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高舉團結抗戰的大旗，主張建立最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在延安建立了民主清廉的解放區政權，實行尊重知識分子、吸收知識分子的政策，使得延安猶如一塊巨大的磁石，強烈地吸引眾多熱血青年“朝圣”般地從四面涌來。年僅15歲的孟于就是有志青年的一員。她在延安學習成長，并逐步成長為一名文藝工作者。她的許多作品，在最艱苦的歲月里，鼓舞著全體軍民，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作出了貢獻。

孟于，1922年生于四川成都。小時候，她家鄉的生活非常平靜。直到1937年，盧溝橋的槍聲傳來，寧靜的生活瞬間被擊碎，那時孟于正在上初中。當得知日軍在盧溝橋打響了全面侵華第一槍，占領了北平、天津、保定，造成戰爭緊迫的局面時，成都的青年學生內憤難平，紛紛起來抗爭。孟 于所在的中華女中組織起一支抗日救亡宣傳隊，高舉“不當亡國奴”“奮起抗戰” “全民抗戰”的口號走出校門，走向街道、農村和鄉鎮去宣傳抗日思想。他們經常在街頭、公園演講，高唱抗戰歌曲，號召大家投身抗戰：“全民團結起來，奮起抗戰，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我們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

當時的孟于只有15歲，長得眉清目秀。天生一副好嗓子的她，是宣傳隊的主力，經常帶領宣傳隊演唱抗戰歌曲。每當她看到報紙上有新歌，就馬上學來唱給人們聽，激發和鼓舞人們的抗日熱情。

有一次，宣傳隊在外面演出，孟于唱了當時十分流行的歌謠《松花江上》（張寒暉作詞、作曲）。臺下是一大片市民， 她在臺上唱得聲情并茂，聲淚俱下，把東北人民家破人亡、四處流浪的情景唱得十分動人。其中一句“爹娘啊，爹娘啊……” 唱得萬分凄涼。她父親聽說了，臉面掛不住，認為一個小姑娘家，整天在外面拋頭露面，還哭爹喊娘的，成何體統，嚴厲呵斥她：“我還沒死，你就哭。是不是要把我哭死？”劈頭蓋臉的一陣狠罵后，孟于拗不過，保證不唱了。

但是不久，她又參加了宣傳活動，在茶樓里唱抗日救亡歌曲《丈夫去當兵》（老舍作詞，張曙作曲）。當時，她父親的一位朋友也在聽，覺得她唱得太好了，當晚就跑到孟于家 里，對她父親說：“你閨女的戲唱得好呀！ ” “什么戲？”父親不解地問。“丈夫去當兵，老婆叫一聲，毛兒的爹你等等我， 為妻的將你送一程……”父親聽說她唱這種內容后，火冒三 丈，更加嚴厲地訓斥了孟于。

就是在父親這樣的訓斥反對中，孟于依然堅持自己的立場。她知道和父親說不清楚，便只能違心答應，然后趁父親不注意的時候，偷偷跑出去參加抗日救亡宣傳。

1938年底，國民黨開始暴力封鎖和鎮壓學生運動，然而， 越是封鎖，學生的抗日熱情越是悄悄高漲。1939年初，由孟于班里七八個同學組織的讀書會，秘密請來一位從延安來的青年，他告訴同學們，延安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帶領全國人民一起抗戰，在那里可以自由地學習馬列主義；那里的人不分民族、沒有高低貴賤，都學習本事來抗日。他還悄悄地教孟于和同學唱《延安頌》這支歌。這讓同學們對延安懷有無限的向往。

當時孟于生活的成都屬于國統區，學馬列主義都要被抓起來，很多救亡團體因為宣傳抗戰被封了，整個社會環境變得越來越緊張。為了阻止孟于繼續參加抗日宣傳，父親變得愈加嚴厲，甚至限制她的人身自由，這引起了她思想上的強烈反抗，也更加堅定了她去延安的決心。

