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關于黨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曾說：“共產國際的一切文獻，一講到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就是同工人運動聯系在一起的。只有中國共產黨經過長期的實踐，證明在脫離城市無產階級的情況下，也能夠鍛煉成為一個堅強的布爾什維克黨。”文中將井岡山與海陸豐作比較時說：“當時海陸豐的力量比井岡山大，各種條件都比井岡山好，但結果還是失敗了。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那里無產階級領導的思想沒有展開，由于領導上還帶有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氣味的緣故。”周恩來的這段評論指出了要建設一個堅強的布爾什維克黨，即應展開無產階級思想的領導，消除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使廣大共產黨人及革命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不畏強暴，堅貞如一，直至革命勝利。毛澤東在井岡山斗爭中，十分重視黨的建設，做了大量開創性的黨建工作。

井岡山是一個交通閉塞的山區，經濟十分落后，甚至還停留在 “杵臼時代”。這是一個無產階級人數很少，農民占大多數的地方，再加上大革命失敗后，白色恐怖下城市斗爭的受挫和農村革命斗爭的開展，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狀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其中在紅軍中尤為突出，紅軍是以農民為主體組織起來的，另外還有受革命影響的北伐官兵以及從國民黨軍隊中起義或解放過來的官兵，他們原先大多也是農民。紅軍中還有一部分城市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紅軍中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約占70%。復雜的成分與長期在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中活動，使黨和紅軍隊伍必然受到來自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其他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影響。這些非無產階級思想，嚴重地妨礙黨的路線的貫徹執行。對此，以毛澤東為代表 的中國共產黨人圍繞根據地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開創性地提出了 “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首次強調要在思想上建黨。

1927年9月29日，失利后的秋收起義部隊轉戰來到永新三灣, 毛澤東針對起義部隊遭受挫折、戰斗減員、軍心渙散的現狀，創造性地提出了 “黨指揮槍”的建軍原則，創建了第一支黨領導下的新型人民軍隊，并以無產階級思想不斷加強軍隊的建設，確立了黨對 軍隊的絕對領導，為部隊注人了軍魂。針對在大革命時期軍隊黨組織只設在團級以上，下層士兵中人數非常少，無法從組織、思想上抓住士兵的歷史教訓，毛澤東提出應健全部隊各級黨組織系統， 連以上建立黨代表，專做士兵政治思想工作及指導士兵開展群眾運動。“支部建在連上”為工農革命軍貫徹黨的路線，接受黨的領導，開展黨的工作，提供了組織上的保證。“三灣改編”的核心是解決黨對軍隊的領導問題，也就是“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的問 題。這是黨如何建設自己的軍隊進行的最早、最為成功的探索與實踐，奠定了工農紅軍政治建軍的基礎，對于建設新型的人民軍隊有著重大的歷史意義。

為確保“支部建在連上”原則的貫徹，發揮共產先鋒和模范作用。毛澤東又創造性地實行了“挑選堅強的革命分子人黨，培養與壯大部隊骨干力量”的方法來加強軍隊黨組織的建設和鞏固 “三灣改編”的成果。1927年10月中旬，毛澤東率領部隊到達湖南酃縣的水口后，一方面親自深入各個連隊做指戰員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方面指示各連隊挑選一批工農骨干分子，發展他們加入黨的組織。 水口建黨是我軍歷史上最早的一次建黨活動，這次公開的建黨活動， 使軍隊黨的建設由秘密轉為公開。此后，各個連隊都相繼開展建黨活動，人民軍隊中黨的建設工作從此不斷得到加強，軍隊中黨的力量不斷發展壯大。曾參加水口建黨的賴毅后來回憶說：“由于支部設在連里，黨通過和廣大群眾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因而工作十分活躍，連隊的政治空氣逐漸濃厚，的數量逐漸增多，這樣真正形成了連隊里的核心和堡壘，許多新從實際鍛煉中成長了，成為連里的領導骨干。

紅軍中各級設立黨代表，是紅軍初創時期人民軍隊建設的一項重大措施。黨代表的設立，有力地保證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軍隊中的貫徹執行，保證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對紅軍實行三項任務，執行革命紀律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 中充分地肯定了黨代表的作用：“黨代表制度，經驗證明不能廢除。”“特別是在連一級，因黨的支部建設在連上，黨代表更為重要……事實證明，哪一個連隊黨代表比較好，哪一個連就較健全。”

