不要去了。我們要到敵人管不著或者難得管的地方去,到鄉下去,在鄉下站住腳跟,養精蓄銳,發展我們的武裝力量。
毛澤東在文家市大會上的講話,感人肺腑,深刻地分析了當時的革命形勢,強調情況是嚴峻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又熱情地指出在革命的緊急關頭,大家該怎么辦,給戰士加油鼓勁,并用通俗易懂的道理闡明了進軍的方向,使整個隊伍很受啟發和鼓舞,心情開始豁然開朗,革命信心倍增,革命精神大振,革命情緒高漲。 正如毛澤東后來總結說:“因為強大的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反動同盟軍,總是長期地占據著中國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隊伍不愿意 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妥協,而要堅持地奮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隊伍要準備積蓄和鍛煉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夠的時候和強大的敵人作決定勝負的戰斗,那就必須把落后的農村造成先進的鞏固的根據地,造成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偉大的革命陣地,借以反對利用城市進攻農村區域的兇惡的敵人,借以在長期戰斗中逐步地爭取革命的全部勝利。”
會后,部隊向萍鄉方向轉移,但越往南走山越來越高,路也難走,部隊面臨的困難也在增加。9月25日,部隊在蘆溪遭受重創, 總指揮盧德銘壯烈犧牲,部隊人數只有1000余人,加上生活極端困苦,傷病員多,部隊中幵始“彌漫著一股消沉的情緒”。
9月29日,部隊來到永新三灣村,一清點人馬,不足千人。怎樣保存這支“星星之火”般的革命隊伍,中國革命究竟還能不能堅持下去,中國的革命究竟該怎樣辦?這些都是毛澤東急需解決的問題。為此,經過長久的思考和一路的調査研究,毛澤東決定在三灣對部隊進行改編。
10月3日,毛澤東集合全體隊伍,對進行改編的全體官兵作了動員講話,他說:“一路上有些人不辭而別了。要走最好打一個招呼。現在我宣布,愿留則留,不愿留下的可以請假回去,凡回去的根據路途的遠近發給路費。走的同志回到家鄉要堅持革命,將來如果愿意還可以再回來。”然后又鼓勵大家說:“同志們,敵人只是在我們后面放冷槍,沒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敵人有兩只腳,我們也有兩只腳。賀龍同志兩把菜刀起家,現在當軍長,我們有兩營人,還怕干不起來嗎?我們都是暴動出來的,一個人可以當敵人十個,十個人可以當敵人一百,我們現在有這樣的幾百人的部 隊,還怕什么?……失敗是成功之母,沒有挫折和失敗,就不會有成功和勝利!
毛澤東的生動講話扭轉了部隊中的失敗主義情緒,大家認識到只要堅持斗爭,革命的力量一定會壯大。這就為部隊引兵井岡山打下了堅定的思想基礎。這支經過挫折和失敗考驗的部隊,在毛澤東的率領下,滿懷革命必勝的信心奔向井岡山,成了革命的最初火種。
激流歸大海。毛澤東在井岡山點燃的革命星火就像一盞明燈,吸引著各種力量匯聚井岡山。這其中就包括朱德等領導的南昌起義余部和湘南起義農軍。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后,按照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的決定,起義部隊于8月3日分批撤出南昌,向南進發。9月初,部隊在三河壩分兵后,主力先后在潮汕地區遭受嚴重失敗,2萬多人的起義軍最后在朱德身邊只剩下2000余人,而且都是剛剛被打散的官兵會合起來,無論是組織上還是在思想上都相當渙散,他們既孤立無援,又同起義軍的領導機構失去聯系。在商量下一步行動方針的會議上,少數同志覺得主力都在潮汕散掉了,四面又都是敵人,三河壩這點力量也難以保存,于是提出散伙的想法。
