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中國自救無路、彷徨而不知所措的時候，十月革命一聲炮響， 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先進分子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真理中看到了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

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為標志，世界進入戰爭與革命的時代。無產階級革命的潮流改變了世界，引發了席卷全球的革命風暴。 歐洲爆發了德國、芬蘭、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國的工人革命和蘇維埃運動，發生了法國工人的“五月戰斗”丨亞洲發生了中國的五四運動，日本的“米騷動”，期鮮三?一起義以及印度、阿富汗反對殖民統治的斗爭。隨著這股潮流，革命的中心由西方轉到東方，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世界，共產黨在各國相繼建立。

新的世界潮流如狂飆突進。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十月革命，建立了第 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為全世界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民族指明了獲得解放的道路。原來向西方尋求出路的中國先進分子也開始把視線轉向東方，從蘇俄的榜樣作用，看到了中國的岀路和前途，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才是救國救民的真理。

中國共產黨人將中國革命納入到世界革命的全局中去。把握世界潮流，就是把握社會歷史發展的主導趨勢，從中找到中國革命前進的大方位和總目標。毛澤東指出：“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第一次勝利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發生在此后的中國革命，只能是一種全新的民主革命，它的歷史范疇、領導階級和發展方向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它屬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為帝國主義所反對，而為世界無產階級所支持。自此世界叩開中國的大門，使中國共產黨人主動地把民族命運與世界聯接在一起。

1920年元旦，《星期評論》的“新年詞?紅色的新年”寫道：

朦朦朧朧的張眼一瞧，

黑暗里突然的透出一線兒紅。

這是什么？

原來是北極下來的新潮，從近東卷到遠東。……

 遠在北方的列寧，一直關注著中國的政治變動和革命形勢的發展。

早在1900年12月，列寧就在《中國的戰爭》一文中，嚴厲譴責了沙皇俄國對中國義和團、東北邊疆人民鎮壓和血腥屠殺的罪行。辛亥革命后，他滿懷激情地祝賀中國革命成功, 在《關于中國革命》《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新生的中國》《中華民國的大勝利》等文章中，高度評價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并指出革命中存在的不足和弱點，表示相信中國無產階級必將迅速成長起來，成為革命的領導者。1919年3月，列寧主持召開 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由于此時中國共產黨尚未成立，加之西伯利亞地區正在進行蘇俄國內戰爭，中俄邊境被中國北洋政府封鎖，無法與中國國內革命同志取得聯系，大會特別邀請旅俄華工聯合會會長劉紹周和莫斯科分會會長張永奎，以“中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名義出席大會，列寧親切會見了他們。6月，列寧指示在俄共（布）西伯利亞委員會內設立有中國等東方國家代表參加的東方局，以推動東方各國特別是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并決定派出代表團前往中國，幫助組建共產黨組織。此時，蘇俄已經公開宣布廢除沙俄和中國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 贏得了中國人民和先進分子的好感。

在此前后，中國先進分子已經認識到了建黨的重要性，并開始醞釀準備。

1920年2月的一個晚上，北京朝陽門馳出一輛舊式帶篷騾車，正在通往天津的土路上緩緩行進。這種驟車是北方最為常見的代步工具， 車上有兩個人，坐在車篷里的一位，40歲左右模樣，長袍外套著一件棉背心，頭上低低地壓著一頂氈帽，看上去像是個土財主；駕轅的一位，年齡看上去要小一些，他身材魁梧，一襲便裝，隨身攜帶一個手提包，包里像是裝著滿滿的賬本，看上去儼然是一個年前外出收賬的賬房先生。

兩個人一邊趕路，一邊思考，而且在作深沉的交談。

“仲甫，你看我們中國是否也走蘇俄的道路，成立蘇俄式的政黨？”

 “好啊。我以前是反對成立為一個階級服務的政黨的。倘若那個時 候你要我成立一個新黨，我是不干的，現在該考慮了。”

