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活動涉及面廣，內容也很豐富，尤以五四運動為最。

毛澤東在其代表作《新民主主義論》中對五四運動作了深刻闡述： “五四運動的杰出的歷史意義，在于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 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 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同時，他明確指出：“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 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

因此，我們應把五四運動作為建黨進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五四運動的開篇引領作用，標志著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勇于擔當的優秀品格和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

20世紀初，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對德宣戰，與日本等協約國同為戰勝國，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不僅沒有收回，反而被日本乘機攫取 了。中華民族昔日的輝煌同任人宰割的現實、作為戰勝國民眾的正當要求與軟弱無能的軍閥政府之間所形成的強烈反差，使每個有血性的中國人對這種屈辱和不幸格外感到無法忍受。中國的苦難境遇激發出來的滿腔悲憤和對創造新社會的強烈追求，以及俄國十月革命的震撼與鼓舞， 催生了一場反帝愛國的怒潮——五四運動。

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陳獨秀、李大釗等一大批先進知識分子參與領導，廣大學生、工人和社會各階層積極參加，使這場運動具有了空前的巨大力量，開啟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斗爭。

1919年5月初，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古都北京充滿著悲憤的情緒，正在醞釀著一場震驚中外的大風暴。5月3日晚上7點左右，1000多名北大學生和13所北京高校的學生代表陸續匯集在北京大學法科禮堂。北大新聞系講師邵飄萍首先介紹了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一個接一個熱血沸騰的愛國學子上臺發言，痛批列強的虛偽面孔和侵略本質，斥罵北洋政府的軟弱與賣國。一個十幾歲的新生拿出來一把菜刀，號啕著對在場的學長說，如果不能通過決議對政府施加壓力，抗議外交失敗，他就要自殺。北大法科學生謝紹敏當場咬破中指，撕下衣襟，用鮮血寫下“還我青島”四個大字，高高舉起。學生們激情高呼：“決不能讓山東淪入侵略者之手！” “還我青島！還我山東!” “我們要趕快行動起來阻止賣國的行徑！”把會場氣氛推向了高潮。

這次緊急集會，是愛國學子事先從北大校長蔡元培那里得到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努力最終失敗的消息之后臨時召集的。1918年11月，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德國投降而宣告結束，因為中國站在協約國一邊，也是戰勝國之一。國民原以為被德國強占的膠州灣和青島這次能夠歸還中國了。但中國人真的是高興太早了，幻想很快被現實擊碎。

巴黎和會實質上是一戰勝利后戰勝國與戰敗國重新劃分勢力范圍的會議。考慮到自身在遠東的利益，英、法、美在日本的強硬態度下，用犧牲中國的權益換取了與日本的一致：決定把原德國在山東侵占的權益悉數轉交日本，并作為正式條款寫入凡爾賽和約。

期望越高，失望帶來的痛苦就愈加強烈。愛國學生聽到這個料想不到的消息，憤怒終于像火山一樣爆發了。

在這之前，北京學生為了紀念日本向中國發出“二十一條”最后通牒的5月7日這個國恥日，計劃于當天舉行游行。但1919年的5月， 一恥未雪，又加一恥。憤怒的情緒使人們無法再等，5月3日夜決定將原計劃在7日舉行的游行提前到第二天。

5月4日下午1點左右，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帝愛國大游行正式拉開帷幕。北京十幾所學校的學生3000多人，按照事先的約定從四面八方聚集到天安門前。學生們舉著旗幟和標語，幾位學生代表登上事先放好的桌子進行演講。雖然當時沒有擴音設備，但在場的人都能感受到發言者激昂、悲憤的情緒。愛國學生還散發了許多傳單。《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寫道：“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并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 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今與同胞立兩個信條：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們起來呀！”會后， 浩浩蕩蕩的游行隊伍向東交民巷的使館區行進，許多前來圍觀的群眾都跟著一起參加了游行。

當學生隊伍游行至東交民巷西口，就被鐵柵欄擋住了。美、英、 法、意四國使館的工作人員都說公使外出了，不能接收支持中國人民收回山東權益的意見書。學生代表就同巡捕交涉，要求讓游行隊伍從使館區通過。巡捕卻說，必須大總統同意才行，要用電話與總統府聯系，但去了兩個小時也沒見回來。