在這個關鍵時刻,朱德表現出堅強的領導能力。他在饒平縣茂芝全德學校主持召開的會議上努力反駁想要解散部隊的消極情緒和錯誤主張,鼓勵大家堅持“八一”南昌起義的旗幟,堅持武裝斗爭的道路。他大聲疾呼:“我是共產,我有責任把‘八一’南昌起義的革命種子保留下來,有決心擔起革命重擔,有信心把這支革命隊伍帶出敵人包圍圈,和同志們團結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我跟你一起干!”中有人響應。此人不是別人,正是跟朱德意氣相投的四川老鄉、時任第七十三團指導員的陳毅。陳毅以斬釘截鐵的口氣堅決地說:“一定要把這支隊伍帶出去發展、壯大!”表現出一個共產黨人的大無畏品格。見有人大聲支持,朱德高興地 說:“太好了,太好了!只要有200個真心實意干到底的人,這支隊 伍就大有希望!”并提出當前的緊急任務是收攏被敵人打散的部隊, 盡快離開此地,脫離四面圍追的敵人,尋找一個適當的落腳點,再圖發展壯大。正是在朱德的主持下,會議最后決定:部隊隱蔽北上, 穿山西進,直奔湘南,到敵人統治薄弱的地區求發展。
會后,朱德率部轉戰湘、粵、贛邊境,歷盡千難萬險。沿途不僅有敵軍追趕,還不斷遭到土匪和地主武裝的騷擾和襲擊。部隊除戰斗減員外,自動離隊的、戰士越來越多。1927年10月下旬,部隊到達贛南安遠縣天心圩,此時已近冬天,官兵們饑寒交迫,人困馬乏,戰斗力越來越弱。從師、團級主要領導開始,各級紛紛離隊,最后團以上全部加起來僅剩下朱德、王爾琢、陳毅三 人。領導如此,下面更難控制。營長、連長結著伙走,還有的把自己部隊拉起,帶一個排、一個連公開離隊,剩下來的便要求分散活動。部隊面臨頃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勢。據楊至誠上將后來回憶說:“每個人都考慮著同樣的問題:現在部隊失敗了,到處都是敵人,我們這一支孤軍一無給養,二無援兵,應當怎么辦,該走到哪里去?”南昌起義留下的這點火種隨時有熄滅的可能。
在這異常嚴峻的時刻,朱德和陳毅、王爾琢商議后,決定開個大會,整理一下隊伍,提高部隊士氣。朱德將部隊集合在天心圩小河邊的沙灘上,親自主持召開全體軍人大會。朱德在大會上宣布:“今后這支隊伍由我和陳毅領導,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大革命失敗了,不勉強,即使只留下十支八支槍,仍要堅持革命。”并號召大家要繼續革命向前,無論如何不要脫離部隊,“我是不走的。就是剩下我一個人,也要革命到底”。他說:“我們的二十五師是北伐革命時葉挺獨立團的老底子,我們要繼續發揚葉挺獨立團的戰斗精神,保持戰斗榮譽。革命的旗幟我們一定要緊緊地掌握著,武裝斗爭的道路我們一定要堅持走下去。在此困難的時刻,大 家一定要堅信革命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他還分析了國內形勢, 指出軍閥混戰不可避免,只要他們相互打起來,我們就可以發展。 朱德的講話慷慨激昂,鏗鏘有力,擲地有聲。他還舉例說,俄國1905年革命被沙皇鎮壓了,面臨一片白色恐怖,有人以為革命失敗了,便離開了隊伍,而那些留下來的俄國共產和革命戰士后來都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們這一次暴動就相當于俄國1905年的那場革命,我們只要繼續干下去,在將來的革命中,就是起大作用的人, 中國一定會有俄國1917年那樣成功的革命!
