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山匯報結束離開后，劉士奇一個人還在會議室踱步。

他十分清楚，在8月秋收斗爭中，延福地區黨組織已充分暴露了指導機關的極端不純和非無產階級化傾向。內延、外延等許多黨部和政權機關被知識分子富農，甚至小地主把持了領導權。特委在斗爭中一提出減租減息、抗租抗債，就遭到他們的激烈反對。揚言抗租抗債違犯了地主利益，不利于黨內團結，會促成他們反動；驚呼“不得了，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了”，主張黨內同志的租債不能抗，出現“黨內同志逼黨內同志租債”的怪現象。

然而，秋收斗爭中的抗租抗債，得到內延、外延農民群眾的熱烈響應，他們喊出兩個口號，一是“不還地主的租”，另一個是“廢除債務”。在特委的領導下，他們將那些把持黨內領導權的知識分子富農、小地主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在抗租抗債中作出極大讓步。

他想，如果說過去在“減租減息、抗租抗債”口號中，是與地主階級作斗爭，那么，今天在“沒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的口號下，就是同富農路線作斗爭。今天的沒收一切，就是過去抗租抗債的繼續和深入。為了保證奪取分田和“攻吉”戰斗的勝利，他覺得必須繼續堅持在黨內展開積極的政治思想斗爭，尤其要加強延福地區的黨內政治思想斗爭，對延福黨組織進行一番改造。

鼓不敲不響，話不說不明。延福黨組織出現的問題，究其由來，還得從吉安地區最早的馬列主義傳播者、創始人一一羅石冰講起。

羅石冰出生在吉安縣延福鄉大安井頭村一戶富裕家庭里，是中共江西黨組織的早期領導人，參加過“五四”愛國運動。1924年，羅石冰就讀于上海大學社會系，在中共主要領導人崔秋白、樣代英等人的直接教導下，系統地攻讀了馬克思哲學和政治經濟學，加入中國共產黨。他通過寄送《中國青年》、《向導》、《覺悟》等革命書刊，把吉安第七師范、陽明中學、縣高小和延福圻東義倉九小的老師、同學及老同事引上革命道路，并在吉安北路地區建立第一個農村黨支部，成為北路延福地區農民運動的領導核心。

大革命失敗后，這些參加革命的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積極響應黨的“八七會議”號召，回鄉開展武裝斗爭。由于這些知識分子有很多土地，家里有錢，開始發展武裝主要是他們出錢買的槍，也有的靠收編國民黨軍閥遺留部隊、散兵游勇，以及改造土匪武裝。

延福區建立的第一支武裝一一油田游擊隊，就是收編被裁減下來的國民黨北伐軍連長李育青所率的21人19條槍組成的。后又出錢，從流落在圻東的北伐軍士兵手中買回14支槍，又組建了壙東游擊隊。隨著延福地區武裝斗爭的發展壯大，延福區委根據贛西特委指示，于1928年2月在油田將油田、坊東兩支游擊隊合并為江西工農紅軍第9縱隊。同年3月，贛西特委指令第9縱隊前往東固集訓，4月底，在永豐龍崗的嶺村與東固地區組建的第7縱隊會師。考慮到集中使用兵力，有利于統一指揮，這年的9月，贛西特委將這兩支部隊改編為江西工農紅軍獨立第2團。

紅2團成立后，在延福，阜田和新余、分宜、安福邊境一帶游擊，給敵軍及各縣的反動統治造成了莫大威脅。于是，延福成了江西反動駐軍“剿匪”的重點目標。為避實擊虛，同年10月，紅2團東渡贛江，轉戰永豐、樂安等地，留下當地一部分隊伍與原安（福）吉（安）邊境游擊隊編為贛西游擊第1大隊，周益堂任大隊長，羅萬任指導員，彭樹德任參謀長，郭士俊任秘書長。同年11月，活動在吉安與新余邊界一帶以搶劫為生的原國民黨20師騎兵連，由連長楊云清（化名木易）帶領140人槍向贛西黨組織投誠，被改編為游擊第2大隊，大隊長楊云清。