學生們頂著日頭曬，站了兩個小時，情緒開始越來越激動。現在國家還沒有亡掉，自己的國土已不能通行，自己的政府還要來阻礙。將來亡國，更何堪設想？這時有人高喊：“大家往外交部去！到曹汝霖家找賣國賊算賬去!”這一提議馬上得到響應，游行的人群轉向位于趙家樓胡同的曹汝霖家。

曹汝霖在袁世凱時代先后任外交次長和外交總長，“二十一條”的談判，他是主事人。這個政壇不倒翁早先是留日學生，與日本金融界和政界往來密切。當天曹汝霖不在家，大總統徐世昌為剛剛歸國的駐日公使章宗祥接風，曹汝霖作陪。當時席間其他人都勸曹汝霖暫時不要回去，先躲避一下，但曹汝霖卻認為，一群赤手空拳的學生不能把他怎么 樣，還邀了章宗祥去他家一敘。

4點多鐘，游行的學生到達趙家樓胡同。一邊高喊：“賣國賊曹汝霖滾出來!” 一邊砸門。軍警們上前阻攔，這時，人群里突然有人喊：“進去了！進去了！”

最先闖進曹汝霖家的是匡互生，當時是北京高等師范學校畢業班一學生，22歲，湖南邵陽人，自小習文練武，有一身好功夫。在同學們和軍警吵嚷之際，他揮拳打碎圍墻窗戶上的玻璃，用力拉彎窗柵上的鋼筋，翻進了院子。院內軍警沒想到學生會釆取這樣的行動，驚慌之余連忙上前阻攔。匡互生激動地說：“弟兄們，中國要亡了！我們是來找賣國賊曹汝霖討公道的。希望你們站在民族大義的立場上不要干涉！”

軍警被學生們的勇猛與愛國熱情所感動，加上外面人群和口號聲的震懾，就站在旁邊觀望起來。翻墻進來的學生立即打開大門，把潮水般的人群放了進來。正在客廳里的曹汝霖等人聽到學生們闖進來，一下慌了神。情急之下，曹汝霖躲進臥室旁邊的箱子間，章宗祥被一個仆人拉著藏進曹家的地下鍋爐房。

學生們涌進曹宅，不見曹汝霖，就一邊高喊：“賣國賊在哪里？” 一 邊到處尋找。尤其令人氣憤的是看到曹家擺設的到處是日本貨，墻上還掛著日本天皇像。一些學生喊：“把這個賊窩給燒了，看賣國賊往哪兒躲！”幾個學生就卷起一塊地毯點著了，又有人從車庫找來汽油倒在地毯上，火勢越發大了起來。這就是“火燒趙家樓”事件。

躲在鍋爐房里的章宗祥看到濃煙，立刻從地下室里跑了出來，想從后門向外逃。學生們看他身穿西裝，誤以為是曹汝霖，就高喊：“曹賊在這兒！” 一邊喊，一邊沖上去用小旗、拳頭猛打。不一會兒，大批帶著武器的軍警趕到，學生們大多撤離。最后，有32名沒來得及撤走的學生被帶進了警局。

為營救被捕同學，5月5日，北京學生舉行總罷課，并通電全國， 各地學生紛紛罷課響應。同學們的正義斗爭獲得了各階層群眾的廣泛同情。軍閥政府害怕5月7日這一天會有全國性行動，不得不在5月6日釋放被捕學生。這些被捕的學生在獄中表現非常勇敢。警察輪流傳訊， 問誰是這次行動的主謀，他們都堅定地說就是他們自己。當同學們來接他們出獄時，有的堅決不肯出去，說要再多住幾天，“學生多拘一天， 則國民多一次刺激，甚至我32人被殺，其刺激甚大”。后來經同學們勸說才肯返校。

十幾所高校的學生們像迎接英雄一樣，把32位同學接回了學校。 但事情還遠沒有結束。

5月9日，軍閥政府以為風潮已過，下令為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 陸宗輿辯護，并傳訊被釋放的學生，追究5月4日行動的主使人。愛國學生團結一致，勇于擔當，當局仍然問不出結果，一無所獲，草草收場。在此前后，郭欽光事件，又引發一波新浪潮。

郭欽光是北大的預科生，5月4日當天，抱病參加了游行示威活動。 他曾患過肺病，在5月7日病憤交織，吐血身亡，成為五四運動期間的第一位烈士。5月18 日, 5000多名各校學生在北大法科禮堂舉行郭欽光追悼大會。

