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延安發生了一件具有重要教育意義的事情: 中央委員會決定開除劉力功黨籍并通報全黨。5月23日， 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云為此還專門寫了一篇題為《為什么要開除劉力功的黨籍》的文章，發表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刊物《解放》雜志上，組織部還組織延安各機關、學校圍繞“為什么要開除劉力功的黨籍”這一問題開展一場大討論。

劉力功是怎樣的一個人？陳云為什么要寫這樣一篇文章并親自組織和參與延安各機關、學校圍繞這一問題的討論呢？

劉力功是一名由國統區奔赴延安的知識分子，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抗大畢業后又進入延安黨校訓練班學習。在學習過程中，劉力功“非常自高自大，有不少共產所不應有的觀點”，畢業時黨組織決定讓他到華北基層去鍛煉。這是抗大和黨校畢業分配的原則，但劉力功卻堅持要進馬列學院或回原籍工作，否則就退黨。陳云和黨組織七次找他談話，幫助他認識基層工作的需要和組織分配的原則，但他仍執迷不悟。 最后一次談話時，組織慎重地告訴他：“個人服從組織，是黨的紀律，要你去華北基層工作是黨的決定，必須服從，”并給他時間反省自己。劉力功蔑視組織的再三教育，不僅不去華北基層，反而提出“一定要到八路軍總司令部工作，否則，拒絕執行黨的決議”。對于如此目無組織、目無紀律的共產， 陳云心情十分沉重。為此，中央委員會經過慎重考慮，決定開除劉力功的黨籍。

處理劉力功這件事，看似只是一件普通的組織工作，但從當時的社會現實和隊伍狀況來看，具有極其深遠的意義。

抗日戰爭爆發后，大批愛國知識青年經過長途跋涉，從全國各地紛紛來到延安，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事業。中央組織部部長陳云非常珍視這批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人，把他們看作革命隊伍中的新鮮血液。1938年，他領導并參與起草了中央關于大量發展的決定和關于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 要求各地黨組織抓好發展工作，特別要抓好青年和知識分子的入黨工作。但是，隨著人數的增加，黨的隊伍的成分和思想狀況也變得復雜起來。特別是一些剛來到根據地的知識青年，由于有一定的學歷、有專業知識，居功自傲、瞧不起工農群眾，把一些小資產階級思想和自由主義帶了過來。工作上講條件、生活中求待遇、學習時圖虛名的現象不時發生，如不及時糾正，就會影響抗日斗爭的士氣，挫傷前方將士的積極性。陳云清醒地看到了這一問題，為此他寫了《為什么要開除劉力功的黨籍》一文，在黨中央機關刊物《解放》發表，文章說：“這些新極大部分是散漫的小資產階級的成分。他們為追求真理，愿意為共產主義奮斗，加入了共產黨，我們歡迎他們。但是，他們之中的許多人還帶有濃厚的非無產階級的思 想和習慣。這就需要引起我們極大的注意，加強對新的思想意識的教育。”由此可見，劉力功的事情突出反映了當時在一些新發展的中存在的思想傾向。

怎么解決新發展的中存在的思想問題，是陳云真正關注的重點。1937年陳云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后，根據黨中央提岀的建設一個全國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都鞏固的黨的任務，在大力發展的基礎上，依據當時形勢發展的需要，陳云提出了著重提高素質，鞏固隊伍的建議。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是對新進行理想信念教育。1938年春天，陳云在抗日軍政大學作了《怎樣做一個革命者》的報告，強調做一個革命者，必須要有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要為革命奮斗到底。奮斗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就是到死的意思，上海話叫“翹辮子”。因此，做革命者，第一要了解革命道理；第二要做好長期苦干的準備；第三要有犧牲的精神，不怕鐵窗、殺頭，也不為名利和升官發財。在個人利益與革命利益相矛盾時，要服從革命利益。

在1938年6月紀念瞿秋白英勇就義三周年講話時，陳云指出：追悼烈士的意義在于鼓勵大家學習他們的精神，繼續他們的未竟事業。無論新還是老，都要慎重考慮這樣幾個問題：第一，對共產主義是否信仰？信仰動搖還是堅定？第二，干革命是臨時干還是干到底？順利時干還是遇到困難時也干？第三，愿意還是不愿意為創造共產主義的新時代而犧牲， 犧牲包括犧牲家庭和財產、丈夫或妻子，被捕、遭受拷打甚至被殺頭，也包括職位下降等。所以“犧牲”二字容易說，但不容易做。這段話既是對已逝的瞿秋白等革命先烈的肯定，也是對當時眾多的新參加到革命隊伍中來的年輕同志的要求。

其次是通過對劉力功這一典型事例的剖析，來說明警示他人。《為什么要開除劉力功的黨籍》這篇文章，目的就是通過剖析劉力功這個典型，闡明與黨組織的關系、如何做一名合格的以及遵守黨的紀律的重要性。陳云指出: “究竟一個共產在黨分配工作時有些什么權利和義務呢？ 只有說明自己意見的權利，只有在黨決定以后無條件地執行決議的義務。除此之外，決不能增加一點權利，也決不能附加一個條件，否則就違犯了黨的紀律。”陳云強調：“怎樣才叫做真正遵守紀律呢？ 一句話：迅速確切地執行黨的決議。”黨內不允許有不遵守紀律的“特殊人物” “特殊組織”，不容許任何在黨的決議面前有“陽奉陰違”的兩面派態度。他語重心長地告誡大家：中國革命是長期艱苦的事業，共產黨及其沒有意志行動的統一，沒有百折不回的堅持性和鐵的紀律，就不能去團結最大多數的人民群眾，就會破壞革命。

第三是在延安各機關、學校開展了一場“為什么開除劉力功的黨籍”的大討論，并親自參與了這場大討論。據記載，這次大討論在延安的各機關學校中引起很大震動。學生紛紛從劉力功事件中檢查自己的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檢查是否以一個共產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是否遵守黨的紀律，是否言行一致地執行黨的決議。一些要求重新安排工作的學生，主動撤回請求；一些分配后還未到崗的，立即打起背包出發。一時間延安岀現了 “三多三少”的現象：講個人要求的少了，服從組織分配的多了；圖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 要求到前線和艱苦地方鍛煉的人多了；自由主義現象少了，嚴守紀律的人多了。一種嚴紀守法、團結奮進的氛圍悄然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