陳毅也在會上語重心長地說:“南昌起義是失敗了,南昌起義失敗不等于中國革命失敗。中國革命還是要成功的,黑暗是暫時的。我們大家要經得起失敗的考驗,在勝利發展的情況下,做英雄容易得很,但在失敗的局面下,做英雄就難得了。只有經過失敗考驗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們要做失敗時的英雄。”陳毅雖然是半路受命到第七十三團出任指導員,但他與士兵同甘共苦,領導能力已得到證實,他的這番話對官兵頗有啟發。討論時,各連官兵都表示決心,要跟朱軍長和陳指導員將革命繼續干下去。黃埔一期畢業的王爾琢則蓄起胡須,向大家發誓:“革命不成功,堅決不剃須! ”
在朱德、陳毅領導下,經過安遠天心圩整頓、大庾整編、崇義整訓,鞏固了部隊,堅定了黨對部隊的領導,嚴明了部隊的組織紀律,部隊慢慢發展到1000多人,且情緒穩定,士氣開始重新高漲。這支從南昌起義失敗的血泊里掙扎過來的人民武裝,終于生存下來 了。粟裕后來回憶說:“那時候我們還不懂得應當把支部建在連上,但是實行了把一部分黨、團員分配到各個連隊中去,從而加強了黨在基層的工作,這是對于這支部隊建設具有重大意義的一個措施。”“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那時如果不是朱德同志的領導和陳毅同志的協助,這支部隊肯定是要垮掉的。”在理想、信念的感召激勵下,這支部隊后來出贛南,進湘南,發動了著名的湘南起義,并沖破湘粵兩省7個師的敵軍圍攻,艱苦轉戰上了井岡山,與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實現了偉大的朱毛會師。
朱毛會師以后,井岡山的革命開展得蔚為壯觀,多次打敗敵人的“進剿”和“會剿”,革命之火順勢蔓延,軍民對革命的信心倍增。這時候,另一股力量也在向井岡山靠攏,那就是彭德懷領導的紅五軍。
紅五軍上井岡山歷經千難萬險。在平江起義爆發后,國民黨當局極為驚恐,急忙調集十多個團大舉“圍剿”。面對強敵,彭德懷領導紅五軍進行了英勇抗擊,但畢竟敵強我寡,幾次陷入敵圍之中,部隊損失慘重。
1928年8月20日,按照湖南省委關于“紅軍主力避免與敵人主力之部隊作戰,并派一部向萍安與朱毛聯絡”的指示,彭德懷、滕代遠率主力向萬載一帶發展,伺機南下,“打通湘東與贛西的聯結”, 期與朱毛會合。但紅五軍的行動引起了敵人的注意,國民黨第五獨立師陳光中部與第二十三師朱耀華部兩個團緊追不舍,紅五軍不得不與敵人繞“圈子”,但仍不免屢屢與敵激戰。據李壽軒回憶說: “8月里,部隊開始向井岡山行動了。沿途,我們遇到敵人攔阻和追擊,幾乎每天都要和敵人奮戰數次才能前進。部隊的人數越來越少, 面對的困難越來越多,部隊中的一些舊軍官及意志薄弱者經不起考驗,紛紛開小差,甚至叛變投敵,部隊走到江西萬載大橋,又遭到反動軍朱耀華旅的襲擊,在敵我眾寡懸殊的情況下,我們傷亡很大, 這里繼續戰斗是不可能了,第一次上井岡山失敗了。人們帶著沉重的心情,不得已退回到平江、修水、銅鼓三縣邊界一帶休整。”
大橋受挫后,紅五軍處于十分不利的境地。部隊嚴重減員,槍支不滿1000, 士氣多不振作。為了穩定軍心,鼓舞士氣,彭德懷及時總結了失利的教訓,對部隊進行整頓,清除那些未改造好的舊軍官和意志薄弱者,吸收一批思想堅定、作戰勇敢的優秀分子入黨,將表現突出的優秀分子提拔至指揮員的崗位。
但是紅五軍面臨的局勢仍然十分嚴峻和危險,敵人調集大軍,步步追逼,部隊內部又因傷亡和少數舊軍官、士兵叛逃而嚴重減員,同時,給養也十分困難。
在這種形勢下,紅五軍往哪里去呢?