被稱為“仲甫”的人，便是當時大名鼎鼎的陳獨秀，和他說話的是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李大釗和陳獨秀，不僅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領軍人物，而且是傳播馬克思主義、組建中國共產黨的關鍵性人物。20世紀20年代初期，當時社會上就有“北李南陳，兩大星辰； 茫茫黑夜，吾輩仰辰”的說法，還流傳著一首嵌名詩盛贊兩人曰：“北大紅樓兩巨人，紛傳北李與南陳；孤松獨秀如椽筆，日月雙懸照古今” （李大釗曾用筆名“孤松”）。

他們在李大釗家鄉河北樂亭歇了一宿，在這三天旅途中的充分交談，成就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段佳傳一“北李南陳，相約建黨”。

1920年2月19日，正是“新桃換舊符”的除夕，陳獨秀悄然來到上海。

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是中國擁有229萬人口的第一大城市。 此時正逢新春佳節，街頭到處響著噼噼啪啪的鞭炮聲，酒吧、飯館里傳出劃拳聲，舞廳、戲院飄出樂曲聲，石庫門房子里傳出嘩嘩的麻將聲。一切似乎和往年春節沒有什么不同。但后來的歷史表明，在這歡慶的新年聲里，中國工業和工人運動的中心上海，即將成為紅色中國的起點。

陳獨秀離京前，李大釗發電報給上海的朋友，托他們幫助陳獨秀找一所居住的房子。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聽到陳獨秀要來上海，都非常興奮，立即行動起來，在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找到一個公寓。這里原是國民黨元老柏文蔚一所閑置的公館。柏文蔚當年曾任安徽都督，辛亥革命后，陳獨秀還給他做過一段時間的秘書長。如今，陳獨秀避難到上海，柏家人便一口應承了下來。

陳獨秀避居上海后，《新青年》雜志也由北京轉移到上海出版，陳獨秀仍擔任主編。這份已經有著廣泛社會影響的進步刊物，這時更加熱情地宣傳社會主義，贊頌俄國十月革命，政治傾向更為鮮明。陳獨秀還在上海廣泛聯絡進步人士，共同探討改造中國社會的方向和途徑。

一天晚上，陳獨秀正在書房為《新青年》奮筆疾書的時候，響起了咚咚的敲門聲。打開門，一位中等身材、體格強健的俄國青年出現在面前。這位目光深邃、充滿熱情的外國人，帶著一個秘密使命來到中國，這個使命將對中國革命產生重大影響。

這位俄國青年，中文名叫吳廷康，公開身份是一名新聞記者，實際上是經共產國際批準，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威分局外國處派出的全權代表維經斯基。

原來，1920年4月，俄共（布）派出的代表團從海參威繞道日本來到北京。為了掩護政治身份，代表團成員對外公開身份是俄文《生活報》的記者，前來中國籌辦“俄華通訊社”事宜。代表團一行5人， 負責人名叫格列高里?納烏莫維奇?維經斯基，他還取了一個中文名字叫吳廷康。隨行有他的夫人庫茲涅佐娃、秘書馬馬耶夫及夫人馬馬耶娃，以及一名翻譯中國人楊明齋。他們此行的任務是了解中國國內情況，與中國的進步力量建立聯系，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

維經斯基一行到達北京后，通過在北京大學任教的俄國人柏烈偉和伊鳳閣的介紹，會見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李大釗。維經斯基中等身材，態度謙和，文質彬彬，有學者風度。兩人見面交談很是默契，特別是建立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共同意愿，與李大釗和陳獨秀的想法不謀而合，這使李大釗更是興奮不已。此后，維經斯基又與參加過五四運動的主要活動分子，在北大圖書館李大釗辦公室召開了幾次座談會。 會上，他介紹了蘇俄十月革命的情況，宣傳了馬克思主義在蘇俄取得的偉大勝利，并指出中俄兩國國情有許多相似之處，擺脫落后局面，唯一 的辦法就是要像蘇俄那樣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須創建蘇俄那樣的布爾什維克黨。他的談話親切而有感染力，也說出了參加座談的許多人的心里話。

