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7年9月，母親寫了一篇紀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講話稿，準備給青年人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其中講到了當年毛主席派何長工同志改造王佐部隊的生動故事。

1928年初，毛黨代表派何長工上井岡山改造王佐部隊。當時何長工心里有幾分猶豫。因為王佐是坐鎮井岡山的“土皇帝”、“山大王”， 他和袁文才一文一武，是土、客籍的兩個領袖人物。土籍是當地土長土長的人，客籍是數百年前從外地來的人。他們的部隊純粹屬于地方性的封建武裝，沒有階級觀點和群眾觀點，流寇思想、流民習氣很重。當時，毛黨代表鼓勵何長工同志說：

“這支部隊和我們不是敵對關系。今天的形勢，逼迫他們要革命，要靠近我們。不要怕，你去了以后，困難是有的，你要邊工作， 邊學習。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毛黨代表還說，“我們黨能夠推翻整個的舊社會，建立新社會，難道就不能改造這樣一支部隊？要想盡辦法，爭取他們，改造他們。把他們爭取過來，改造好了，不僅擴大了我們的革命武裝力最，還解除了后顧之憂。這樣，就可以鞏固我們的后方，同時，還為今后改造舊軍隊摸索出一些經驗，創造出一個范例。”

井岡山是羅霄山脈中段的一座高峰，南北300里，東西110里。周圍有7個縣，15個市鎮。山上有一片平地和許多梯田。王佐帶領一支部隊， 就住在山區的中心茨坪，袁文才帶領一支部隊住在茅坪。他們一個在山 上，一個在山下，把守了通向這座山的7條道路，特別是5大哨口。

我們紅軍剛進入井岡山地區時，他們對我們不了解，心存戒心，甚至懷著敵視的態度。當時紅軍中有人提議用武力解決他們，毛黨代表批評了這種思想，他特別強調，我們不能撿小利誤大事，不能采取大魚吃小魚的政策。對他們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積極爭取他們參加革命，把他們爭取過來，再通過對王佐、袁文才的團結去團結土客籍的廣大群眾。為此，紅軍便通過地方黨的關系，對王佐、袁文才進行了說服教育工作，并且送給他們一些槍支彈藥。對于毛澤東的名字，王佐、袁文才早已熟悉。何長工同志上井岡山，一說是毛委員派來的，王佐便以賓客相待，把他接進了司令部，態度十分熱情：

“好，好！歡迎，歡迎！”

說了一會兒話，王佐即命令部隊擺酒設宴，說要為毛委員派來的人接風洗塵。

他們重情重義的作風，頗像當年水泊梁山的綠林好漢，大碗喝酒，大塊吃肉。他們雖是靠山為營，但吃的都是“山珍海味”。

井岡山七縣的反動民團總指揮尹道一，是著名的惡霸地頭蛇。王佐和他們打了多年仗，結下了血海深仇。這個人也是我們將來發展的一大障礙。王佐請求我們幫助他除掉尹道一。聽王佐一說，何長工便答應道：

“ 我們一定幫助你，把尹道一收拾掉，把七縣的地主武裝、反動民團肅清。”

王佐大喜！立刻斟滿了一碗酒，站起來說：

“好！你真能幫助收拾了尹道一，我就拜你為師！來！飲下這碗酒！”

第二天，王佐便集合他的官兵，當眾宣布說：

“弟兄們，毛委員給我們派來了黨代表，今后大家要尊重黨代表，要同心同德，發展我們的事業……”

王佐講話的言辭流利，富有鼓動性。

王佐手下約四五百人，多是客籍人。他們實行季節性和臨時雇用性的兵役制。無事窩兵務農，有事揭竿而起。士兵個個強悍，都穿著雜色衣服，蓄著長發，善于爬山。我們只要能深入到士兵當中去，在群眾中扎下根，事情就好辦了。

何長工每天吃完飯，就看看書。看累了，就出門散散步，看看山上的景色。一天，他無意中遇到了王佐的母親，這個老太太看上去蠻善良的。何長工心里頓時開了竅。他心里想：

“這不是一條路嗎？如果能通過他的家屬做些工作，王佐思想不就可以轉變過來嗎？ ”

聽說王佐是個“愛朋友、重義氣”的人，也是個大孝子。通過他母親做做工作，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何長工同王佐母親的一次談話中，王佐的母親說：

“黨代表，你們共產黨都是有學問的人，要多幫助我那兒子，他憧得少，見識淺！”

何長工趁此機會說：

“你老人家要多勸說他一些，自古以來，多少英雄豪杰，都是因為沒有遠大的目標，不依靠老百姓，最后毀掉了自己。”

何長工還對她講了些黨的政策，講些革命道理。當然，一有機會， 也把這些講給王佐聽。

王佐有三個心腹朋友，一是袁文才，二是刁飛林，三是李克昌。他有什么大事，總是和這些人商討，而經常在他身邊的人，就是刁飛林和李克昌。他們倆是王佐的左右二將。這兩人性情豪爽、重義氣，頗易接近。何長工經常找他們談心，很快就跟他們混熟了。有一天，刁飛林突然提出要和何長工“飲雞血酒”。

尹道一 一向很輕視王佐，他仗著人多勢大，多次和王佐打仗，而且總是窮追不舍。后來，何長工了解到這個情況，便建議王佐采取誘敵深入的戰術，把尹道一引上山來，選擇一個有利地形，打他的埋伏。

王佐聽說后，兩手一拍，叫道：

“著！此計甚妙！不把這個賊子滅了，我誓不甘心！”

