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知大道，史可為鑒。中華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歷史，曾經創造出燦爛的中華文明，為人類作出了卓越貢獻，成為世界上偉大的民族。 鴉片戰爭后，中國陷入內憂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國人民經歷了戰亂頻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難。

1640年，英國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消滅了封建桎梏，代之以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1760年，英國又開始了產業革命，從手工工場過渡到大機器生產。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也先后發動了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美國則是在1775年至1783年間，取得了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獨立戰爭的勝利，從而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從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以后的二三百年間，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瘋狂的對外掠奪和殘酷的資本原始積累，生產力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正當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強盛起來的時候，處于封建專制統治、實行閉關鎖國政策的中國，卻在一步步衰落下去。清朝初期特別是康熙、乾隆年間，國力尚強，有“康乾盛世”之稱。但自嘉慶朝以后， 國勢日衰，社會危機愈益嚴重。首先，在政治上更加腐敗，官場貪污盛行、賄賂成風。道光朝軍機大臣穆彰阿攬權賣官、假公濟私，無能之輩只要給他送一份厚禮，就能升官任職。直隸總督琦善于1841年被抄家， 查抄出的家產有黃金1萬多兩、白銀1800萬兩、珠寶11箱。中央大員況且如此，地方文武官員更是搜刮無度。“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 就是當時吏治腐敗的寫照。其次，在經濟上生產凋零、貧富分化加劇。 貴族、官僚、地主利用各種手段兼并土地，其結果是土地集中的趨勢越來越嚴重，農民生產積極性下降，加之耕作技術的保守落后，農業、手工業徘徊不前，民眾尤其是失去土地的農民生活更為艱難。再次，在軍事上武備松弛、裝備落后，軍紀敗壞、士氣不振，清朝中期雖有八旗兵和綠營兵80余萬人，但由于缺乏訓練、終日閑游，甚至聚眾賭博、酗酒狎妓，戰斗力每況愈下，實際上已擔當不起保衛國家的重任。總之, 自18世紀末以后，清王朝的統治危機四伏，中國從強盛逐步走向衰落。 這是近代中國遭受屈辱、貧窮落后的內在原因。正如當時馬克思觀察中國國情后寫下的一段話：“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于現狀，人為地隔絕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

19世紀中葉，老牌殖民主義的英國完成了工業革命，生產力快速發展，為了解決原料、資金、勞動力和市場問題，極力對外擴張，特別是在統治了印度、緬甸等國以后，更加千方百計地企圖打開中國市場。 然而，由于中國尚處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英國貨在中國銷路不大, 中國的茶葉、絲綢等在英國卻很暢銷，導致英國對華貿易發生逆差。為改變這種不利局面，英國采取了向中國偷運鴉片毒品的可恥手段。英國 從鴉片貿易中獲得了暴利，對華貿易也從逆差轉為順差。鴉片不僅榨取了中國勞動人民的血汗，造成大量財產的外流，而且直接毒害了中國人的健康，麻痹了中國人民的斗爭意志。1838年，清朝道光皇帝迫于內外壓力，也為了擺脫統治危機，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査禁鴉片。1839年6月3日，林則徐在虎門海灘親自主持了銷煙壯舉，將一箱箱罪惡的鴉片用鹽鹵和石灰銷毀，從銷煙池傾入大海,歷時20多天，全部銷毀了收繳的鴉片，顯示了中國人民反對外來侵略和嚴禁鴉片的決心與開天辟地，擔當民族復興使命魄力。

1840年，英國為保護鴉片貿易，挑起了第一次大規模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鴉片戰爭從 1840年6月開始，到1842年8 月結束，歷時兩年零兩個月，最終以中英簽訂《南京條約》結束。這是近代中國歷史上第一個 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不僅破壞了中國領土完整和關稅司法的主權，更開創了用條約形式使外國勢力掠奪和奴役中國“合法 化”的先例。

1840年，成為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從此，西方資本主義用洋槍洋炮轟開了閉關自守的中國大門，中國由封建社會一步步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法、德、美、俄、日等國于19世紀下半葉完成了工業革命，后起的列強也急不可耐地爭奪所剩無幾的殖民地，尋求“均等”的機會以實現自身的利益。偌大的中國早就成了列強垂涎的肥肉，一場重新瓜分中國的狂潮不可避免地發生了。1856年英法聯軍發起的第二次鴉片戰爭、 1883年的中法戰爭、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直至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使中華民族飽受蹂躪。除上述5次大規模的侵華戰爭（含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外，還有1888年英軍入侵西藏的戰爭、1900年沙俄侵吞東三省的戰爭、1903年英軍第二次入侵西藏的戰爭，以及1904 年爭奪東北而在中國領土上展開的日俄戰爭。這9次侵華戰爭累計13年又3個月，中國人民從1840年至1905年的66年中，有1/5時間是在挨打中度過的。