9月17日,幽居聯席會議成立中共湘鄂贛邊界特委,認為革命正處于低潮,留駐湘鄂贛邊境于我不利,而到井岡山與紅四軍會合,則能有效地保存力量,相機對付敵人,共同促進革命形勢的轉變與到來。這次會議,對以后紅五軍挺進井岡山起了重要作用。
會議后,部隊在平、瀏、銅邊界進行整編,取消團的建制,軍直轄五個大隊,并以修水臺莊為中心,開展游擊戰爭。但是由于敵人的窮追,部隊幾乎每天都要與國民黨正規軍和地方武裝奮戰數次方能前進,有時最多的一次打過八次仗。這是紅五軍所經歷的最為 艱難的時期之一。在三個多月的轉戰中,部隊減員很大,張榮生、 李力英等骨干英勇犧牲。由于環境險惡,一些意志薄弱者或投機分 子,也相繼離隊或叛變。原獨立五師一團二營營長、后任紅五軍四 團團長的陳鵬飛忍受不了艱苦生活,脫離部隊回家。四大隊隊長李玉華假傳軍長命令,以打民團為名拉著全隊逃跑了。最嚴重的是一大隊隊長雷振輝(起義前為三營營長)的叛變。雷振輝與李玉華串通一氣,李叛逃后,彭德懷命人將雷監視起來。翌晨,隊伍集合出發前彭德懷講話,雷振輝突然奪過瞥衛員薛洪全的手槍,對準了彭德懷。千鈞一發之標,身材魁梧的新黃云橋,一手扳倒雷振輝,一手拔槍,將雷擊斃。彭德懷面不改色,繼續講話說:“3個月的轉戰,我們受到很大損失,我們的處境是艱險的,但我們起義是為了革命,干革命就不能怕苦、怕流血犧牲,今天如果誰還想走,可以走。就是剩我彭德懷一個人,爬山越嶺也要走到底!彭德懷堅定的目光,斬釘截鐵的語言穩定了隊伍。
其實早在平江起義前,彭德懷聽說毛澤東在井岡山拉起隊伍,影響較大時,就曾給黃公略寫詩:“求知心切去黃埔,夜夢依依我不然。馬日事變教訓大,革命必須有武裝。秋收起義在農村,失敗教訓是盲動。唯有潤之工農軍,躍上井岡旗幟新。我欲依之為榜樣, 或依湖泊或山區。利用周磐辦隨校,謹慎爭取兩年時。”平江起義后,彭德懷“以井岡山為旗幟”的心情變得更加急切了。他在《彭德懷自述》中寫道:“當時,我個人認識到,為什么要以井岡山為旗幟、為榜樣呢?這個旗幟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是實際的,不是空洞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是失敗了,都留存了一小部分力量, 在井岡山會合,形成了當時的朱、毛紅軍,成為紅軍旗幟,不僅有號召作用,而且要在紅軍發展中成為統帥,使全軍有頭。在打土豪 分田地、建立根據地的問題上,我在1927年冬、1928年春就注意井岡山……在這個問題上產生了對毛潤之的敬仰。”
正是抱著這種敬仰之情,彭德懷沖破重重艱難險阻,率領紅五軍一部800余人,在1928年12月10日與朱毛紅軍主力勝利會師于寧岡新城,實現了 “以井岡山為旗幟”的夙愿。在慶祝兩軍會師大會上,彭德懷深情地說:“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毛委員、朱軍長領導紅四軍建立起來的,她是中國革命的一盞明燈。我們紅五軍到井岡山來,要好好學習紅四軍的建軍經驗。”毛澤東在會上分析了國內外的形勢后說:“我們的革命事業就是這樣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向前發展,今天我們有了紅四軍和紅五軍,將來我們一定還會有幾十個軍。我們一定要粉碎敵人的圍攻,最后勝利一定是屬于我們的。”正是這面旗幟、這盞明燈,指引和照耀著無數革命英雄奔上井岡山。
井岡山的斗爭十分艱難困苦,但無數的革命者為了心中的主義,甘愿犧牲個人的榮華富貴,甘愿拋頭顱、灑熱血,他們的事跡讓我們感動。他們用革命的行動,在一步步地尋找著“山溝溝里的馬克思主義”,尋找著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
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有這么一些人,他們曾經遠渡重洋去求學、去尋找救國真理,他們本來可以在城市過上舒服的生活,但是,他們為了心中的理想信念,為了苦苦尋找的中國革命道路,從城市來到農村,不計任何報酬,為了黨和革命事業犧牲一切。因為他們認識到了,只有到農村,只有發動農民,中國的革命才會有希望。朱德、陳毅和何長工就是其中典型代表。
朱德,1886年12月1日生于四川省儀隴縣一個佃農家庭。1909 年初到昆明考進云南陸軍講武堂,同年加人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團體中國同盟會。1911年10月在云南參加辛亥革命武裝起義。1915年 12月參加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戰爭。1917年7月任滇軍旅長,在四川參加反對北洋軍閥段祺瑞的護法戰爭。1921年春任云南陸軍憲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務處長兼省會警察廳長等職。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下,他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1922年8月為尋求革命真理赴德國,在柏林結識周恩來和其他共產黨人,加人中國共產黨,曾在德國格丁根市一所大學里留學。1925年返回柏林,當選為中國國民黨駐德支部執行委員,因積極從事革命活動兩次被德國政府逮捕,并被驅逐出境。1925年7月到蘇聯學習軍事。1926年夏回國,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四川軍隊中進行革命工作。