尹道一的司令部駐扎在永新縣東鄉的拿山。從那里到茨坪，中間要經過一道險要的山坳，叫旗鑼坳，何長工和刁飛林帶一個連埋伏在那里，王佐和李克昌帶一隊人馬趕到拿山。他們拂曉打響，天一亮，回頭便跑。尹道一不知是計，帶領民團，便猛追出來。天將中午，他們追到了旗鑼坳，先頭部隊上了山，尹道一的指揮部停下吃飯休息。我們埋伏的部隊看見尹道一上了圈套，一個猛沖，打了下去。他們有的在吃飯休息，有的把槍放在一旁睡覺，根本沒有想到這一著。頓時亂作一團，紛紛四處奔逃。尹道一被當場打死，刁飛林將其頭顱斬下，用包袱包好， 收拾了勝利品，便收兵回山。

到了山上，天已大黑。此時，早有人把這勝利的消息報給了王佐。他連聲問著：

“真的把賊子除了？ ”

“請看這是什么！”

刁飛林展開包袱，把尹道一的頭拋在地上。

王佐端過燈一看，拍手大叫道：

“看！就是這個賊子，就是這個賊子！你害死了多少老百姓，作盡了惡！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啊！”

說罷，一下抱住何長工，狂笑一陣，叫道：

“擺酒設宴，慶祝勝利！”

這一夜，山上燈火通宵未熄，如同過年一般。王佐喝了個大醉，不時把大拇指伸到何長工的面前，連連說：

“毛委員派來的人，真有辦法！”

第二天，王佐派人抬著尹道一的頭顱，到各村各鎮去游鄉示眾，一連鬧了幾天。

打完尹道一，王佐對何長工的看法大大轉變了。他對我們黨有了更大的信任，積極要求擴充部隊。

在這種情況下，根據毛委員的指示，何長工同志向他提出了擴編問題，建議王佐、袁文才兩支部隊合編，成立一個團。王佐也有此意，便說去和他們“老庚”（王佐是裁縫出身，和袁文才義氣相投，結為老庚） 商討。

一切條件成熟以后，便在大隴拳行了慶祝合編大會。正式宣布改稱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二團（后改為32團）。根據他們自己的提議，袁文才為團長，王佐為副團長（實際上領兵的是王佐）。黨任命何長工同志為黨代表。寧岡、遂川縣委發動當地群眾，對他們進行了熱烈的慰問。袁文才、王佐帶頭進行了宣誓：擁護共產黨，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并提出口號，向第一團學習，并組織下級軍官和士兵去第一團參觀，連隊的一切制度和建設，都以第一團為榜樣。第一團是毛澤東同志領導的。這個團是秋收起義的部隊，經過三灣改編，樹立了良好的革命秩序。官兵平等，經濟公平，和群眾的關系密切，部隊思想覺悟很高。 去參觀的人，無不欽佩不已。

王佐雖然沒有去參觀，但他聽到手下人稱贊第一團，便說：

“咱們向他們學習，他們怎么做，咱們就怎么做。”

二團的士兵們開始了新的生活，他們剃去了長發，換上了新軍衣，學唱歌、學演戲，茨坪山上充滿了新氣象。王佐看到這一切，感慨地說：

“共產黨真是會領兵，會做群眾工作，深得群眾擁護，照這樣下去，怎能不打勝仗！”

大家對毛委員派何長工同志去改造王佐部隊的歷史是比較了解的。 何長工這一功績彪炳史冊。

但是，時任中共遂川縣委書記、后來任湘贛邊界特委副書記的陳正人對王佐部隊的改造所做的工作，卻鮮為人知。宋任窮在回憶錄中說： “遂川縣委書記陳正人同王佐的關系比較好。遂川縣委為改造王佐部隊做了不少工作。”

由于王佐、陳正人均為遂川人，他們在毛澤東來到井岡山之前，就相識并有合作。在與遂川反動武裝的斗爭中，他們互相配合支援，擊敗了惡霸肖家璧，劫獄解救過一批工農革命群眾。其中遂川縣委委員肖萬俠，就是我父親陳正人帶領農民赤衛隊解救出來的。后來，我父親陳正人把他派到王佐營部，擔任了第一任營黨代表。

父親還幫助王佐部隊辦培訓班，定期輪訓軍隊政工。他親自去講課、輔導。1928年6月，父親陳正人領導遂川分田運動。他親自找王佐談話，進行動員。在我父親陳正人的教育和感召下，王佐把他所有的田地全部無償地交出來。我父親為此向毛澤東作了匯報，王佐受到了表彰。不久，在我父親陳正人的教育幫助下，王佐要求加入共產黨。1928年8月，經何長工介紹，由毛澤東親自批準，王佐成了一名共產。

王佐對我父親陳正人十分友好和敬重。1928年10月，我父親陳正人與我母親彭儒在茨坪結婚。陳毅、宋任窮、楊至成等吵著要吃喜酒。我父親向王佐求助，王佐特地派人從山下送來豬肉、雞和米酒。

父親一直對袁文才、王佐被錯殺之事十分不滿。1930年紅軍在打吉安時，他就向毛澤東匯報過。毛澤東十分明確地表示，紅五軍錯殺袁、 王是非常不對的。江西全境解放后，1950年，時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的父親到北京開會，又主動請示毛澤東，要為袁、王平反昭雪。得到中央同意后，江西省委、省政府正式下文，為袁、王平反昭雪，追認他們為革命烈士，并按烈士待遇，優椀袁、王家屬。

1973年9月，我陪母親到茅坪重訪舊地，特地看望了袁文才的夫人謝梅香，并一同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