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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紅軍主力撤離,駐吉安“剿匪”總指揮張輝瓚進行瘋狂反撲,一面以少數部隊向南路進擾,組織守望團,自新團,難民團,同時以6團的重兵,采取碩的燒殺和軟的安撫政策會取北路,意圖打通吉安到袁州軍事上的交通要道,給北路赤區革命勢力以沉重打擊。
1930年4月6日,即農歷三月八日,吉安民團團長、豪紳地主胡厚基,配合湘軍的重點進攻,與吉水、吉安、安福、峽江、新余、分宜、袁州7縣邊境的土豪劣紳和反動武裝串通一氣,首先進攻北路行委的辦公地阜田,并在阜田設立了“圍婀辦事處”,北路行委被迫遷往延福丁田。接著,在胡厚基的帶領下,與湘軍進逼北路重鎮延福,駐在坊東的延福區委和蘇維埃政權機關也被迫遷往丁田。此時,延福區、儒行區、坊廊區全部,外延一部白色恐怖嚴重。胡厚基實行“三光”政策,用殘酷的燒殺手段,脅迫群眾自首,辦守望團。在延福、阜田等地燒屋殺人。很多農民、黨內同志逃跑的逃跑,反水的反水,被殺的同志和農民達數千人。黨內不堅定的機會主義分子紛紛叛變投敵,他們掛白帶子,在坊東地區插上白旗反水,時稱“三八反水”。
“三八反水”事件發生后,以前逃往外地的土豪劣紳,也帶領反動軍隊卷土重來,他們積極組織民團,四處散布謠言,推波助瀾,煽動農民反水,進行罰款搶劫。城內敵軍配合民團,由城內向城外四郊出擊;又以兩團兵力深入中心區域駐扎,用分散包圍、先近后遠的漸進方法,將吉安水東區,吉水縣,安福的道浦區、崇文區全部,峽江,新余,分宜,袁州各縣的部分地區全部占領。.他們軟硬兼施,以嚴厲的燒殺,遇迫群眾辦守望隊。將群眾抓來拷問辦不辦?辦,即準允自新,不辦則非燒即殺。
敵軍為恢復贛河上下兩岸交通,阻斷河東與河西赤色武裝的正 常聯絡,讓外殼裝有鋼板、架著機關槍的小汽船,終日行駛在由吉 安上往泰和、下到峽江的沿河兩岸游擊,以掃射赤區武裝。因而敵 軍在吉水東岸進攻仁壽、同登赤區時,河西金灘、同水區的赤色武 裝無法過河救援,致使仁壽、同登兩區忠于革命的同志和群眾,殺 的殺,逃的逃,只有那些革命意志不堅定的和群眾,跟著反水。 僅仁壽區燒了數百幢房屋,殺了 1000余人。兩區黨組織和蘇維埃政府完全坍塌,赤色區域逐漸縮小,如吉安西區、水東、中鵠、儒林、吉水、延福、儒行、永豐一帶,均變赤色政權為白色的守望隊,凡乎動搖了整個赤色區域。
那些黨內叛變投敵分子,也蠢蠢欲動,在敵人的威逼利誘下,帶領敵軍及地主豪紳下鄉搶糧。吉安“三月糧荒”,豪紳地主下鄉搶糧,是進攻赤區的目的之一,他們所到之處,糧食被搶劫一空。同時煽動當地反動封建迷信組織一一“紅黃學會”來反對革命,用所謂“符水”麻醉農民群眾和紅軍戰士,并四處捕殺共產黨和蘇維埃的負責人。原共產、仁壽區特務隊副總指揮胡敬宜叛變投敵后,甘當地主階級的鷹犬,于4月14日深夜,帶領吉安民團團總胡厚基,捕捉了贛西南特委委員、農運書記胡品。在敵人的嚴刑拷打和威逼利誘下,胡品大義凜然,嚴詞批駁叛徒胡敬宜,痛斥反動走狗胡厚基。胡厚基惱羞成怒,為替其母報仇,用鐵釘把胡品雙手釘在胡家祠門口,割去腳筋,挖掉雙眼,將這位人稱農民秀才的“農民領袖”殘酷殺害。
在贛西南處于嚴重白色恐怖的情況下,黨內又出現失敗主義的 悲觀泄氣,害怕斗爭的右傾情緒。東路行委書記胡珍看到4、5軍主力撤離,反動勢力向赤區發動大規模進攻,害怕赤色政權被消滅,表現出政治上的悲觀和軍事上的退讓。提出“黨內要少開會”,理由是正值荷田時節,農民要生產,“不要妨礙當前耕作”;主張赤色武裝“打埋伏,避敵鋒芒”,其思想實質,是害怕、放棄和取消當前斗爭。
由于黨組織不堅強,在敵人進攻面前,許多地方出現畏敵逃跑 事件。如蓮花縣建立政權半年,政府均不建立在縣城。這次為反對 敵人進攻,召開3萬群眾大會,進行武裝檢閱,因買李子爭執造成會場混亂。臺上黨政負責人見臺下混亂,以為敵人來犯,首先逃跑,引得臺下大亂跟著亂跑。亂中竟出現被梭標刺死了幾人,逃跑時擠到河里淹死了幾人;安福縣委縣政府如今仍設在無群眾的山下,還打算搬進山上去回避斗爭;吉安西區區委早己遠離群眾了,還在山里建了一個后方,只要一聽謠傳,就往山里跑;分宜縣3、4千的群眾往城里方向游行示威,走至中途,有人聽到城外駐有反軍1個連,即害怕逃跑。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遠遠的敵軍見到數千示威群眾也害怕起來,便一涌逃進城里去了。
還有,黨組織嚴重不純。一部分地主富農占領黨政的指揮機關, 一到斗爭的嚴重時刻,他們首先背叛,黨部和政府即發生動搖,出 現逃跑。如峽江、新余縣,坊廊、儒行區的政權和黨部,均是聽說 敵人來了就逃跑,有的跑了才知道是謠言。他們不去安置疏散群眾, 設法組織領導群眾斗爭,在離敵人還有數10余里遠,就棄群眾而逃,在群眾中造成極壞的影響,引發了群眾的動搖、逃跑,甚至反叛,給敵人辦守望隊以可乘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