第1大隊長周益堂是湖南人，貧苦出身，窮得娶不起親，在家呆不下去便跑出來，到安福、吉安邊境的九龍山搭棚子住。一天靖衛團抓他的丁，他一怒之下殺了靖衛團丁，用繳來的兩桿步槍拉一班窮苦農民組建安（福）吉（安）游擊隊。周益堂喜好喝酒，每次打了勝仗就好酒貪杯。那天，他伏擊收鴉片煙稅的靖衛團丁，繳了幾支槍，一高興就多喝了幾杯，卻不小心，擦槍走火打死了旁邊的王副官，當晚被關了禁閉。不料第二天清早，游擊隊住地的井頭村被安福和分宜的靖衛團包圍了。好一個周益堂，掙脫身上捆綁的繩索，沖出敵群，拼死搶奪對面的高山，把敵人引了過去，救出我游擊隊全體官兵。當日夜晚，游擊隊召開會議討論他所犯錯誤，大家念他忠心革命，殺敵有功，一致同意免去牢獄之苦，恢復他的原職。

不幸的是，好隊長周益堂于1929年6月，在九龍山附近與敵工兵營作戰時中彈犧牲，同時犧牲的還有英勇善戰的參謀長彭樹德。就在游擊第1大隊戰斗失利，岌岌可危時，幸好楊云清帶領游擊第2大隊及時趕來救援，第1大隊才避免了全軍復沒。這年的7月，1、2大隊奉命到油山休整，贛西特委指示將1、2大隊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3縱隊，任命第2大隊長、原國民黨騎兵連連長楊云清為縱隊長。

然而，特委的任命，觸動了郭士俊、羅萬的敏感神經，郭、羅均出生于延福的富裕家庭，是地方名門望族。1919年羅石冰在縣高小任教時，郭、羅是他的學生，積極參加過羅石冰發動驅逐反動校長謝邦憲、鄒古愚的學潮。國民革命時期二人在延福地區參加革命,先后加入中國共產黨，郭士俊并于1926年12月任過吉安縣黨部委員。1927年10月，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傳達后，他們回家與延福的青年學生、知識分子出錢買槍，積極謀劃開展武裝斗爭，組建游擊隊伍，羅萬曾任北路游擊隊長，郭士俊為指導員。紅2團東渡贛江轉戰永豐、樂安時，留下了他們所領導的一部分隊伍，后與周益堂的安（福）吉（安）游擊隊合編為第1大隊，在建立和保衛延福革命根據地斗爭中作出了很大的犧牲。于是，他們自持勞苦功高,有地方勢力，對特委的任命進行公開抵制。一方面攻擊特委“不信任地方”，“感情上有問題”；另一方面利用封建宗族關系挑撥本地人與外地人的關系，拒不服從楊云清的領導，在隊伍內部制造矛盾和分裂，企圖排斥外地工作同志，趕縱隊長下臺。

特委對第3縱隊出現的問題，有些始料未及。為了及時解決，特委原想派出中央來的特派員汪克鈞、羅漢彰去3縱加強領導，調處糾紛。可是汪、羅十分畏懼郭士俊、羅萬的地方宗派勢力及其淫威，不但不敢站在公正立場上講話，反而向特委頻頻要求調動。于是特委計劃將楊云清調出，將原1、2大隊進行混編，開往新余、安福邊界游擊，謀求徹底改造3縱。不料未待軍事科長實施計劃，傳來報告說，“8月9日，第2大隊與第1大隊火拼了，死傷80余人”一事情即是楊云清引起的。因掌管財經的秘書長郭士俊自改編以來，從未給第2大隊發過伙食費，楊云清即以“軍中生活受限制”煽動2大隊士兵起來解決1大隊，并下令搶劫1大隊財物后“準備散伙”。因此特委命令捉拿楊云清，并予以處決。

處決楊云清后，郭士俊、羅萬分別當上了縱隊長和后由3縱隊改編為獨立紅3團的政委。他們仗著抓住了軍隊，與坊東鄉黨部書記郭象賢、農民協會主席劉秀啟等一班知識分子，把持著延福地區的黨政軍大權，站在地主富農階級立場上，極力保護自己的利益，與日益高漲的農民革命斗爭相對抗，成為延福、北路，乃至贛西農民革命前進中的絆足石。這一點，在“抗租抗債”和“沒收一切”斗爭中，已經得到了證明，很顯然，在“攻取吉安”的斗爭中也將得到檢驗。

想到這里，劉士奇心里一沉。北路的攻吉行動，一直是他一塊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