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實事求是闖新路

實事求是、敢闖新路，是井岡山精神的核心。井岡山時期，毛澤東立足于中國革命現實，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緊密結合，提出了“以農村為中心”的革命道路思想，在武裝斗爭、土地革命、根據地建設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成功實踐，創造性地制定了黨領導軍隊的一系列制度和紀律，引領中國革命不斷走向勝利。井岡山斗爭時期這些探索創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相關論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沒有現成經驗，黨內“左”傾路線和教條主義又不斷干擾打壓，但革命為什么能取得勝利？鄧小平指出：“中國革命為什么能取得勝利？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找到了適合中國情況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正是毛澤東等人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牢牢立足于中國自身的歷史、現實需要，以開闊的胸襟和眼界把握實際工作的特點和規律，以大無畏的改革精神闖出來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井岡山革命道路。

一、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實事求是不僅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研究中國實際，找出中國革命過程中固有的規律性和內部聯系的“態度”，還是了解中國現狀和歷史的重要“工作方法”。對于實事求是，毛澤東曾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做過準確的論述：“ ‘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 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 際情況出發，從中引出固有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這個“求”就是調查研究。 調查研究是掌握實際情況，獲得正確認識的基本方法和重要前提， 是實事求是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

毛澤東是我黨善于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杰出代表。對于調查，毛澤東曾在《〈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中總結說：“要了解情況， 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做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動情況。” “要做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 “第二是開調查會。” “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早在1927年1 月4日至2月5日，他就曾對湖南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做過為期32天的考察，并針對當時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放棄農民運動領導權的錯誤觀念，寫了長篇報告《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大聲疾呼：“農民運動不是糟得很，而是好的很！”其一切從實際出發、調查研究的論斷在黨內引起極大反響。

正如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提出的，“你對于某個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于某個問題的發言權”。“你對那個問題的現實情況和歷史情況既然沒有調查，不知底里，對于那個問題的發言便一定是瞎說一頓。” “許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閉著眼睛在那里瞎說，這是共產的恥辱，豈有共產而可以閉著眼睛瞎說一頓的嗎？”正是注重調查，使毛澤東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掌握了大量的客觀依據，從而能在指導邊界工作中做到實事求是。

井岡山根據地初創時期，全面了解邊界的政治經濟狀況，為制定正確的政策和策略提供依據，是擺在毛澤東等領導人面前的一項迫切的重大任務。1927年11月毛澤東親自在茅坪的壩上、洋橋湖、馬沅一帶進行廣泛的社會調查。當年寧岡縣委組織部長劉克猶回憶說：“1927年11月間，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剛剛開始誕生，工農革命軍攻打茶陵去了……這時，毛委員沒有去打茶陵，在步云山附近的洋橋湖、壩上一帶搞社會調查。”毛澤東搞社會調查采取開座談會后個別訪問的形式。“自己口問手寫，并同別人開展討論”，然后將獲得的材料整理成文，取名《寧岡調查》。1928年2月下旬，毛澤東又在永新的秋溪鄉一帶，搞了一個《永新調查》。對毛澤東在秋溪的調查，永新革命老人李步陵回憶說：“1928年2月間，毛澤東從井岡山率領紅軍來到永新秋溪開展群眾運動，幫助永新縣委工作。 毛澤東來到秋溪后，深人群眾，訪貧問苦，又和縣委的同志經常研究工作，帶來的紅軍則幫助我們群眾干活。在毛澤東的親自領導和關懷下，秋溪、龍源口一帶的工作得到很大的發展。”

對于毛澤東的調查報告，當年的湖南省委特派員杜修經回憶道,“他把井岡山搞得許多農村調查從秘書處拿來給我看，看過后的一些印象是有寧岡的調查、永新的調查，還有蓮花的情況。這些寫在商人賬本‘總簿’ 賬簿’上的農村調查，擁有十多本，一尺多高，是用藍布面子裝成的，記述了寧岡、永新的政治、土地、人口、社 會風俗等情況，起初是寫歷史，然后是寫土地情況、經濟情況、各個時期用的東西，如搪瓷臉盆、煤油燈一些東西，什么時候進口， 帝國主義的洋貨都寫上了。毛澤東如此細心地從事調查，完全是為 了革命事業。部隊新來乍到，一切都很生疏。風土人情、階級狀況、 政治歷史，都要認真收集分析，才能得出結論，才能做出決策。由 于我不理解這些就是毛澤東同志為我們黨制定方針政策的依據，對這些調查材料，只當做一些故事或情況閱讀，一天的工夫就看完了。毛澤東同志見我啟而不發，知道我沒看懂，失望地把這些退回來的調查材料收撿起來”。