郭欽光去世的消息傳開后，全國各地相繼舉行悼念活動。在北大法科禮堂郭欽光的遺像兩旁，寫著“力爭青島，死重泰山”八個大字，社會各界送來了3000多副挽聯。北大學生代表、留日學生總代表、婦女團體以及各校愛國師生代表，都參加了追悼會并上臺演講。最后發言的一位婦女代表在演說之際放聲痛哭，引得全場人淚如雨下。一位學生演講結束時，把自己所戴的當時最流行的東洋草帽當眾扯碎。頓時，有數百人扔掉了自己的日式帽子，高呼“中華民國萬歲！” “抵制日貨！”等口號，全場口號聲響成一片。不久，廣州50余所學校5000多名學生， 在廣東高等師范學校冒雨舉行郭欽光追悼大會。上海學生及匚商界也相繼匯集在西門公共體育場，悼念郭欽光。一位愛國學子故去，激勵了千萬人奮起，推動著反帝愛國斗爭進一步高漲。

5月19日，北京25000名學生舉行總罷課，并組織時事演講團。學生們毎十人一組，號稱“十人團”，上街宣講青島問題和中國政治形勢。學生們的演講受到各階層民眾的歡迎，每次聽眾都會越聚越多。有許多人邊聽邊感動得流淚，還有不少百姓為他們送茶慰問。

5月19日，北京學生界聯合商界成立了國貨維持會，向群眾宣傳愛國用國貨，迅速波及全國。上海、杭州、武漢等地都舉行規模超過萬人的焚燒日貨的集會。北京總商會還召開全體大會，共同決定“一律停止販運日貨，違者從重議罰” “不用日鈔” “不閱讀日本人辦的報紙”和 “不在該報登廣告”等項規定。北京的學生還成立了護魯義勇隊,在校內進行操練，準備武力保衛山東。清華的學生還聘請了教官講授槍法、 戰術等軍事學理論。

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慶、南昌、武漢、長沙、廈門、濟南、開封、太原等地學生，在北京各校學生罷課以后，先后宣告罷課， 支持北京學生的斗爭。

學生的愛國行動，贏得了全社會民眾普遍的支持，也引起北洋政府和外國列強的恐慌。5月21日，日本公使向北洋政府提出居高臨下、 蠻橫無理的照會，說北洋政府若放任學生的反日風潮，將“不僅釀成貴國內政上意外之擾亂，且引起兩國國家上重大之交涉，深堪憂慮。茲特照請貴國政府，于此時深加考量，速籌適當之處置”。

從5月25日這一天開始，北洋政府以大總統名義向全國下了一道嚴厲鎮壓愛國運動的命令。軍警的馬隊天天在街上嚴加巡邏，再次開始逮捕演講、集會的學生。學生們并沒有屈服，不能上街演講，他們就去街上賣國貨抵制日貨。許多學生在公園、市場里邊，手拿布袋，寫著“提倡國貨”四個字，游客之中，十個總有八個人買的，學生的愛國行動感染了許多民眾。

6月1日，北洋政府以大總統名義接連下了兩道命令，一道是為曹、章、陸等賣國賊辯護;一道是誣蔑學生愛國斗爭已構成非法行為，企圖徹底取締學生運動。賣國竟然有功，愛國反倒有罪。學生們對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非常憤怒，決定從6月3日起恢復一度中斷的街頭演講。如果當局要抓演講學生，就決心加倍出動，哪怕反動軍警把全體學生都捕完，也決不放棄斗爭。

6月3日，2000 多名學生涌向街頭，開展大規模的公開演講活動，被反動軍警速捕 170 多人。北大法科被當作臨時監獄，學校附近還駐扎著大批軍警，戒備森嚴。6月4日，又有4000 多名學生上街演講，被軍警速捕700 多人，北大法科容納不下，又將北大理科當作臨時監獄。