陳毅,1901年8月26日生于四川樂至復興場張安井村。1916年就讀于成都甲種工業學校(現成都工業學校)。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1年10月因參加中國留法學生的愛國運動,被武裝押送回國。1922年回到四川家鄉,通過與蔡和森通信,加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3年到北京中法大學文學校學習,并經顏昌頤、肖振聲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何長工,原名何坤,湖南華容人。1918年畢業于湖南長沙甲種工業學校,去北京長辛店法文專修館半工半讀,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在法國加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1923年去比利時做工。1924年回國,從事黨的秘密工作。1925年在湖南南縣、華容從事學生運動,曾任新華中學校長,并任該校中共黨委書記,創建該地區中共黨團組織。1926年秋任華容縣農民自衛軍總指揮,中共南(縣)華(容)地委常委兼軍事部長。
在井岡山,還有一群大學生,他們沒有留在城市,他們從不計較個人的名譽、地位和待遇,始終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們是那個時代的知識精英,他們滿懷抱負和理想,來到井岡山,他們用行動證明了自己對真理的追求和對信念的堅持。根據現有資料統計, 參加過井岡山斗爭的大學生共有16人,他們是:北京中法大學的陳毅,山東青島大學及武昌中山大學的羅榮桓,北京大學的李卻非、伍中豪、鄺鄘、譚衷、劉霞,北京師范大學的鄧貞謙,北京私立國 民大學的朱亦岳,上海大學的何挺穎,上海復旦大學的游雪程,南京南方大學及上海法政大學的譚梓生,重慶中法大學的徐彥剛,湖南益陽信義大學的曾士峨,上海持志大學的王良,湖南南華大學的周魴。
在這支隊伍中,還有相當數量的黃埔軍校學生。他們是軍事的俊才,革命的中堅,他們本來可以投奔國民黨,享受著高官厚祿,過上舒適安逸的生活,但是,他們卻來到了湘贛邊界,甘愿風餐露宿,粗茶淡飯,出生人死,不為別的,只為了心中的那個信念。根據現有史料考證,參加過井岡山斗爭的紅軍官兵中,可以確定的黃埔軍校生就有73人,他們是:盧德銘、張子清、余灑度、蘇先俊、伍中豪、徐彥剛、陳浩、陳毅安、張宗遜、譚希林、陳龍鶴(朝鮮人)、范樹德、曾士峨、游雪程、劉型、王良、陳伯鈞、呂赤、徐庶、黃子吉、王爾琢、王展程、朱云卿、楊至成、劉之至、林彪、 唐天際、戴誠本、肖勁、朱舍我、段輝唐、袁崇全、陳東日、鄺鄘、李天柱、陳俊、曹福昌、劉鐵超、資秉謙、鄧萍、賀國中等。
井岡山的革命者大多非常年輕,本來應有屬于他們的青春浪漫,為了革命,他們犧牲了青春愛情。陳毅安和李志強的革命愛情故事就非常感人。陳毅安在1927年5月10日,被任命為連長兼黨代表, 由于斗爭的需要,他推遲了結婚計劃,并寫信給他未婚妻說,“我們是有階級覺悟的青年,擔負了世界革命的重大使命,我們難道戀戀于兒女的深情嗎?沒有一點犧牲的精神嗎?我們絕對不是這樣,我們是受了馬克思主義深刻教育的,除了我們努力革命以外,再也找不出別的出路,把一切舊勢力鏟除,建設我們新的社會,這個時期才能實現我們真正的戀愛”。
為了革命,為了心中的理想信念,不管多么艱苦,精神都無比振奮。陳毅安在給李志強的信中說道,“我天天跑路,錢也沒有用,衣也沒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較之從前優美生活的時代好多了。因為是自由的,絕不受任何人的壓迫”。1930年8月7日,陳毅安犧牲在第二次攻打長沙的戰場上,一生中他給妻子寫了54封信。這些信件充分地表達了陳毅安對妻子堅貞的愛情和對革命必勝的信心以及為實現革命勝利路的堅定信念,成為革命先烈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類似的革命愛情故事還很多,諸如毛澤東與賀子珍,朱德與伍若蘭,陳正人與彭儒,王展程與段子英,蔡協民與曾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