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2月下旬，工農革命軍攻占寧岡新城后，毛澤東同志在茅坪的閻仙殿前召開軍民大會，一來慶祝新城戰斗勝利，總結經驗，表揚英勇戰斗的將士；二來講解工農革命軍要優待俘虜。

會上，毛澤東說：“白軍士兵中有不少是工人、農民出身的窮人，有許多人都是被強迫來當兵的，要教育他們、爭取他們站到我們這邊來，跟我們一起，去打擊國民黨反動派，打地主豪紳。他們過來，我們的隊伍就擴大了，多一分力量與敵人戰斗。因此，我們要團結、爭取更多的人與我們一起去反對反革命。”開始，有些人想不通，經毛澤東再三解釋、疏導，大家思想轉了彎。當即，毛澤東宣布了優待俘虜的幾項具體規定：一不許打，二不許罵，三不許搜腰包，四有傷的給予治療，五愿意留的吸收參加紅軍，六愿意回去的發給路費。這就是我軍歷史上最早的優待俘虜政策。

當天晚上，被俘的國民黨士兵都住在茅坪閻仙殿。晚上，軍官教導隊區隊長陳士榘當值星官，在樓下看管俘虜。

值班室的墻上掛了一面紅軍軍旗，中間擺著一張長方桌子和兩條板凳，還有一盞馬燈，一把銅壺和兩只茶碗，這都是和俘虜談話時用的。

陳士榘挎著一支德國造的3號駁殼槍，肩上掛著“執勤官”的紅色標志，與另一個戰士一起，在值班室踱來踱去。

夜深人靜，閻仙殿樓上忽然傳來了《國際歌》的歌聲。陳士榘覺得奇怪，便側耳靜聽。歌聲先是輕輕的低吟，后來越來越大，悠揚激昂。三個唱段都唱完了，陳士榘的滿腔熱血也似乎沸騰起來了。

陳士榘雖然年輕,經驗卻很豐富。他參加過北伐戰爭，大革命失敗后，隨武漢警衛團參加秋收起義。工農革命軍打下茶陵縣城后，以士兵代表的身份，擔任井岡山根據地第一個紅色政權的縣政府常務委員，不久，提升為紅軍軍官教導隊區隊長兼軍事教員。在復雜的革命斗爭中，他鍛煉了自己的政治敏感性。這時，陳士榘意識到，能如此完整而又聲情并茂地唱出《國際歌》的不會是一般人。他決定順藤摸瓜，把唱歌人的情況弄清楚。

陳士榘來到俘虜營樓上，問一群坐著的俘虜：“剛才是誰在唱歌？”

這時，一個看起來不上20歲的年輕人站了起來：“是我。”

“你唱的什么歌？”

“《國際歌》。”

“你叫什么名字？”

“譚甫仁。”

“你是從哪里學會唱《國際歌》的？”

“廣東韶關。”譚甫仁對答如流。

譚甫仁看到值星官年紀和自己差不多，似乎也沒什么敵意，于是認定，這就是自己的同志，便大膽地把自己的經歷和盤托出：

“我是廣東仁化縣人，原來在韶關參加過北江農軍學校第一期訓練班學習，《國際歌》就是在學習期間學唱的。農軍學校主任朱云卿是我的入黨介紹人。我從農軍學校回家后，參加過南昌起義，被打散后，被江西軍閥朱培德部收編。這次隨贛軍二十七師的一個營調往寧岡新城駐防。我心中一直很憂郁，對國民黨反動派很不滿，只好高唱《國際歌》來排解憂憤和不滿，喚起勇氣和希望，同時也想用歌聲呼喚自己的同志，尋找中國共產黨。”

陳士榘一聽，譚甫仁說的朱云卿就在井岡山擔任團長，于是，派傳令兵領他去見朱云卿。

在陳士榘的指引下，譚甫仁終于和朱云卿見面了。此時此刻，在落難時的譚甫仁見到自己的老上級，心情激動萬分，只叫了一聲“朱主任”，就說不出話來了，熱淚漱漱地往下掉。

朱云卿見到譚甫仁也很激動，走上前去緊緊地握住他的手說：“廣居同志（在北江農軍學校時，譚甫仁使用廣居的名字），你的情況士榘同志都和我說了，你本來說是一位共產，現在重新回到革命隊伍就好了。”

朱云卿一邊安慰譚甫仁，一邊讓他坐下。兩位戰友在戰爭征途中久別重逢，心里都是說不出的欣喜與激動。譚甫仁最后還不忘請老領導為他在北江農軍學校和北上武漢到南昌起義這段經歷，替他向黨組織說明解釋。朱云卿笑著安慰他說：“這個不用你說我都會跟黨組織講清楚，你安心工作學習就是了，不要背包袱。”

從這天起，譚甫仁就被安排到紅軍軍官教導隊學習，不久擔任上士文書、軍部士兵委員會干事。他同陳士榘在革命隊伍中一直并肩戰斗。

后來，陳士榘把譚甫仁這一傳奇式的事情報告給毛澤東同志，毛澤東高興地稱贊譚甫仁：“這是一棵紅色的苗子哩！”

從譚甫仁將軍經歷中，我們看到的是一種忠誠。這種忠誠不是自然而然的產生，而是源于對黨的樸素感情，對信仰信念的永不言棄。只有信念堅定了，忠誠才有牢固的基礎，正所謂“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