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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二全會議這些天的起起落落,只有這時,劉士奇的心才算 落了下來;也只有在這個時候,他才開始真正的“反省”。自從1929年5月,“奉使命到紅4軍工作,因交通阻隔遂留在贛西”以來,他就像行駛在贛江大河中的一葉扁舟,在波濤兇涌的斗爭中劈風斬浪,一路向前,沒有一刻停留,許多事情他來不及想,也沒有時間去想。現在,他一個人在家,靜下來了,二全會同意他回中央,他在贛西南這一年多的工作,必須向中央有個交代。
“此次問題起因很小,為什么會弄成這樣嚴重的問題呢?”
他冷靜地想了想,認為近因,是不應當中途退出二全會議,“如果在會議上口頭申明了那些非事實,決不會發生這樣嚴重”。
遠因也有幾點,一是黨的無產階級基礎薄弱,小資產階級感情 沖動所致;二是懲辦制度的結果,許多同志平日受了打擊,無處發 泄,自感沒有出路;三是特委常委因工作環境及斗爭需要,無法集 中辦公,一切工作和問題,常常憑他一個人去處理解決,形成“家長制”、“一個人說了算”,客觀上造成人們所說的“個人英雄主義色彩”;四是性情急躁,認定要做或會議決定了的工作,就急著去辦,等不得明天,如有同志消極或遲緩,則嚴厲督責,不留情面;五是黨的水平太低,黨的生活尤其是支部生活過得太少,特委機關支部形同虛設,特委班子同志之間沒有相互批評,許多同志礙于面子,自己有缺點大家也不敢說,缺乏布爾什維克精神;六是感到自己過去的工作方式及工作制度確實不好,引起許多同志的不滿,故不免乘機爆發。
在給中央的報告中,雖然劉士奇“反省”了自身存在的問題,但這只是表象。真正“引起許多同志的不滿”,“乘機爆發”的原因,是因為他在“反富農路線”斗爭中所犯的“左”的錯誤。
盡管二全會上,與會代表檢閱了他的“懲辦制度”,但在黨內政治斗爭中自以為正確的劉士奇,不知道恰恰犯了幼年黨內斗爭的幼稚病:不能正確處理和區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不能用說服教育的方法對待黨內同志。一味采取“懲辦主義”,僅以黨內“清洗”,“槍斃“的過“左”行為給以制裁,沒有對所犯錯誤的同志,從思想上、理論上進行分析批判,做到批判嚴,處理寬,使之提高認識,讓錯誤今后不犯或少犯。
黨的“八七“會議后,江西省委極力推行中央的“懲辦主義”,不惜把自己的同志推到敵人的一邊。中央通過的《政治紀律決議案》,指責南昌起義前敵委員會執行“機會主義的政策”,“完全是一次軟弱的軍事投機的嘗試”。并給周恩來為書記的全體成員給以“警告”處分,開除譚平山的黨籍,認為南方局、廣東省委配合不力,也給集體“警告"處分,解除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彭公達除解除外,還給予“留黨察看”半年處分等。這種懲辦主義的作法,使親者痛,仇者快,不僅傷害了許多同志,而且給革命帶來了重大損失。這是在組織上過分追究個人責任的打擊政策,濫用組織手段,強制推行“左”傾路線。
劉士奇領導“反富農路線”斗爭,難免受到黨的第一次“左”傾路線的影響,在組織上采取“懲辦主義”的作法,犯有擴大化的錯誤,傷害了一大批自己的同志。尤其當工作遇到很大阻力難以推動時,動不動用“清洗”、“槍斃”的辦法,對待黨內所謂的“富農分子”。他脾氣急躁,方法簡單粗暴,表現出了“個人英雄主義傾向”的缺點和錯誤。盡管當時省委巡視員江漢波、劉作撫及贛西南特委,曾反復指出過他的缺點錯誤,但在劉士奇看來,他進行的“反富農路線”斗爭,是總前委制定的正確路線,自認為是在開展“積極的黨內政治斗爭”,為的是推動土地革命向前發展,政治大方向無疑是正確的,是大節。至于自身工作中方式方法和秉性態度問題,是技術小節。所以他有句口頭禪叫做“要加緊黨內政治斗爭,減少技術批評”,以至在給中央的報告中雖然有所自省,但是,他認為李文林等“小組織團體”,不是“在政治上有組織、有原則地考察和糾正”他的錯誤,而是“吹毛求疵的搜查一切技術,攻擊個人”。
他根本沒意識到,在“反富農路線”斗爭中,因擴大化和“左”傾造成黨內的“赤色恐怖”對同志的傷害,使這些人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對黨悲觀失望。面對這一現實,人們也感到劉士奇的錯誤之處,但礙于是“二七”會議制定的路線,不敢公開染指,“形成了一種莫明其妙的歷史關系”。公開會上,也缺乏“政治斗爭精神”,怕一旦“提出反對批評”,被劉士奇指為“技術問題,妨礙政治斗爭”之罪名,故只能抓住他那些“枝節”問題不放。
也只有當“立三路線”否定總前委制定的路線,他那不遺余力貫徹執行“二七”路線的“錯誤”,才暴露無遺,同志們壓抑已久的怨氣才吠發出來。劉士奇給中央的報告中自問:“過去一切路線,都是積極的站在中央前委的路線下工作的,為什么這次發生了如此大問題?”由於歷史的局限,雖然他找出了一些自身的原因,但畢竟是一些表面現象,其實質性的問題,恐怕他至死還沒弄明白。
劉士奇調上海黨中央學習,正要處理好家庭問題,他愛人賀怡 突然回家了。劉士奇十分驚異,急忙說:
“你還沒滿月吶,怎么回來了?我正要去找你呢,孩子呢?”
賀怡滿腹怨憤,沒好氣地說:“你現在還顧得了我,顧得上孩子?一個家都被你拆了!”
說著,摧下行李躥進房里,“砰”地將房門關了。
賀怡是6月底由劉士奇安排去贛南老蘇區生產的,諳毛澤覃一路護送到興國。誰知正是攻打南昌、會師武漢時,興國也不安寧,便由地下蔡福蘭帶往田村寶華寺生產,由一姓曾的村民帶路,經崇賢前往東固田村。一路上毛澤覃心里不太高興,悄悄對蔡福蘭說:“她自己才拳頭大,就要生孩子”,護送到目的地后便返回。臨別,毛澤覃送了一把七星劍給蔡福蘭作紀念,這把七星劍現在還陳列在興國歷史紀念館。蔡福蘭在寶華寺旁開了一家裁縫店,負責掩護賀怡。8月初,賀怡生下一個男孩。孩子一出生,就聽劉士奇撤銷職務調回中央,于是不待孩子滿月,便忍痛將兒了寄養在興國,急切趕了回來。一見劉士奇,與親生骨肉分離的痛楚和委屈,令賀怡獨自關進房里,流著傷心的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