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被圍的吉安“孤城”，糧食恐慌，人心惶惶，動蕩不安。豪紳地主再次懇求成光耀派兵進剿赤色區域，以開辟糧食通道。并許以50000元作為“剿匪費用”，才使湘軍答應。而湘軍其本身也有兩個問題須解決：一是自身糧食緊缺，已成大的問題；二是湖南軍閥何鍵已開兩旅人馬到萍鄉“剿匪”，魯滌平不得不以軍事上的布置來防范，并委任18師張輝瓚為全省“剿匪”總指揮。北路是吉安到袁州軍事上的交通要道，防范湖南軍閥入侵，必須打通北路這條戰略要道。因此，這一軍事布置，必然要向北路赤區革命勢力以嚴重的打擊。

江西統治階級內部的沖突，主要為擁蔣與反蔣的沖突，其次為 豪紳地主與外籍軍閥的沖突。這兩個沖突，普遍于江西全省。

初始，贛西勢力在滇系朱培德手里，因此國民黨改組派活動很 活躍。改組派是國民黨掛羊頭，賣狗肉的反革命者，他們本是國民 黨左派，如汪精衛、陳公博等，同時他們又稱為國民黨的正統派。 后因蔣介石“以軍治黨”，把汪精衛擠下臺，于是汪精衛便主張國民黨要改組。滇系朱培德屬汪精衛改組派，但自蔣介石派湘系魯潦平來，即勾結地方豪紳地主打擊改組派，企圖削弱或消滅其勢力。

成光椎一來，就唆使由吉安豪紳地主開辦的第5中學的學生，去搗毀改組派主辦的機關報一《贛西新聞日報》，改為地方豪紳掌控宣傳的《吉安民國日報》。他們的根本任務，則是擁護蔣介石和南京政府，與企圖倒蔣的國民黨改組派爭奪青年學生。在宣傳上，豪紳地主往往以“共產黨的名義”去爭取青年學生，更假借紅2、4團紅軍領袖李文林的名字，去欺騙青年學生。更有甚者，又常殺澈改組派人員，而加以“共匪”罪名。因爭奪的激烈，吉安西路的靖衛團亦分化為地主豪紳派與改組派兩大勢力，以致于發生武裝沖突，其主要目標是相互奪取武裝，取得靖衛團的領導權。

至于湘系與滇系軍隊的沖突更是厲害，1929年8月，譚道源50師開往廣東參與軍閥戰爭，經過贛縣，與朱培德的金漢鼎部兒乎大動干戈，一時軍事戒嚴，交通斷絕，如臨大敵。后來，蔣介親自出面調解，雙方才息手言和。如今贛西雖在湘系魯滌平手里，而籟南仍為滇系朱培德占領。滇系軍隊所謂剿匪，除乘機奪取湘系已占領的地盤，或改編當地的反動地方武裝，以充實自己力量外，對于“共匪”并未曾努力剿過。其實力也有限，尤其是怕實力的損失，故兒次的會剿，滇軍除搶得幾個地盤外，并無真正的動作。滇系在贛南，到處利用改組派活動，故贛南改組派力量頗大，而地主豪紳派勢力甚是微小。

目前，蔣、金、魯為“剿匪”總指揮，魯部力量有限，既不能剿，又不敢借重滇系，怕引狼入室。但又不能不相當借滇系之力，以圖布清共同的敵人一所謂“共匪”。故一面請援金漢鼎，一面又僅僅要他駐防贛縣、瑞金一帶，擔任防堵任務，而不敢要其開到贛西來。滇軍則乘機奪取了興國及其武裝，又占領萬安，但不敢與紅軍激戰。江西地方豪紳地主因為“共匪”日盛，湘系無力剿滅，又借此為驅逐湘系的理由，紛紛請求吉安籍河南省主席劉峙回贛。湘魯在此無可奈何的境遇下，一面大打假捷報，派代表到南京請求蔣介石諒解；另一方面又派代表去與劉峙磋商，同時放出話說，只要I將譚道源50師從前線調回，湘軍有力量將“共匪”一鼓蕩平，為其失敗而辯解。