正是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毛澤東選擇了湘贛邊界的羅霄山脈中段作為部隊的立足點。他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分析到，“羅霄山脈分北段、中段、南段，自廣東北部沿湘贛兩省邊界至湖北北部。北段地勢不如中段可進可守，又太迫近大的政治都會，如果沒有迅速奪取長沙或武漢的計劃，則以大部兵力放在瀏陽、醴陵、萍鄉、銅鼓一帶是很危險的。南段地勢較北段好，但群眾基礎不如中段，政治上及于湘贛兩省的影響也小些。不如中段一舉一動可以影響兩省的下游”。毛澤東的話，可謂一言中的。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地區，實在是武裝割據的理想之地。首先，地理條件有利，井岡山位于江西的遂川、寧岡、永新、蓮花和湖南的茶陵、 酃縣之間，以寧岡為中心，周圍500里，縱橫80里，峭壁聳立，地勢險要，高山連綿，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易守難攻，是很好的軍事后方根據地，有利于工農革命軍的軍事割據。其次，有一定的經濟基礎，邊界六縣盛產稻米、茶油和林木，能夠為部隊提供足夠的給養。再次，這里黨的組織和群眾基礎較好，大革命時期，各縣就建立了黨組織和農協會，農民運動蓬勃開展。大革命失敗后，革命影響仍然存在，許多和群眾轉人深山繼續堅持革命斗爭。最后，井岡山已有袁文才、王佐領導的兩支農民武裝。正是基于這些，毛澤東說：“整個羅霄山脈我們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較起來，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中段，最利于我們的軍事割據”。

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不僅自己深人實際調查研究，而且要求紅軍、地方與士兵都應調查研究，并將此作為一項任務來完成。在當時制定的《黨代表工作大綱》分五個部分，其中一個部分就是民眾的調查。大綱明確要求黨代表要實行報告制度，“注意民間調查和官兵調查”，為此專門開列了調査及報告的詳細項目。

關于如何進行社會調查，毛澤東還為那些從未做過調查工作的革命軍官兵擬訂了調查提綱，內容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 群眾生活狀況、剝削關系、風俗習慣以及地理條件，等等。有的調查項目還非常具體，例如，當地的地主、富農、中農、貧農的人數及其比例，各階層占有土地數目及其比例，群眾斗爭的情況，當地 的工價、物價，地方農產品、土特產品，地形特點、河流寬窄、深淺和流速、流量等。在毛澤東的指導下，部隊官兵逐漸學會了做社會調查工作。譚冠三在《回憶毛主席在井岡山的偉大革命實踐》中 說：“毛主席很強調宣傳多要做調查研究（對整個紅軍也是這樣強調的）毛主席對工商業怎樣、地主怎樣、工人怎樣，都要調查清楚。 還要求我們了解資本家是怎樣剝削工人和農民的，地主是怎樣剝削農民的，工人、農民又是怎樣被剝削的，以及每個村莊里的階級成分，每個人的政治態度，也都要調查清楚。……我們在一個地方做了調查以后，都要上報。經過調查我們處理各種問題、解決各種問題，就能分清敵友，團結多數。

曾志也在《回憶在井岡山的戰斗生活》中講到，“毛主席在行軍路上很注意調查。收集沿途情況，這是毛主席親自布置我做的第一件事。毛主席還教給我如何做調查表，其中就包括村鎮名稱和方位、房屋數量和結構、土地面積和肥瘦、人口數量和結構、作物種類和數量、商鋪數量和經營狀況、山林面積和占有情況等”。

井岡山根據地的革命運動，是在“前無成法”的情況下摸索進行的。從1927年底起，秋收起義部隊即與省委斷絕交通，黨的一切主張政策全不知道。但是井岡山的經濟建設、黨的建設、政權建設、文化建設、軍隊建設卻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無不與毛澤東所提倡的一切從實際出發，注重調查研究有莫大的關系。譚震林、何長工、譚冠三、賴毅等都曾回憶這件事情。因此，井岡山時期制定的土地革命政策、不侵犯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政策，保護中小商業者的政策、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對待綠林兄弟、敵軍俘虜，以及城鄉各種稅收政策等，都是在沒有藍本可依的條件下，靠著調查研究一一制定出來的。

土地政策的制定是當時邊界開展土地斗爭中最為棘手的一個問題。其中沒收對象問題，分配標準、分配區域，土地所有權，土地能否自由買賣、租賃，如何區別對待中間階級，地主要不要分田等，都需要作出正確的回答。可是土地革命這個大課題，在當時全黨及各個根據地都在探索階段，并無成法可循。而井岡山根據地創立以來，幾月間與組織失去聯系。這就必須一切從實際出發，摸索出一條新路。

