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我國唯一獲得斯大林文學獎的女作家，代表作《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獲蘇聯斯大林文藝獎， 并被譯成多種文字廣泛傳播。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丁玲還是第一個到延安的文人。延安的這段經歷，也使作為一個的丁玲迅速成長成熟起來，充分運用她革命的武器——文藝創作。

初到陜北

1936年在黨組織的幫助下，丁玲從南京脫險后，輾轉到了陜北。中共中央對丁玲赴陜北非常重視，沿途對丁玲安排得很周到。先派一位東北軍里的參謀、實為我地下的劉向山，在護送美國記者斯諾到西安后，把丁玲接到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剛到保安那些天，令丁玲終生難忘，她幾十年后和朋友談到時，還覺得恍如發生在昨天：“外交部部長歡迎我吃了三天好飯。我說的好飯，就是一點點飯、一點點肉呀！三天以后就沒有了，只有土豆、小米、酸菜。周恩來歡迎我到他家里吃了一頓飯。保安有個合作社，賣飯，周恩來也是股東。 所謂股東，只是兩塊錢、一塊錢的股東。他有一股，鄧穎超有一股，一股可以叫一個葷菜，他們就叫了兩個葷菜。合作社有饅頭賣，他們買了幾個饅頭。還有樣了不起的東西，別人都吃不到的，周恩來請我吃的就是他們在陜北邊上搞來的牛油。我吃了牛油！牛油是保安最好的東西呀！”

紅軍在長征之后，保安確實是舉世矚目之地，可又實在是個邊沿的小鎮，是個閉塞的地方。盡管它已匯集著一群中華英杰，丁玲的到來，仍然是一條醒目的新聞。

1936年11月10日，在保安的一間大窯洞里，中央宣傳部舉行了一個歡迎會，共20余人，毛澤東、周恩來、 張聞天、博古、凱豐、林伯渠、徐特立、鄧穎超、李克農、吳亮平、劉群仙等都出席了。在宴會進行到一半時，毛澤東來了。對于毛澤東，丁玲是久仰其名卻未曾謀面。宴會后，她與 毛澤東進行了長談。在談話中，丁玲告訴毛澤東，她早年在長沙周南女中讀書時，曾與楊開慧是同窗好友，兩人常以姐妹相稱，當時就聽說了毛澤東的鼎鼎大名。這無疑勾起了毛澤東對往事的回憶，他沉默了一會兒，然后風趣地說：“我們是真正的老鄉啊，老鄉見老鄉，不必淚汪汪了。你比我還小11歲，算個小妹吧！ ”未等丁玲答話，他又說：“你大老遠來到這里，打算做點什么事呢？” “我想當紅軍。” 丁玲很響亮地回答。“那很容易。” “我想看打仗呀。” 丁玲又說。“還有最后一個仗，現在正在布置。”“什么時候呀？” 丁玲緊問不舍。“快了，現在胡宗南走投無路了，趕快去，最后一仗！” 丁玲和毛澤東的談話從一開始就那么親切、自然、融洽。

“今日武將軍”

丁玲按照安排來到了總政治部，看到一張張雖然陌生卻親切的臉龐。無論是歷經艱險走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紅軍，還是滿懷革命理想從祖國各地匯聚至此的革命青年，甚至是飽經苦難心中充滿希望的老農，大家都洋溢著革命的斗志，充滿著青春之力。她不僅感慨道：“為什么這里全是青年人呢？”

丁玲很快融入了這支隊伍，開始了嶄新的生活。到達保安半個月后，就紅裝變武裝，打著綁腿，穿著平底布鞋，跟著部隊北上定邊前線。所到之處滿眼的山溝、沙原、硝煙，接觸的不是出生入死的紅軍將領和戰士，就是質樸的陜北農民。他們的言談舉止，跟她熟悉的都市男女迥然不同，一切都令她感到新鮮而振奮。一個從上海亭子間走出來的女作家變了，是軍旅生活改變了她。每天六七十里山路的急行軍，使她學會了用一根線蘸上油，從腳上的泡中間穿過去，消滅腳底的“大泡”。 晚上住伙房，宿馬號，雙腿麻木僵直，都不能影響她在搖曳的火光下，握筆疾書。