為從制度上保障人民軍隊黨的政治工作力度，確保紅軍勝利完成打仗、籌款和做群眾工作的三項任務，毛澤東和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制定了《黨代表工作大綱》。該《大綱》一是確定了部隊黨代表的根本任務是注意教育和管理士兵，貫徹執行黨的主張和方針政策；二是界定了部隊黨代表的工作職責是做軍隊、民眾、、報告和調查等內容；三則提出部隊黨代表的工作方法，并要求黨代表實行報告制度。同時，《大綱》還就黨代表的個人修養提出要求，指出黨代表必須是一個有高度責任心的優秀工作者，是全體同志的模范。

《大綱》對黨代表的任務、職責、工作方法等有了明確、詳細的規定，從制度上規范了紅四軍各級黨代表的行為。當年曾是黨代表的羅榮桓，“從當連黨代表開始便堅持了一條，凡是要求同志們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以自己的模范行為作為無聲的命令。打仗沖鋒時，他和陳連長（陳伯鈞）肩并肩站在隊伍的最前頭，退卻時又在最后負責掩護。行軍時，他的肩頭經常扛著幾條病號或是掉隊戰士的槍。宿營時，他每宿都要查鋪，逐個將戰士們的夾被蓋好。每逢發零用錢，他和連長、司務長又總是最后去領……”正是許許多多像羅榮桓一樣嚴格執行《黨代表工作大綱》的各級黨代表們，從而使得大部分來自雇傭軍隊的紅軍士兵“一到紅軍即變了性質”，

“都知道是為了自己和工農階級而戰”。以致敵人在繳獲《黨代表工作大綱》時，驚呼：“紅軍黨代表之工作及能力亦可表率其眾，敵人組織如此，吾人應加猛醒！”

作為紅軍最早的政治工作條令，井岡山時期的《黨代表工作大綱》體現了紅軍黨建的科學化與制度化，其基本精神對于人民軍隊建設和黨的建設均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為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毛澤東不僅重視紅軍隊伍中黨的建設，也始終關注邊界各縣各鄉的黨建工作。

大革命失敗后，邊界各縣的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湖南的茶陵、酃縣黨組織基本被敵人打垮。江西蓮花、永新只剩下幾個黨的骨干到寧岡茅坪“打埋伏”。遂川的黨組織瀕于癱瘓。面對這種情況，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站穩腳跟后，便將恢復邊界黨的組織，重建黨的農村支部提上日程。

1927年11月初，毛澤東在茅坪象山庵主持了丁同、永新、連花三縣黨組織負責人開會，要求各縣重建黨的組織。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也專門研究和部署邊界黨的組織建設問題，提出軍隊的黨要幫助地方的黨發展的方針，即從部隊抽調黨的工作深人鄉村，直接幫助地方開展黨建工作。如毛澤覃去寧岡喬林鄉創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第一個農村黨支部。他在喬林建黨時曾說，要把黨支部辦好，黨支部是墻基，政府是墻，軍隊是屋梁，如墻基不好，房子就會倒掉。共產黨的力量就是靠團結群眾，如不做好群眾工作，力量就薄弱，就會垮臺，群眾是共產黨的城墻。喬林黨支部在基層群眾工作中的主心骨作用，恰似軍隊的“支部建在連上”。此后，毛澤東也親自到永新秋溪鄉，為該鄉建立了第一個黨支部。

農村環境下的黨建工作有其獨特性。毛澤東說：“湘贛邊界，黨在村落中的組織，因居住關系，許多是一姓的為一個支部，支部會議簡直同時就是家族會議。在這種情形下，斗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真是難得很。此外，邊界各縣都有土客籍矛盾和很深的地方主義，以至出現“土籍的黨，客籍的槍”的格局，嚴重阻礙了黨的建設。對此，毛澤東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我們感覺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并提出從思想上建黨的解決策略。即工農革命軍在羅霄山脈中段實行“工農武裝割據”，關鍵在于我們的黨如何實行正確的政策和措施，去加強隊伍中的無產階級思想領導。基于此，毛澤東把思想建設擺在第一位，作為整頓邊界黨的政治建設、組織建設、紀律建設、作風建設的基礎。

