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37
張平化(1907-2001),原名張楚材，出生于炎陵(原鄱縣)石洲鄉。1921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1月至1932年4月任鄱縣縣委書記，先后擔任紅二方面軍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八路軍一二。師政治部宣傳部部長，三五八旅政治部主任、政委，東北聯軍政治部副主任，哈爾濱市市委書記。
新中國成立后，張平化先后任武漢市市委書記、湖北省省委第二書記、中南局書記處書記，湖南省省委第一書記、中南局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山西省省委書記，湖南省省委第二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國務院農委第一副主任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顧問。
他是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屆、第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十二屆中顧委委員，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第十四次、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特邀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張平化祖父是自耕農，到了張平化父親，便成了完全靠租種地主土地為生的佃農。
張平化家所在的上九村，有黃安仁、黃安儒兩戶地主，他們有很多土地，張平化家種的田就是他們的。他們按60%以上的比例收地租，張平化一家一年辛辛苦苦，所得不到40%。每到秋收季節，地主接二連三地帶人到佃戶家逼繳租谷，一升不能少。這種情形令人非常氣憤。
由于人口多，每年交租后口糧缺少，張平化一家只好在大山溝里開荒種紅薯。把紅薯刨成絲曬干，拌在米里做飯。冬天就全靠吃紅薯，再不夠就上山挖蕨根，采苦菜。種地主的田要交租谷，種地主的油茶山要交油稅，還有高利貸和衙門任意攤派的各種苛捐雜稅，重重剝削，農民實難忍受。可是在豪紳地主、軍閥官僚統治的衙門里，沒有公道可言。
1923年，都縣縣政府派給果毅團（上九都）一筆“殷實捐”。按理“殷實捐”當然應由那些有錢有糧的“殷實戶”負擔，但是團總老爺耍滑頭，為富家大戶轉嫁負擔，要每個鄉派一名代表來團局開會，商量怎么攤派。
石洲鄉推選張平化叔父張旭初當代表。在會上張旭初提出，既然叫“殷實捐”，那就應該先算算有多少“殷實戶”，捐自然要由他們來負擔。當時上九都只有四家夠得上“殷實戶”。除了黃安仁、黃安儒兩戶外，還有姓劉的和姓潘的兩戶。這四家都是上九都有名的大地主兼高利貸者。這次各鄉來開會的多數是佃戶和欠債者，少數半自耕農也是受地主地租剝削的。因此，大家都贊成張旭初的主張。團總不得已，只好按代表的意見把捐派給了這四家。但他們有錢有勢，跑到縣衙門告狀，賄賂買通了縣長老爺，結果縣里一紙公文批下來，說要重新攤派。這樣一來那筆“殷實捐”都攤到佃戶身上去了。佃戶們不服，便上訴衡州府。
狀子遞上去了，但州府一拖再拖，不予公斷。而縣衙門和團局催收捐款卻是雷厲風行，分文不能短少。當時去遞狀子的是張旭初。他住在衡陽城一個小旅社里，卻天天都有人以“查戶口”為名，故意找他的麻煩，并威脅他如不趕緊離開衡陽就對他不客氣。張旭初很感意外，心里想替農民告狀伸張正義，為什么就會被如此刁難呢？張旭初晚上睡不著覺，想來想去才明白，貧苦農民到豪紳地主的衙門里告狀會有什么好結果！第二天，張旭初便收拾行李回鄉。