如果說三年的南京囚居生活使她更懂得了恨，那么，這里使她更懂得了愛。她原本只是要來看打仗，現在，她認識了接觸了這么多人，從毛澤東、周恩來，到彭德懷、左權、賀龍，再到普普通通的紅軍戰士，他們的一言一行，使丁玲的心靈再一次得到凈化，他們不再是遙遠的、陌生的。她寫下了《到前線去》《彭德懷速寫》《記左權同志話山城堡之戰》等名噪一時的戰地散文。毛澤東要文學家去前線鼓勵戰士，她做到了，因此也得到了別的作家無法得到的贊揚。丁玲離開西安時，就將一路見聞寫了許多篇，可惜大部分丟失了，只剩下《到前線去》《南下軍中之一頁》《警衛團生活的一斑》等幾篇作品。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后，丁玲隨彭德懷、任弼時領導的一方面軍，從定邊南下，經甘肅前往三原前方司令部，先后到過華池、環縣和慶陽。慶陽縣縣城，一面靠山，三面臨水，只有一條路從下面通到城里。城里也是一條街，比較長。整個縣城很高，很壯觀。那年，她在慶陽正準備迎接陽歷年，12月30日，聶榮臻交給丁玲一份電報，她打開一看，驚呆了，原來是毛澤東發給她的《臨江仙?給丁玲同志》：

壁上紅旗飄落照， 

西風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時新；

洞中開宴會， 

歡迎出牢人。

纖筆一支誰與似， 

三千毛瑟精兵。

陣圖開向隴山東。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將軍。

詞中“歡迎出牢人”，后來改為“招待出牢人”。站在一個政治領袖人物的立場上，毛澤東欣喜于丁玲的表現，也不乏慧眼識英才的得意。

當“領導'

1937年，中共中央和蘇維埃政府遷至延安。正在前線的丁玲奉命陪美國作家史沫特萊到延安。丁玲又一次見到了毛澤東。 毛澤東關切地問丁玲：“你還想做什么？” 丁玲還是原來那句話：“當紅軍！”毛澤東聽了丁玲的回答，笑了，隨即提筆給后方總政治部的羅榮桓寫信，指定丁玲擔任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副主任一職。這個任命讓丁玲亦喜亦憂，喜的是毛主席和黨中央如此器重自己，憂的是自己毫無當領導帶兵的經驗，深恐自己不能勝任。因此，她向毛澤東表示，說自己想找機會寫文章， 當新聞記者，并不無憂慮地說：“當主任，我能行嗎？”

毛澤東耐心地開導她說：“你能行，不會就學嘛！你總愿意學習吧？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你想當紅軍，說明你愿意學習紅軍，只要肯學，一切都可以學會的。我們鬧革命，搞武裝斗爭，開始也不會嘛！還不是學中干、干中學，慢慢就學會了。”

“我是愿意學的，到陜北來什么都要學，可這是要我當領導，當主任啊！ ”

“當領導說難也不難，只要鉆進去什么都好辦。我看當主任無非是抓那么幾條嘛：首先是放下架子，深入實際，團結戰士，團結，搞好各方面的關系；其次要多動腦子，注意學習別的領導好的工作作風和方法，取長補短，把上級精神吃透，把政策變為群眾的行動；再就是嚴格要求自己，身先士卒，理論聯系實際。”這一番諄諄教導讓丁玲深受鼓舞，于是她欣然接受了任命。到中央警衛團就職后，丁玲分管政治訓練和文化教育，白天給戰士們講課，夜晚伏在一只木板搭成的小桌上寫作。警衛團都是小伙子，只有她一個女同志，丁玲干得很累，卻沒干好，后來回憶說：“我到戰士那里去，戰士都站起來歡迎我坐。坐定以后，他們也不知道該跟我說什么，我也不知道跟他們該說什么，……我們過去的生活隔得太遠了， 他們大多是農民家里出生的小娃娃來參軍的。” 丁玲仿佛是個多余的人，“毛主席也說，我看你呀，還是習慣和知識分子一起，他們喜歡你，你也喜歡他們，你們處得很好。當戰士嘛， 和你還有距離，你們還不能打成一片。”她干了一個月就請求調離，寫了《警衛團生活的一斑》，作為那段生活的紀念。