為搞好邊界的土地革命，毛澤東親自到永新塘邊等地深人調查。他與當地農民開座談會，了解塘邊一帶的基本情況。在座談會上，毛澤東認真聽取農民對土地分配的意見，有農民向毛澤東提出按勞力分配不好，這樣老人小孩沒有田，應按人口平均分配；沒收一切 土地平均分配也不好，這樣會傷害自耕農的積極性。實踐證明，以勞動力為標準雖然對于發展生產有利，但對無勞動力的家庭來說，只能分到很少的土地，不利于爭取廣大群眾。在當時的情況下按人口分配土地是對的。這些調查研究加深了毛澤東對農民土地問題的認識。此外，調查研究也對邊界土地狀況有了基本的認識，“大體說來，土地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農民手里。 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約有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約有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萬安、寧岡、蓮花自耕農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較的多數，約百分之六十，農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縣兩縣具有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土地革命并不是一開始就全面鋪開，而是在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先后進行了試點。如毛澤覃在大隴喬林進行土地革命試點；毛澤東本人也曾在湖南酃縣中村、永新塘邊親自抓試點。毛澤東在塘邊還形成了一個分田臨時綱領，塘邊各村成立了土地委員會。隨后在分田臨時綱領的指導下，塘邊試點分田運動迅速開展起來。毛澤東的塘邊試點，有力指導了永新地區的土地革命運動，為根據地深入開展土地革命提供了樣板。

基于這些試點的成效，以及朱毛會師以后根據地一天一天地擴大，窮苦農民保衛和擴大工農政權的決心得到進一步激發，表現出極大的向心力。“黨在未分配土地以前，當地農民藏匿土豪劣紳，分配土地以后，農民不僅不藏并且看見即抓，鄉村間的械斗也沒有了， 唯恐敵人到來不能穩定所分得的土地，都一心的去抵抗敵人”。 1928年5月20日召開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專門討論了邊界的土地革命深人問題，作出了“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的決 定。會后，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設立了土地部，譚震林任土地部部長。隨后，邊界各縣政府都設立了土地委員會，具體負責領導土地革命運動。

1928年5月至7月，在湘贛邊界工農政府的統一領導下，邊界各縣的土地革命全面鋪開。經過之前的試點和毛澤東的塘邊分田經 驗，這時土地革命已經有了一定的模式。其具體的步驟和做法為： 

第一，成立分田領導機構，由各縣土地委員會先行調查研究制定分田方案和劃分階級，以對地主、富農進行土地革命。

第二，抽調紅軍深人到寧岡、永新、遂川、蓮花等縣發動群眾調查研究，掌握政策，指導分田。如譚震林去了小江區，何長工去了東源荷花形村，王紫峰去了葛田村等。當年被派到寧岡葛田村的王紫峰回憶說：“我在手槍隊只有一個多月，后來地方上要，就從軍隊中抽調一部分人去了。因我在家鄉13區蘇 維埃政府工作時，曾搞過分土地，所以把我調出來了。……我到葛田村幫助分土地。鄉里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登記人口，登記土地。……當時對‘抽肥補瘦’還不懂，我們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沒地或少地的農民。以一個大村為單位，按人口平均計算需要多少土地，在這個范圍內調整補足。地主的土地全部被我們沒收，富農的土地沒收多余部分。分好了，就登記姓名、畝數和規定歸誰使用，然后插牌 子。……我們在葛田村幫助農民分配土地，每人分了3畝多田。”

第三，以鄉為單位進行土地分配。以鄉為單位進行分配土地的辦法，是在試點的基礎上取得的。“原先是以村為單位進行分配，在實踐中，證明這個辦法是不好的，是容易為地主、富農所利用的。……后來改為以鄉為單位來分配土地，實踐證明，這個辦法是比較好的。這個辦法是毛主席調查研究，經過斗爭實踐的摸索和總結才找到的。”該辦法較之毛澤東在1927年8月19日湖南省委會議上提出的《土地綱領》不僅更機動，也更切合實際，更能調動貧苦農民的積極性。

第四，實行以原耕地為基礎，好壞搭配的原則。井岡山地域廣闊，土地貧瘠與肥沃程度差距較大。起初分配土地時，實行以原耕地為基礎，抽多補少。“后來發現，這辦法有利于富農，不利于貧雇農，因為富農的地一般是比較好的，貧雇農的田地多貧瘠些。如果以原耕地為基礎，抽多補少，那富農的好田就分不出來……后來主席提出要‘抽肥補瘦’，把富農的好田抽出來，補給貧雇農耕種，這 樣才能真正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

綜觀井岡山根據地土地革命成功的經驗，不論是其以點帶面的整體工作思路還是具體的分配細則，無不體現了毛澤東和邊界黨注重實際、實事求是的工作方法。這也恰是井岡山土地革命能夠深入開展，推動武裝斗爭和根據地建設三位一體的重要法寶。