但目前“贛人治贛”的聲浪，非常高漲，尤其逃亡在外的贛省豪紳地主，因湘系無力剿匪，反對湘系不遺余力。請蔣介石派兵，請劉峙回省的電報日有數通。湘系在贛己成強弩之末，其地位非常動搖。幸中原軍閥大混戰，蔣介石、劉峙不能顧及，故魯滌平仍然穩坐江西省政府主席的寶座。湘系對滇系流亡在江西境內的士兵，則非盟逐即殺戳，其罪名當然亦是“共匪”、“土匪"了，因此滇人無不恨湘系者，其利害沖突可見一斑。

紅軍百戰百勝有許多條件，但與紅軍士兵群眾覺悟，確有很大關系，他們不但知道如何作戰，而且知道為什么作戰。紅軍士兵都 說“不打仗不痛快”，一聽出發命令，就跳起來高呼“消滅國民黨！革命成功萬歲！”打起仗來還向敵軍演說宣傳，一面講，一面唱，五花八門，弄得敵人莫明其妙。此外，群眾擁護，是紅軍必勝的主要條件之一。敵軍所到之處，居民躲避一空；紅軍到處萬人歡迎，熱烈參與。打仗時，成千上萬的武裝群眾潮水般涌上前去，遮蔽了天空，喊殺聲驚天動地。老幼婦女主動送茶，送飯，服侍傷兵。

羅炳輝部反正后，白軍士兵殺了長官，常成班、成排地拖槍來 投紅軍，他們在戰場上高喊：“老農們不要打，窮人不打窮人，我們來了，是你們的同志！”年初，駐富田的一些白軍士兵給一個農民兩塊錢，請他帶路找紅軍，說他們本是湖南農協會員，“馬日事變”后逃亡在外，現有4、50人，都要去投紅軍。

在延福，有兩個農民被白軍捉去，長官交由兵士押去槍斃。路 上，士兵對農民說：“老表，到了山上，你們要睡在地上，我好朝天開槍。等我們走了，你們就快跑。”白軍進攻油田時，知道群眾正在開大會，意欲一網打盡，長官下令不準開槍，但是士兵說：“為什么要打自己的兄弟？”于是朝天放排槍，群眾一聽到信號就走散了。白軍士兵若查到紅軍交通員帶了文件，就悄悄告訴交通員，哪些地方有關卡，小心不要走。南昌衛戍司令部士兵，對檢查戶口怠工，并且自動組織士兵委員會，用共產黨的士兵政綱，向張輝瓚示威請愿，可見白軍士兵已日益革命化了。

張輝瓚18師奉令于3月下旬移師吉安，在他坐鎮指揮下，以成光耀旅駐吉安擔任河西防務；鄧英旅駐吉水擔住河東防務；該師朱耀華旅跟著彭德懷追擊。3月下旬，彭德懷紅5軍連克縣城后，在安福、宜春邊作短期休整，不到一星期，朱耀華和湖南何鍵部危宿鐘、張其雄旅前來圍剿。來前，朱耀華在吉安大吹牛皮，說自廣東參戰以來，其部107、108團從沒打過敗仗，此次不消滅“紅匪”就不回吉安。可一到蓮花路口與紅5軍相遇，不到2個小時就以1倍紅軍戰勝2倍的敵人，重創朱耀華，沉重打擊了張輝瓚的北路重點進攻計劃。

挫敗朱耀華后，4月7日，紅5軍軍委在蓮花路口召開擴大會議。根據當時統治階級走向“末路”、工農斗爭篷勃發展，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來，會議決定5軍要擴大斗爭，進軍湖南平江、瀏陽，推動岳長路的發展，以5軍全力去奪取長岳和鄂西，與6軍聯絡。于是，由分宜、萍鄉直趨湖南。二打吉安，也因紅軍主力的撤離暫告結束。

后來，劉士奇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二七會議”的缺點時稱：“又政治估量，還不夠，以致'深入有余，擴大不足'，雖然決定4、5、6軍合師攻取吉安南昌，結果沒有實施這一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