可是軍警封鎖了路線，怎么去呢？剛巧，山西民族革命大學在成都招生。這所學校是閻錫山在1937年底建立的，地點在宜川，距離延安非常近。孟于就想先去宜川，再想辦法從宜川去延安。于是，1939年7月，孟于和好友李仲民相約， 瞞著家人報考山西民族革命大學。被錄取后，她們給家里留下信：“我們到我們向往的地方去了，請不要找我們……”，就從家里偷跑了。

孟于就讀山西民族革命大學期間，發生了晉西事變，閻錫山開始反共，很多共產黨人撤回了延安。在這關鍵時刻，山西民族革命大學為宣傳抗日成立了先鋒劇團，孟于由于歌唱得比較好，被推薦去了劇團。但在劇團待了不到一個月，孟于聽說山西民族革命大學背后有一條小路可以直奔延安，就義無反顧地奔向延安，踏上了前往革命圣地的行程。

他們帶上簡單的行李，悄悄地上路了。終究是年輕學生, 缺乏生活經驗，他們低估了路途上的困難和險阻。路上，孟于被虱子咬得患了傷寒，發起高燒，情況非常危險。她幾次暈厥，當她醒來，看到炕桌上放著一盞油燈和一碗開水，聽到對面山上“嗚嗚”的狼嗥，就想絕不能死在這里，一定要到延安去。

康復后，孟于又上路了，經過荒山，歷經困難，終于到了陜甘寧邊區的村子。他們找到村長，村長老大爺特別高興， 說“你們都是革命娃啊，邊區歡迎你們來參加革命”。第二天臨走時，大媽拉著孟于的手對村長說：“咱們的毛驢不是要到延安去馱鹽嗎？把這娃帶上，她病剛好，這40里地她走不 動。”在村長老大爺和大媽的安排下，孟于就這樣騎著毛驢上了延安。

在延安，孟于先在延安中國女子大學學習馬列主義基本知識，并參加了學校歌詠隊。延安女大是毛澤東親自倡導、創建最早、規模最大的一所女子大學，目的是培養具有斗爭理論、革命工作方法、婦女運動專長和相當職業技能等知識的婦女。

那時候，學校沒有固定的教室，更沒有課桌椅子，也沒有筆記本，學生們就坐在露天地里上課，下雨天就到窯洞里去上課。給她們上課的都是很有名的人，艾思奇、陳伯達講哲學，王明講統一戰線，毛澤東、周恩來、林彪等講革命形勢。 下課后，她們就到窯洞里的圖書館去查書。

那時候的生活條件更艱苦。學生們第一年發了兩身衣服， 一身單衣，一身棉衣；第二年發了一尺布，打補丁；第三年發了二尺布，打補丁。但是她們懷著對革命的無限熱情，克服了種種困難，并且以苦為樂，發揮聰明才智，在參加革命斗爭的同時，組織了豐富多樣的文體生活。

孟于在延安參加的第一個活動是500人《黃河大合唱》。 1940年2月16日，西北攝影隊到榆林拍攝電影《塞上風云》 路經延安，中央決定組織一場晚會迎接他們，演出的節目就有 《黃河大合唱》。

排練時，冼星海教育大家唱歌要走心，作為文藝工作者， 唱歌的時候要把內心世界及情感融匯到歌聲里。演出時，冼星海親自指揮。正是這次合唱，孟于更深刻地感覺到自己和祖國的命運、民族的苦難聯系起來了，第一次感受到音樂力量的偉大。后來，經冼星海鼓勵，孟于進入延安魯藝學習。1941年， 她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45年5月，毛澤東親自到“魯藝”，號召他們走出“小魯藝”到“大魯藝”中去。響應主席號召，孟于和同學們走出校門，一頭扎進了陜北的農村。她學習了陜北民歌、秦腔、迷糊調、安塞腰鼓等，這些都為孟于后來形成自己的演唱風格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著名歌劇《白毛女》，是賀敬之、丁毅根據流傳在河北省平山縣白毛仙姑的故事創作的。孟于是白毛女的早期扮演者。 1945年，在張家口劇院演出歌劇《白毛女》（喜兒由王昆、孟于和陳群三人扮演），共演出了數十場，場場滿座，反響強烈。