成立西北戰地服務團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的槍聲打響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浪潮風起云涌，延安城內更是熱火朝天，許多仁人志士都先后奔赴抗日前線，延安抗大的學員也都紛紛要求提前畢業奔赴前線。已經升任中央警衛團政治處副主任的丁玲坐不住了，她草擬了一個“戰地記者團”的章程，聯絡了六七個抗大的學生，準備隨八路軍開赴前線，用他們手中的筆為抗戰服務。

毛澤東知道后非常贊成，并把戰地記者團的名稱改為“西北戰地服務團”，簡稱西戰團，人員也由毛澤東圈定。當 時毛澤東還說：戰地服務團負責人的官銜怎么定呢？不要叫團長吧，就叫主任。丁玲被指派為西戰團的主任。

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西北戰地服務團在出發前趕排了一些短小精悍的話劇、舞劇、相聲、曲藝。1937年8月15日，延安各界為他們舉行了歡送會。帶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委托，丁玲率領西北戰地服務團出發了。

一年多時間，西戰團轉戰于黃河兩岸。他們高舉鮮紅的旗幟，東渡黃河，奔赴山西抗日前線，從晉西、晉北到晉東， 一路行軍，一路演戲，一路宣傳抗日救國，途經16個縣、60 多個村莊，輾轉3000余里。丁玲廣泛地接觸了各階層人士和許多抗日將士，受到了教育、鼓舞和鍛煉。所到之處，當地的抗戰激情都在西戰團的一場場演出中，變得愈加熱烈起來。

黨中央對西北戰地服務團的工作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周恩來稱贊說：“丁玲等組織的戰地服務團，在前線艱苦奮斗， 獲得了全國人民的稱頌。”

早在20世紀30年代，丁玲就出任左聯黨團書記，主編左聯機關刊物《北斗》，在文壇上已有一定的影響和感召力。 她到延安，無疑為基礎薄弱、人才缺乏的革命根據地的文藝運動平添了一支生力軍。丁玲是中國共產黨需要、欣賞、器重的新文藝作家。

1932年丁玲入黨后，就以一個女戰士的姿態出現在文壇 上，她在入黨儀式上說過“我愿意做革命，做黨的一顆螺絲釘，黨要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黨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她覺得單是搖筆桿吶喊畢竟是不夠的，她希望能參與實際的革命工作。她把整個社會看成機器，革命則是推動這部機器的力量，而生活在社會里的個人，必須體認到自己是機器上的一個小齒輪，好好地發揮自己的功效，所以她才加入共產黨。

到陜北后，為了配合戰爭形勢的需要，丁玲在文學創作的形式上也有了新的突破，散文、雜文、詩歌、戲劇全部成為她筆下的“武器”。20世紀40年代，她更加重視文藝的政治屬性，她說，“文藝應該服從于政治，文藝是政治的一個環節，我們的文藝事業是整個無產階級事業中的一個組成部 分。”為此，“文藝便必須是大眾的。不是為大眾服務的作品， 便不是有價值的文藝”，“要使文藝成為服務大眾的武器”。她說過這樣一段話：“只有在心中充滿了對人民的熱情，在提筆時，方可能寫出’文學的’作品來。我們要走這樣一條路，很多偉大作家所走的路，先是一個戰士，是一個人民的戰士。然 后才是一個作家，是為了戰斗而成為作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