以哪里為中心開展建黨活動呢？李大釗向維經斯基介紹說，北京是當時中國北洋軍閥盤踞的反動堡壘，沒有很發達的工業，工人階級的隊伍不夠強大，工人運動尚處在初級階段。但是，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業中心和中國工人階級最早的集中地，工人運動開展得比較好，特別是從北京去上海的陳獨秀，團結了一批傾向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有更好地開展共產主義運動的條件。所以他建議維經斯基到上海找陳獨秀進一步商談在中國創建共產黨組織的問題。

1920年5月，帶著李大釗的親筆信函，維經斯基一行到達上海。 很快，他們就在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陳獨秀的住處見了面。陳獨秀本有建黨的意圖，維經斯基的到來，使他喜出望外。他與維經斯基兩人一見如故，進行了多次長談，就中國革命問題充分交換了意見。維經斯基根據在北京和上海的所見所聞，依據蘇俄革命的經驗，認為組建中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是中國革命的當務之急，否則就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同時，他認為中國已經具備了建立共產黨的條件，建議陳獨秀加快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步伐。此外，為了協調和聯絡各革命社團，陳獨秀介紹并安排維經斯基與《星期評論》社的戴季陶、沈玄廬、李漢俊, 共學社創辦人、《時事新報》負責人張東蓀，以及陳望道、俞秀松、施存統、邵力子等進行了多次座談。在維經斯基等人的幫助下，陳獨秀加快了建黨工作的步伐。作為建黨的第一步，1920年5月，陳獨秀與李漢俊、陳望道、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楊明齋等人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加緊研究、翻譯、宣傳馬克思主義，并以此為基礎，通過討論社會主義、加緊社會改造的方式展開建黨準備。這些人經常在一起，反復地談，越談越覺得有組織中國共產黨的必要。但張東蓀在參加過一次醞釀建立黨組織的座談會后就退出了，并很快暴露了他的假社會 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真面目。戴季陶最初還表示同意，但真要建立共產黨組織時，他借口不能同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國民黨脫離關系，也退出了。這樣，研究會的組織成分更加純潔了，留下來的一批共產主義者更加堅定不移，決心依照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所提出的建黨原則，在中國組建共產黨。

6月，陳獨秀與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等人開會商議，決定成立共產黨組織，初步定名為社會共產黨。此后不久，圍繞著究竟是用“社會黨”還是“共產黨”命名的問題，陳獨秀寫信征求李大釗的意見，李大釗主張定名為“共產黨”，陳獨秀表示完全同意。8月，經過一番醞釀和準備之后，在陳獨秀主持下，俞秀松、李漢俊、陳公培等人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開會成立了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陳獨秀擔任書記，點燃了在中國大地上創建共產黨的火種。

1920年秋，為培養革命和輸送革命青年去蘇俄學習，維經斯基在上海創辦了外國語學社，由楊明齋和庫茲涅佐娃講授俄文、李達教日文、李漢俊教法文、李震瀛教英文，學生多時達五六十人，其中有劉少奇、羅亦農、任弼時、蕭勁光、王一飛等。同時，在維經斯基的指導下，又設立了華俄通訊社，翻譯和報道來自共產國際和蘇俄的大量材料，先后在《新青年》《民國日報》等報紙雜志上發表了許多有影響的報道，如《新俄國組織匯 記》《布爾什維克沿革史》等，對于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建黨工作， 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俄共的熱情幫助和有力推動，加快了中國創 建共產黨組織的發展進程。

歷史告訴我們，民族復興是一個歷史進程。一個民族由盛而衰，再由衰落中重新崛起，參照的坐標是世界，是走入現代文明、躋身現代化行列的歷史進程。一個黨的建立，一個民族的復興，最大的契機是世界進步的潮流，順應了潮流就抓住了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