1946年7月，懷來戰役前，孟于所在的華北文工一團受邀到懷來前線演出《白毛女》。當時臺下有紅軍的戰士，也有剛剛俘虜過來的國民黨士兵。楊白勞一家的悲慘遭遇深深地震動了臺下的觀眾。當演到楊白勞被黃世仁逼死時，臺下一片憤怒聲，許多觀眾把大塊的蘿卜皮雨點般地拋向“黃世仁”；有 個戰士甚至忘了這是在演戲，舉槍要打，幸虧被及時制止，才沒有出事。演到黃世仁被鎮壓時，臺上臺下的口號響成了一片。演出后，許多部隊當即開了訴苦會，許多俘虜兵都講了自己家庭的遭遇和不幸，紛紛要求加入解放軍。懷來戰役勝利后，楊成武給文工團寫了一封信：“懷來戰役，敵眾我寡，所以能取勝，也有你們的功勞，因為我們戰士的刺刀尖上帶著你們演出激發出來的階級仇恨。”

孟于她們還在泊鎮舉行了一場特殊的演出。1948年，晉察冀中央局城工部改為華北局城工部，并遷至泊鎮。8月，城工部在泊鎮召開一次傳達會議，邀請文工團為平津城市的地下工作者演出歌劇《白毛女》。為了保密和安全，所有觀眾身穿一樣的白襯衫，包著白毛巾，捂著白口罩。當演到楊白勞被逼死，喜兒被搶走時，臺下不少觀眾流著熱淚發出抽泣聲。當演到王大春參加八路軍回到家鄉楊各莊時，樂隊奏起了 “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樂曲，臺下不約而同地高聲唱起來了，并跟著樂曲有節奏地熱烈地拍手。演出結束后，一位觀眾急忙走過來，拉著孟于她們的手說：“演得太好了，很感動人，給我們迎接平津解放的工作增添了力量！ ”

1949年2月2日，文工團隨部隊進入了北平。為慶祝北平解放，9日開始演出歌劇《白毛女》，連演36場，十分轟動， 成為機關、市民、學生、工人談論的話題，為宣傳黨的方針和政策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1949年，為迎接全國的解放，孟于和她的戰友們又參加了京漢鐵路工人的護路斗爭。當時在工人中流傳著這樣一首反映工人苦難生活的歌謠：京漢路是貧寒的路，琉璃河成為流淚的河，長辛店是傷心的店……著名詩人賀敬之聽了后，滿懷激情地寫下了一首長詩，經作曲家張奮譜曲，這就是由孟于獨唱的《平漢路小唱》。歌曲道出了廣大勞苦工人的心聲，引起工人們的強烈反響。孟于他們沿著京漢線，一站一站地為工人們演唱。演出中，常常是一曲唱罷，孟于已淚水漣漣。這首歌后來成為孟于獨唱保留歌曲之一，一直唱到現在。

新中國成立后，孟于進入中央歌舞團擔任獨唱演員，1949年，她參加“中國民主青年文工團”，赴匈牙利參加第二屆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她參演的《大秧歌》《勝利鼓舞》均獲得國際舞蹈比賽一等獎（即金獎）。

1951年4月，孟于參加中國人民第一屆赴朝慰問團，赴朝鮮慰問演出。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她的《志愿軍小唱》 又一炮打響，廣大志愿軍指戰員稱她是陣地上的“百靈鳥”。 彭德懷握著孟于的手說：“這首歌寫得非常好，唱得也很好， 請你們回去后，趕緊把它灌成唱片，給我寄來，我要讓每一個陣地都能聽到祖國的歌聲。”

后來，孟于又考入中央音樂學院聲樂系學習，并多次深入華北地區，學習各種地方劇種和小調，不斷拓寬演唱領域，形成了自己的演唱風格，成為一名受人尊敬的人民藝術家，她的 《康定情歌》《姑娘送公糧》等許多歌曲受到人們的熱烈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