軍閥政府大肆逮捕愛國學生的消息，迅速傳向全國。從北到南，從東到西，愛國運動的浪潮在20多個省份的150多個大中小城市掀動起來。

在全國行動最早、發動最深人、斗爭最堅決的是中國產業工人最集中的地區——上海。上海工人很快發起了反帝愛國大罷工。6月5日，上海日商的內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紗廠和日華紗廠、上海紗廠、商務印書館的工人全體罷工，參加的有兩萬人以上。6月6日。7日和9日，上海的電車工人、船塢工人、清潔工人、輪船水手也相繼罷工。罷工工人總數前后約有六七萬人之多。日資工廠的工人表現得最踴躍，他們提出:“不給仇人做工。”其實，從始至終沒有學生，也沒有別的人動員工人罷工，上海工人完全是主動投入的。他們說:“我們都是窮人。但我們絕對不要我們的國家變成朝鮮第二，那里的一片景象是慘不忍睹的。我們當前所進行的運動，乃是世界史上一件最為驚人的運動。這是一個全民的運動，不是任何武力所能壓制得了的。”這表明，這次工人罷工從以前的經濟斗爭開始轉向政治斗爭。

工人罷工后，就和學生一道展開各種愛國活動，散發宣傳品、上街游行。他們在罷工的過程中團結一致，打破了原來行幫廠會間存在的隔閡，共同商議斗爭的步驟與策略。工人們在罷工期間拿不到工資，還主動捐出自己的血汗錢來支援愛國運動。當時的求新機器廠的工人看到旗機上寫的標語很容易壞，就向各界募捐，在機器廠街口修建了一座高六丈、寬五丈的鐵木牌樓，上面題著四個大字“毋忘國恥”，每個字有三尺寬。上海工人直接投入斗爭，對五四運動勝利產生了重大影響。

上海大、中、小學全部罷課。學生們走上街頭，挨家挨戶地動員商戶罷市。如果有店主不愿關門罷市，他們就跪在店門前，哭著求店主為國家民族的危亡而參加愛國行動。到6月5日上午12點，上海所有商鋪全部罷市。一些理發店貼上了這樣的標語：“國事如此，無心整容， 請君不必光顧”。有家商店的經理強令伙計開店營業，伙計們卻說，我們情愿被扣薪水來彌補店里的損失。經理沒有辦法，只好關門了。有一 個店的店員還寫了一張血書標語貼在店門上，標語上寫著“學生一日不放，本店一日不開”。從6月5日罷課開始，各學校的學生擔心商家不能堅持到底，每天上街維持秩序，督促商家堅持罷市，“自晨至晚奔走呼號”，連全市的小學生也在教員的率領下，手拿“誓殺國賊，喚醒國魂”的旗幟奔走于大街和商鋪。至此，上海形成了全市性罷工、罷課、 罷市的“三罷”局面。

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此時發生了質的變化，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以六五罷工為標志，五四運動的中心由北京轉到上海，主力由學生轉變為工人。罷工的斗爭像野火燎原一般地在全國燃燒起來。滬寧鐵路和滬杭鐵路工人、京漢鐵路長辛店工人、京奉鐵路唐山工人、天津人力車夫、杭州工人、九江工人等大小近百個城市的工人先后舉行罷工。中國工人開始以獨立的姿態、以大規模的行動走上政治舞臺，這又是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的大事。

五四運動的廣泛性是前所未有的，反帝愛國浪潮推進到全國各地， 覆蓋了大江南北的150多個城市。五四運動不僅地域廣泛，而且涉及各界人士，社會名流、公務人員甚至軍警官兵都以不同方式參與或支持反帝愛國運動。當五四運動進入關鍵時刻，在青年中擁有很高聲望的陳獨秀、李大釗不僅積極號召而且直接投入到反帝愛國的行列中。他們親自參與擬定《北京市民宣言》，這個宣言比起五四當天學生們起草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要深刻多了。6月11日，陳獨秀等攜帶印有宣言的傳單，來到前門外的“新世界”游藝場向人群拋撒，混雜在游客中的便衣偵探抓捕了陳獨秀。陳獨秀被捕的消息，迅速傳遍各地，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和義憤，使五四運動岀現了又一個高潮。

這時上海、天津的地方大員都急電北京當局，建議迅速滿足學生和民眾要求，否則社會將出現大亂，無法收場。政局動蕩震懾了北洋政府，6月10日，北洋政府迫于壓力公開宣布罷免曹、章、陸。至此， 五四愛國斗爭取得了階段性勝利。

罷免賣國賊曹、章、陸的目標實現后，人們又把關注點集中到《巴黎和約》的簽訂上。6月17日，北洋政府正式通電巴黎的中國代表團， 令中國專使在和約上簽字。這件事被報紙披露出來后，立即引起全國震動。全國各界再次涌現出以拒簽和約為目標的愛國運動髙潮。全國各地的電報紛紛飛向北京和巴黎。據《每周評論》報道，巴黎代表團曾收到7000多封來自國內各界的電報。

