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紅軍主力撤離，駐吉安“剿匪”總指揮張輝瓚進行瘋狂反撲，一面以少數部隊向南路進擾，組織守望團，自新團，難民團，同時以6團的重兵，采取碩的燒殺和軟的安撫政策會取北路，意圖打通吉安到袁州軍事上的交通要道，給北路赤區革命勢力以沉重打擊。

1930年4月6日，即農歷三月八日，吉安民團團長、豪紳地主胡厚基，配合湘軍的重點進攻，與吉水、吉安、安福、峽江、新余、分宜、袁州7縣邊境的土豪劣紳和反動武裝串通一氣，首先進攻北路行委的辦公地阜田，并在阜田設立了“圍婀辦事處”，北路行委被迫遷往延福丁田。接著，在胡厚基的帶領下，與湘軍進逼北路重鎮延福，駐在坊東的延福區委和蘇維埃政權機關也被迫遷往丁田。此時，延福區、儒行區、坊廊區全部，外延一部白色恐怖嚴重。胡厚基實行“三光”政策，用殘酷的燒殺手段，脅迫群眾自首，辦守望團。在延福、阜田等地燒屋殺人。很多農民、黨內同志逃跑的逃跑,反水的反水，被殺的同志和農民達數千人。黨內不堅定的機會主義分子紛紛叛變投敵，他們掛白帶子，在坊東地區插上白旗反水，時稱“三八反水”。

“三八反水”事件發生后，以前逃往外地的土豪劣紳，也帶領反動軍隊卷土重來，他們積極組織民團，四處散布謠言，推波助瀾,煽動農民反水，進行罰款搶劫。城內敵軍配合民團，由城內向城外四郊出擊；又以兩團兵力深入中心區域駐扎，用分散包圍、先近后遠的漸進方法，將吉安水東區，吉水縣，安福的道浦區、崇文區全部，峽江，新余，分宜，袁州各縣的部分地區全部占領。.他們軟硬兼施，以嚴厲的燒殺，遇迫群眾辦守望隊。將群眾抓來拷問辦不辦？辦，即準允自新，不辦則非燒即殺。

敵軍為恢復贛河上下兩岸交通，阻斷河東與河西赤色武裝的正 常聯絡，讓外殼裝有鋼板、架著機關槍的小汽船，終日行駛在由吉 安上往泰和、下到峽江的沿河兩岸游擊，以掃射赤區武裝。因而敵 軍在吉水東岸進攻仁壽、同登赤區時，河西金灘、同水區的赤色武 裝無法過河救援，致使仁壽、同登兩區忠于革命的同志和群眾，殺 的殺，逃的逃，只有那些革命意志不堅定的和群眾，跟著反水。 僅仁壽區燒了數百幢房屋，殺了 1000余人。兩區黨組織和蘇維埃政府完全坍塌，赤色區域逐漸縮小，如吉安西區、水東、中鵠、儒林、吉水、延福、儒行、永豐一帶，均變赤色政權為白色的守望隊，凡乎動搖了整個赤色區域。

那些黨內叛變投敵分子，也蠢蠢欲動，在敵人的威逼利誘下，帶領敵軍及地主豪紳下鄉搶糧。吉安“三月糧荒”，豪紳地主下鄉搶糧，是進攻赤區的目的之一，他們所到之處，糧食被搶劫一空。同時煽動當地反動封建迷信組織一一“紅黃學會”來反對革命，用所謂“符水”麻醉農民群眾和紅軍戰士，并四處捕殺共產黨和蘇維埃的負責人。原共產、仁壽區特務隊副總指揮胡敬宜叛變投敵后，甘當地主階級的鷹犬，于4月14日深夜，帶領吉安民團團總胡厚基，捕捉了贛西南特委委員、農運書記胡品。在敵人的嚴刑拷打和威逼利誘下，胡品大義凜然，嚴詞批駁叛徒胡敬宜，痛斥反動走狗胡厚基。胡厚基惱羞成怒，為替其母報仇，用鐵釘把胡品雙手釘在胡家祠門口，割去腳筋，挖掉雙眼，將這位人稱農民秀才的“農民領袖”殘酷殺害。

在贛西南處于嚴重白色恐怖的情況下，黨內又出現失敗主義的 悲觀泄氣，害怕斗爭的右傾情緒。東路行委書記胡珍看到4、5軍主力撤離，反動勢力向赤區發動大規模進攻，害怕赤色政權被消滅，表現出政治上的悲觀和軍事上的退讓。提出“黨內要少開會”，理由是正值荷田時節，農民要生產，“不要妨礙當前耕作”；主張赤色武裝“打埋伏，避敵鋒芒”，其思想實質，是害怕、放棄和取消當前斗爭。

由于黨組織不堅強，在敵人進攻面前，許多地方出現畏敵逃跑 事件。如蓮花縣建立政權半年，政府均不建立在縣城。這次為反對 敵人進攻，召開3萬群眾大會，進行武裝檢閱，因買李子爭執造成會場混亂。臺上黨政負責人見臺下混亂，以為敵人來犯，首先逃跑，引得臺下大亂跟著亂跑。亂中竟出現被梭標刺死了幾人，逃跑時擠到河里淹死了幾人；安福縣委縣政府如今仍設在無群眾的山下，還打算搬進山上去回避斗爭；吉安西區區委早己遠離群眾了，還在山里建了一個后方，只要一聽謠傳，就往山里跑；分宜縣3、4千的群眾往城里方向游行示威，走至中途，有人聽到城外駐有反軍1個連，即害怕逃跑。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遠遠的敵軍見到數千示威群眾也害怕起來，便一涌逃進城里去了。

還有，黨組織嚴重不純。一部分地主富農占領黨政的指揮機關， 一到斗爭的嚴重時刻，他們首先背叛，黨部和政府即發生動搖，出 現逃跑。如峽江、新余縣，坊廊、儒行區的政權和黨部，均是聽說 敵人來了就逃跑，有的跑了才知道是謠言。他們不去安置疏散群眾， 設法組織領導群眾斗爭，在離敵人還有數10余里遠，就棄群眾而逃，在群眾中造成極壞的影響，引發了群眾的動搖、逃跑，甚至反叛，給敵人辦守望隊以可乘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