西方列強的侵略使中華民族遭受巨大的災難。隨著一次又一次戰敗，簽訂了《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中法新約》《馬關條約》等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據統計，在此期間外國侵略者強迫中國訂立的條約、章程、合同和專條達到300個，侵占中國領土 173.9萬平方公 里，相當于3個法國或7個英國本土的面積。在這幾十年里，外國侵略者索取戰爭賠款、贖城費、犒軍費以及經濟掠奪、戰爭破壞造成的損失等項，總計約千億兩白銀，而當時清政府年財政收入僅有8000萬兩白 銀。西方列強的野蠻侵略和掠奪，使中國主權喪失殆盡，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

特別是1900年，當世界各國在歡慶新世紀到來的時候，中國卻是在八國聯軍占領首都北京，侵略者殺人放火、奸淫搶掠，這樣一個屈辱的歷史時刻進入20世紀的。

1901年9月7日，英、美、俄、德、日、奧、法、意、西、荷、 比共11個國家的代表，與奕劻、李鴻章在北京簽訂了《辛丑條約》， 共12款，另有19份附件，主要內容有：中國向各國賠償四億五千萬兩白銀，分39年還清，年息4厘，本息共九億八千多萬兩；將北京東交民巷劃為使館區，界內由各國管理，中國人概不準居住；拆毀大沽炮臺及沿線各炮臺，外國軍隊駐守在北京至山海關沿線的12個戰略要地;氷遠禁止中國人民成立反帝組織，違者處死，各級官員必須鎮壓反帝斗爭，否則即行革職，永不敘用；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外務部，列六部之首。這個條約是各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數百個條約中最嚴重的不平等條約，從經濟、政治、軍事、內政、外交各方面侵犯和剝奪了中國的主權，清政府成了 “洋人的朝廷”。至此，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多屈辱啊！多恥辱啊！那時的中國是待宰的肥羊。” 一個多世紀后，當習主席總書記帶領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參觀南湖紀念館、回顧這段歷史時連連感嘆。

落后就要挨打！這是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最痛徹心扉的領悟。

1905年12月8日晨，一位長發飄逸的青年留學生在日本東京大森海灣，向著災難深重的祖國久久凝望，然后從海邊一步步毅然決然走向大海深處，直至身軀被波濤完全吞沒。這個蹈海自殺的青年就是陳天華，年僅30歲。他以這樣一種死亡方式來抗議日本文部省剛剛頒布的《取締清國留日學生規則》，希望喚醒在封建統治長期壓迫下麻木茍活的同胞。他在留下的《絕命書》中寫道：“中國去亡之期極少須有十年，與其死于十年之后，曷若于今日死之，使諸君有所警動，去絕非行，共講愛國，更臥薪嘗膽，刻苦求學，徐以養成實力，丕興國家，則中國或可以不亡。此鄙人今日之希望也。”

在他死前的1903年，陳天華的《警世鐘》《猛回頭》面世，這兩部文字淺近的通俗讀物，以強烈的愛國精神和革命勇氣，深刻揭露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已迫在眉睫，指出清朝政府已成為“洋人的朝廷”，中華民族正面臨空前危機，號召全國各階層民眾團結起來。他在書中沉痛地指岀20世紀初中國處在帝國主義侵略下的悲慘境遇和所受的嚴重軍事威脅：“俄羅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計中藏；法蘭西，占廣州，窺伺滇桂；德意志，膠州領，虎視東方；新日本，取臺灣，再圖福建；美利堅，也想要，割土封疆。”面對這“瓜分豆剖逼人來，同種沉淪劇可哀”的亡國滅種的危急情況，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要想拒洋人，只有講革命獨立，不能講勤王。”

在他死后，上海、香港、長沙各界為他舉行追悼會和公葬。特別是1906年5月，長沙各界不顧官方阻撓，決定將陳天華公葬于岳麓山。當天，全城各校師生紛紛參加，送葬隊伍達數萬人，綿延十余里，凄凄哀歌，“適值夏日，學生皆著白色制服，自長沙城中望之，全山為之縞素”。軍警站立一旁，亦為之感動，不加干涉。后來毛澤東在《湘江評論》第4號上評價，“這是湖南驚天動地可紀的一樁事”。

陳天華為國殉難，是以生命為代價做出的最后吶喊，仿佛寒冬里的一聲驚雷，不但引發了日本新聞界的熱議，更讓幾千年來信奉“好死不如賴活著”的中國民眾，特別是留日學生突然明白一件事：在這個世界上，有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他的悲壯抉擇，使多少迷茫中的中國青年在悲痛之后豁然開朗，慨然選擇了一條拋頭顱灑熱血的道路。在他的身后，有寫下“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將生命作犧牲” “拚將十萬頭顱血， 須把乾坤力挽回”，年僅32歲從容就義于紹興軒亭口的近代民主革命志士秋瑾；還有棄醫從文、以筆為槍、骨頭最硬的文化巨人、民主戰士魯迅。而12年后，一位即將赴日留學的青年還不忘此事，寫下一首詩表達懷念之情：“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 難酬蹈海亦英雄”，這個人叫周恩來。

正是這些愛國熱血青年，在那個黑暗時代里為中華民族復興埋下了希望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