這件事對張平化教育很深，他從業匕明白了：農民要想翻身，只有組織起來進行斗爭。后來，搞農民運動時他非常積極，父親被選為鄉農民協會委員長，張平化極力支持,他自己參加了共產黨，為了貧苦農民的翻身解放，不怕犧牲，奮斗不息。
廣大農民群眾不甘忍受地主官僚的剝削和壓榨，長期以來進行著各種自發的反抗斗爭。張平化9歲那一年，鄰居家僅有的一條老黃牛跌死在陡坡下，牛主人哭哭啼啼，茶飯難咽。鄉親們知道牛主人貧苦，為了挽回一點損失，都來幫忙刮皮割肉，以便讓主人賣點錢，再買一頭小牛喂養。恰好這時縣里來了兩個催收捐稅的衙役。他們捏造是非，胡說牛主人“私宰耕牛，該當法辦”，同時手拿麻繩綁人，多方敲詐勒索。一個機靈的小伙子見狀飛快跑去找好打抱不平的張平化哥哥張拱照。當時張拱照正在那里鏟田坎，小伙子老遠就對他喊：“不好了，不好了!”拱照叫他在田邊坐下來慢慢介紹情況。這時附近干活的農民也紛紛圍攏過來。小伙子講完之后，大家七嘴八舌，議論紛紛，唯獨張拱照一聲不吭。
張拱照看看太陽快落山了，便低聲對小伙子說：“你回去告訴他（即牛主人），不要怕。不管他們怎么兇，什么條件也不要答應。他們要綁人也不要怕。”小伙子走后，張拱照站起來對大家說：“咱們要收工了，誰有膽量就同我―路去。”當時有六七個人響應。張拱照挑選了四人，各帶一把鐵鏟，一同向團箕坑走去。過了兩個小店，在坳頭村邊的石階路上坐下休息。黃昏時分，兩個衙役牽著被五花大綁的牛主人來了，走到他們身邊時，兩個小伙子起身讓路。衙役走過去，踏上石階，張拱照和兩個農友并排端坐在石階上，擋住去路。
走在前面的衙役大聲呵斥：“快起來！讓老子過去!”
張拱照不讓路，反問道：“你是什么人。為什么這樣氣勢洶洶？”
那衙役用手指了指牛主人說：“你看看他，就知道我是什么人了。”
張拱照和兩個農友同時站起來，大聲說：“啊！原來你們是綁人的衙役，有拘票嗎?”
“沒有！怎么啦?”衙役蠻橫地回答。
“拘票都沒有，你們有什么權力綁人？他犯了什么罪?”
“他私宰耕牛!”
衙役的話聲剛落，旁邊的農民便紛紛出來證明牛是在陡坡上跌死的，不是私宰。說話的人越來越多，嗓門越來越高。附近坳頭村和團箕坑村的農民也都跑來助威。衙役被重重包圍，成了受審的“罪犯”。人群中你一言我一語,嚴厲地質問：“你們隨意捆綁農民，自己犯法，反而說人家犯法，該當何罪?”“你們也是窮人出身，當了幾天衙役就來欺壓窮人，敲詐勒索，良心何在？”兩個衙役被問得面紅耳赤，心驚肉跳，最后跪在地上向群眾求饒。他們一邊磕頭，一邊連聲認錯。群眾問是真認錯還是假認錯，他們連聲答是真認錯。這時張拱照說：“真認錯，就要改。光說不改也不行。”兩個衙役趕緊爬起來，解開牛主人身上的繩子，并拱手作揖道歉。斗爭勝利了，群眾熱烈鼓掌慶幸。
后來張拱照給張平化講了這個生動的故事。當時張平化就問，為什么不揍那兩個家伙？張拱照說；“揍不得，如果把他們揍傷或揍死，就鬧出大亂子了。那兩個衙役也是窮人出身，不是我們真正的敵人。我們那場斗爭的目的,一是解救農友，二是教育衙役。”
從這場斗爭中，張平化再次看到了農民群眾的威力，同時也認識到這次斗爭性質上還屬于自發的斗爭，所以很難最后扳倒敵人。要扳倒敵人，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讓廣大農民群眾組織起來，真正走上自覺的革命斗爭道路，最終才能推翻地主階級的反動統治。
張平化在家里排行老三，他上面有一個姐姐和—個哥哥。哥哥是個很好的勞力，插秧、割禾、耘田樣樣是能手，修理農具、家具等也都在行，家里的活都由他頂起來，再因當時家境貧苦，都想家里有個讀書人，將來有出頭之日，張平化就有機會去念書了。
張平化最初在家鄉讀私塾，不過讀私塾的時間不長，便進了初小。由于學習成績好，初小沒有畢業就考上了高小，高小沒有畢業又考上了湖南省立第三師范。湖南省立第三師范設在衡陽，當時投考的人很多，一個縣的名額只有兩個，很難考上。結果張平化這個高小未畢業的學生竟然考上了。鄢縣同時考上的還有一個叫彭德廣的，是土籍人。