武裝斗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經濟建設則是革命戰爭的支撐點。在《井岡山的斗爭》中，毛澤東認為工農武裝割據存在和發展必須具備五個重要條件，其中就講到要“有足夠給養的經濟力”。 但是“在白色勢力的四面包圍中，軍民日用必需品和現金的缺乏， 成了極大的問題”。對此，毛澤東分析，“邊界黨如不能對經濟問題有一個適當的辦法，在敵人勢力的穩定還有一個比較長的期間的條件下，割據將要遇到很大的困難，這個“適當的辦法”就是制定 以土地政策為核心的經濟政策，工商政策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湘贛邊界各縣都有圩場，即集市，是商品交換的主要場所。因此，對待中小商人和私營工商業的政策正確與否，直接關系到根據地經濟的發展和革命根據地的鞏固。

井岡山斗爭初期，毛澤東和邊界黨就明確提出“保護工商業”和“保護中小商人”的政策。其中遂川草林圩的復活與繁榮就是典型例證。

草林圩，是遂川縣四大圩場之一。該鎮群居600多戶，近200 多家店鋪。這些店鋪中80%以上是中小商人，主要經營茶葉、酒類、 油鹽雜貨、香紙煙燭，以及各種手工業產品和土特產品。他們的資本很小，既受國民黨反動派苛捐雜稅的壓榨又受地主豪紳、大資本家的盤剝，生意清冷，瀕于破產。1928年元月，工農革命軍初到草林圩時見家家店門緊閉，且門上貼有“存貨已空，改行務農”的告示。偶見幾個老表也都躲躲閃閃。于是，曾士峨和黨代表羅榮桓令各宣傳隊打著紅布小旗，分頭深入草林圩鎮各角落宣傳群眾，開展社會調查。并在大街小巷貼滿諸如“打倒土豪劣紳！” “打倒貪官污吏!” “保護中小商人” “取消苛捐雜稅” “工農革命軍是窮苦工農的隊”等標語。當地老表發現這支部隊紀律嚴明、秋毫不犯，漸漸開始和戰士接觸，并相繼反映了各種情況。原來草林的冷清并非沒有交易需求，而是由于當地黃禮瑞、郭朝宗等土豪劣紳作祟。大土豪黃禮瑞、郭朝宗在草林圩上開設了 “遂昌”（當鋪）、“元昌"（油 行）、“元豐”（煙館）等大商號，他們利用煙館、賭行、當鋪、妓院等為非作歹，毒害人民。他們有錢有勢，橫行鄉里。黃禮瑞的大兒子是國民黨省參議員，孫子是草林鄉的鄉長，他不僅在草林幵了各種商號，在縣城也有幾個商號，連南昌都有他開設的化工章江公司和分館。除此以外，他家還擁有9000多擔谷田，幾千畝山林。草林圩幾乎是黃禮瑞家獨霸天下。

曾士峨、羅榮桓將掌握的情況向毛澤東匯報后。毛澤東當即指示“拔掉這個釘子”。曾士峨、羅榮桓隨即帶領戰士查封了黃禮瑞、郭朝宗在草林開設的各種商鋪，繳獲幾萬斤食鹽、幾千斤茶油、幾百擔布匹和大量的日用百貨。這些繳獲的東西一部分上交，一部分則被革命戰士連夜送給貧苦農民。第二天部隊又在草林萬壽宮召開了群眾大會，毛澤東親自講話說：“我們工農革命軍的宗旨是為天下勞苦大眾謀幸福的。據我們了解，你們草林圩有111家店鋪，大資本的只有16家，中等資本的11 家，小資本的84家。資本大的都是黃禮瑞、郭朝宗、劉漢青、胡海清等人開設的。他們既是大土豪，又是大奸商，他們才是我們打擊的對象。至于中小商人，我們的政策是保護的，一粒鹽、一寸布也 不動，不罰款，不抽稅，允許自由貿易，保障合法經營，請商家放心。

到會的中小商人聽后都紛紛放心開業。當年臘月二十四，山鄉傳統小年，官兵戰士特意把草林圩打掃得干干凈凈，還在街道兩旁貼滿了標語。羅榮桓還在萬壽宮柱子上貼了一副醒目的對聯：

為革命而犧牲死當歡笑

救工農出水火我應勤勞

紅軍秋毫無犯、打倒土豪劣紳、替貧苦老百姓撐腰的話題，隨即像一股春風吹遍了湘贛邊界的五里八鄉。當天從永新、寧岡、遂 川各地趕來的農民成群結隊前來趕集。整個圩場萬頭攢動，熱鬧非凡。

事實上，草林圩的復活與繁榮，以及1928年開辟的大隴紅色圩場，都是從實際出發，充分開展社會調查，堅持貫徹和執行了保護工商業政策的結果，充分調動了中小商人的積極性，不僅對于活躍和溝通根據地商品交換，滿足根據地軍民日常生活需要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時也為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長期斗爭，奠定了經濟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