針對解決“思想入黨”和“思想整頓”問題，毛澤東領導邊界特委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首先是舉辦黨團訓練班。舉辦黨團培訓班，目的在于“竭力伊除一般同志的機會主義思想和封建小資產階級思想，確定無產階級革命的人生觀”。1928年6月4日，中央給前敵委員會的信中，就“關于黨的組織問題”，要求“對于鄉村的要注意的訓練，要使每一個支部都能訓練出10至20個成為黨及群眾的中心”。“在你們占領的區域要經常地開辦黨的訓練班訓練。”同時期，湖南省委給湘贛邊特委和紅四軍軍委工作指示時，也提到，“黨的問題，在赤色政權下的各縣，黨的發展在農村中非常的快速……，但須注意，1.中堅分子的訓練……

為辦好訓練班，邊界特委制定了訓練大綱，詳細提出了訓練內容、訓練方法和訓練要求。聘請有知識的老給予訓練輔導。訓練的內容涉及對進行政治教育、形勢教育、階級教育、黨的性質和基本理論教育。除集中辦班外，特委還要求各縣縣委舉辦相應的短期培訓班。當年曾擔任遂川縣縣委書記的陳正人回憶：“1928 年春，我們就舉辦過訓練班，那時辦訓練班，完全適應戰爭的環境，辦短期的一二天或者三五天一期，規模也不大，參加人員有二三十人，每期講一二個問題。講共產黨是干什么的，共產黨是什么樣的黨，講黨的方針、政策等等”。毛澤東、朱德等也經常到訓練班講課。通過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灌輸教育，大家認識到： “共產黨不能分你姓什么，他姓什么，你是土籍，他是客籍，也不分縣界、區界、鄉界，天下窮人是一家，要講共產主義，要團結一致， 對付共同的敵人。”對于培訓，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也曾提到，過去各地黨之所以沒有力量就是因為沒有訓練，現在每個都須進行黨的基本理論的訓練。為配合地方黨委開辦黨團訓練班，中共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在軍隊中也開辦了部隊的黨團員政治訓練班，組織部隊黨團員進行系統學習。訓練內容包 括“講階級斗爭史、革命發展史、講政治、群眾工作、講軍事等”。

黨團訓練班的開辦，有效提高了黨團員的思想覺悟和政治素質，提高了部隊與地方的思想政治水平與修養。為確立無產階級的人生觀、價值觀和提高黨的戰斗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而成為該時期邊界加強思想上建黨的重要任務與特色之一。

其次是加強整頓各級組織及作風。特委針對邊界各縣一部分對民主集中制意識淡薄即組織紀律性差等現象，曾公開指出他們的缺點。如對永新的黨“要公開脫離特委”的問題，對酃縣縣委違反群眾紀律問題，都曾在《特委通訊》中予以嚴厲的批評。力求一面消滅黨內發生分歧的原因，一面加緊教育。同時，作為特委書記的毛澤東也身體力行，從自身做起，密切聯系群眾，關心群眾疾苦，幫助群眾解決困難，有效地塑造了黨的新形象。

再次是開展邊界“洗黨”活動，淘汰不堅定分子，純潔黨的隊伍。隨著根據地軍事斗爭的節節勝利與紅色區域的不斷擴大，邊界黨組織與人數也急劇增加。特別是湘贛邊界黨的“一大”召開以后，各縣黨組織積極工作，大力吸收新，人數迅速增至一萬余人。在這個過程中，不少地方甚至簡化手續，采取公開征收的形式。這一時期黨組織的擴大，不少地方完全只注意數量的發展，沒有注意質量的加強。黨與階級沒有弄清楚，完全是拉夫式的吸收辦法。為了確保黨組織的純潔和的先進性，邊界及時進行了“洗黨”，即從組織上改造和建設黨的隊伍。如何“洗黨”，《湘贛邊界各縣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指出，首先從支部改造起，肅清組織上和政策機會主義的領導；其次對成分也必須是選拔先進的覺悟的踏實的勇敢的貧苦工農分子，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富農必須嚴格限制；再次制定黨的“鐵的紀律”。只有“鐵的紀律”才能抑制黨走向非無產階級的道路，才能團結先進分子在黨的周圍， 使黨成為壁壘森嚴、步伐整齊的強健的戰斗組織，并增加無產階級的領導力量。具體實施主要在永新、寧岡兩縣，對“八月失敗”中不愿革命的、不服從指揮的，投敵反水或被敵人抓去問題沒搞清楚的，出身不好且革命不積極的三種人，不通知本人開會，支部會上除名。沒有被清洗的，重新填表登記，逐級上報。“洗黨”后，黨組織重新轉入秘密狀態。