五四運動一開始就得到了海外僑胞和留學生的聲援和支持。東京、巴黎、舊金山、秘魯、古巴等地的僑民都相繼組織集會和游行，支持國內人民的斗爭。

6月28日，是《巴黎和約》的簽字日。這一天天還沒亮，中國駐巴黎的各專使寓所就被旅法的中國工人和留學生們團團圍住了。工人和學生們不準專使出門，并說：“如果有專使要出門，不管是不是赴會, 將立即被殺。今天絕不允許有一個中國代表岀現在巴黎和會的簽字現場。”為了防止有人臨場退縮，他們事先開會簽好一份名單。如果真的有專使出來被殺，他們就按名單簽字的順序去抵命。每一個專使的命用三個人的命去償還他。這種氣勢和決心，最終把中國專使都留在了巴黎和會的簽字會場之外。

6月28日下午2點，在巴黎凡爾賽鏡宮的簽字會場，代表們發現中國全權代表的席位空著。到午后3點和約簽完，那兩個座位仍然空著。就在對德和約簽字的時候，一份說明中國代表拒簽原因的聲明被送到各國代表手中。在各國代表們收到這份聲明的同時，巴黎的各大報館也收到了同樣的文件。中國代表拒絕簽字的舉動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轟動。

中國自進入近代以來，在帝國主義的威迫之下，簽訂了一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列強提出的喪權辱國的條件，中國代表只有接受，而決不允許降低，更不能拒絕。這次巴黎和會簽字儀式上，中國代表拒絕到會、拒簽和約，是一個反抗帝國主義箱權的壯舉，成為中國人民覺醒的重要標志。

從5月4日北京學生運動的爆發，經過6月5日“三罷”斗爭迫使6月10日曹、章、陸被免職，再到6月28日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拒簽和約，中國人民的反帝愛國斗爭最終取得了重大勝利。

五四運動以過去不曾有的姿態，宣告中國革命新階段的到來，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新文化運動只局限于上層知識分子，而五四運動是一次偉大的群眾性反帝愛國運動，“三罷”的實現使整個社會都動了起來。 五四運動第一次以學生、工人和其他階層人民聯合的方式，成功地進行了一場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反封建的運動，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開辟了中國革命的新紀元。就在學生運動爆發的那幾天，世界著名哲學家約翰·杜威正好在北京訪問。他在6月1日給友人的信中說：“我 們正目睹一個國家的新生，而岀生總是艱難的。”

五四運動是一場深刻而又徹底的思想解放運動。經過一場暴風雨式的群眾運動的沖刷，常常可以使人們短時間內在思想上發生劇烈而巨大的變動。社會思潮空前活躍，改造社會的呼聲四起。五四運動后的一年間，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新增出版物400余種，新出現的進步社團300多個。更可喜的是先進知識分子與民眾相結合，顯示出巨大的革命力量。五四運動中學生們去街頭演說，到工人中進行調查，舉辦平民學校，沖破以往知識分子的狹小圈子，接觸社會，發現在自己周圍還存在 一個更加廣闊的天地，開始看到自身存在的弱點，提出要把“小我”融于“大我”之中，奉獻給“大我”。這種成千上萬人的思想大變動，在 一般情況下往往多少年也難以達到，也不是幾個刊物或者幾次演講的影響所能相比的。

當時中國具有初步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進分子，幾乎沒有誰不曾深受這場反帝愛國斗爭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說，1919年以后的中國歷史， 深深打上了五四運動的烙印。一大批先進知識分子先后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信仰，在五四運動中看到了民眾的力量，認識到中國革命必須走與民眾結合的道路，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先驅力量。總之，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作了思想上和上的準備，揭開了中國共產黨創建的序幕。

春去秋來90多載，關于這場運動的方方面面早已被世人熟知。但它的光芒卻依然不減當年，照亮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2013年五四青年節，習主席總書記在同各界優秀青年代表座談時，講了一段極有文采且極富人生哲理的話：“人的一生只有—次青春。現在，青春是用來奮斗的；將來，青春是用來回憶的。”時代變了，唯一不變的是青年們對這個國家、這片土地的情感和責任，夢想和希望！愛國、進步，民主、 科學的五四精神將在神州大地上永遠承繼和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