經過“洗黨”，妥善地洗刷了階級異己分子和投機分子。雖然人數有所減少，但黨的組織卻純潔了，戰斗力也提高了。當然邊界的“洗黨”運動，因前所未有，缺乏經驗，也出現一些問題。如有的地方清洗過嚴、過狠，有的只是重新抄報，有的出現排斥知識分子的現象等。盡管如此，邊界九月“洗黨”仍不失為我黨歷史上一次成功的卓有成效的整黨活動。為我黨以后的整黨運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和寶貴的經驗。

井岡山革命時期，由于毛澤東領導的邊界黨創新性地開展了以上思想、作風、組織不同層面的黨建活動，使得邊界無產階級思想建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此外，毛澤東還領導特委編印政治刊物，甚至提出辦黨校的設想，但因敵人對井岡山展開了最大規模的第三次“會剿”未能落實。

1929年1月，隨著紅四軍主力轉戰贛南、閩西，紅四軍及其黨組織內又加入了大量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同志，加上環境險惡，戰斗頻繁，生活艱苦，部隊得不到及時教育和整訓。極端民主化、重軍事輕政治、不重視建立鞏固的根據地、流寇思想和軍閥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開始在紅四軍內滋長。作為紅四軍黨前委書記的毛澤東曾力圖糾正這些錯誤的思想傾向。但是，由于當時的歷史條件，紅四軍黨內特別是領導層內在創建根據地、在紅軍中實行民主集中等原則問題上存在著認識上的分歧和爭論，因而，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沒有能夠為紅四軍領導層的大多數同志所接受。

1929年8月下旬，陳毅抵達上海，向黨中央如實匯報了紅四軍的工作。29日，中央政治局在聽取陳毅關于紅四軍全部情況的詳細匯報后，決定由周恩來、李立三、陳毅三人組成專門委員會，深入研究討論紅四軍的問題。經過一個月的討論，形成了陳毅起草、周恩來審定的《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來信。

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12月28日至29日，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村召開。會上，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朱德作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中央九月來信。大會經過熱烈討論，一致通過了毛澤東代表前委起草的約三萬字的八個決議案，總稱《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其中第一部分，也是最為核心的內容是《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后來編入了《毛澤東選集》。

會議規定了紅軍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指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任務”；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對軍隊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強調必須確立黨在紅軍中的絕對領導地位,強固黨的組織，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從教育上提高政治水平；會議闡明軍事和政治的關系，認為紅軍的一切軍事行動，都是圍繞黨的政治中心任務進行的，必須接受黨的政治領導；紅軍的政治機關與軍事機關，在前委指導之下，平行地執行工作，指出必須加強官兵的政治訓練，明確地規定了紅軍的任務，軍事工作系統和政治工作系統的關系，紅軍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士兵委員會的權能及其和軍事政治機關的關系；會議規定了軍隊內部、外部關系和瓦解敵軍的原則，在軍隊內部實行民主，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會議強調對紅軍進行無產階級政治思想教育以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以及在紅軍內加強黨的建設的方法和途徑。

古田會議總結了紅四軍成立以來軍隊建設方面的經驗教訓，確立了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重申了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反對以任何借口削弱黨對紅軍的領導，必須使黨成為軍隊中的堅強領導和團結核心；強調了要重視加強思想政治建設，要用無產階級思想進行黨的建設和軍隊建設，即在經濟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在農村革命戰爭的環境中，在黨和軍隊的主要成分是農民的條件下，如何克服來自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及其他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影響，把黨建設成為無產階級先鋒隊，把軍隊建設成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 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把列寧的建黨學說發展得最完備的是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時期，即紅軍創建時期，毛澤東同志的建黨思想就很明確。大家看看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的決議就可以了解。

可以說，思想建黨成功地解決了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占絕大多數的國家建設一個具有廣大群眾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難題，它獨辟蹊徑地把黨的建設引導到一個全新境地，使黨的建設不斷發展，黨的組織由小變大，由弱變強，不斷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