張平化是個窮學生，上學念書就得刻苦勤奮。從張平化家到衡陽的路程很遠，步行一般要花五天。那些富公子們都是騎馬坐轎，下馬住店，大吃大喝。而張平化腳穿草鞋，晝行夜宿，三天便趕到了。師范學校不收書籍費和學費，只收伙食費，來往旅費由學生自己負擔。就是付這樣一筆錢，對張平化家來說也是很困難的。為了供張平化上師范，祖父賣掉了原留存以備購置棺材用的幾畝“豬屎丘”地產。張平化在學校的生活很清苦，每年寒暑假期，回家沒有路費，就把自己的被子、蚊帳甚至書籍都拿到當鋪去換些錢來做回家的盤纏。就這樣，張平化在省立第三師范度過了兩年半。
張平化在考人師范之前，讀的是宣揚孔孟之道的書,主要是《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這些書過去被歷代統治階級及其代言人崇奉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綱領、處事做人的準則，不能違背，對張平化這些幼稚的學生很有影響。
張平化剛到衡陽念書，就參加由省立第三師范、第三中學以及在衡陽其他學校念書的鄱縣同學組織的一個取名為“中庸會”的同鄉會，可見孔孟思想在當時學校中影響之深廣。
隨著在第三師范學習新文化、接觸革命斗爭，張平化逐漸懂得更多的革命道理，越來越認識到孔孟之道不能救中國，必須擺脫孔孟之道的影響。
張平化進入第三師范的第三年，即1926年春，正值北伐戰爭轟轟烈烈地展開。當時北伐軍有一支黃埔軍校的入伍生（他們都是青年學生，考上黃埔軍校成為正式學員之前有個預備階段，在這期間就叫入伍生），路經衡陽時，住在第三師范學校沒有上課的教室里。教室后而是張平化的自修室和寢室。他們用粉筆在通往自修室和寢室的走廊上劃一條線，以示所有的官兵都不得過此打擾學生的學習和休息，紀律非常嚴明，這給張平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這些黃埔軍校的入伍生還一有機會就向張平化宣傳國民革命的道理，唱北伐軍歌曲：“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齊歡唱！”
北伐軍的革命宣傳和實際行動，對張平化等“三師"學生，特別是貧苦農民家庭出身的學生的思想影響很大。學生們從內心感到這樣干革命國家就大有希望。從此，張平化逐步清除了孔孟之道的影響，開始接受北伐軍“打倒列強，打倒軍閥”的革命思想，接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特別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并萌發了投身革命、參加共產黨的愿望。
當時正處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許多共產加入了國民黨，并以國民黨左派的名義來發展共產黨的組織。那時共產黨的活動是秘密的，而國民黨左派是比較公開的。張平化想參加共產黨，可是不知道誰是共產。第三師范有個叫張際春的同學，湖南宜章縣人，許多同學都認為他是共產。有一次張平化問他是不是共產，能不能介紹自己參加。他笑著搖搖頭說，“我不知道共產黨在哪里，不過可以介紹你參加國民黨左派。真正的左派是堅持’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運動’三大政策的。”
就這樣，經張際春介紹（新中國成立后，張平化在中宣部工作時，才確知當年第三師范那個姓張的同學即張際春同志），張平化加入了學校里的國民黨左派組織。實際上，當時的國民黨左派也接受共產黨的領導，貫徹共產黨的綱領和政策。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就是接受共產黨的建議而提出的。
在第三師范學習期間，張平化經常參加實際上是由共產黨組織和領導的社會活動。對張平化印象比較深刻的是那次驅逐反動校長彭德芳的斗爭。彭德芳是湖南東安縣人，據說是國家主義派。他擔任第三師范校長期間，經常散布反動言論，引起學生的不滿，學生們紛紛要求他下臺。這次斗爭選擇了與每個學生生活密切相關的問題——包辦伙食的人弄虛作假，克扣膳費，以伙食辦得很不好為突破口，向校方施加壓力。大家事先約好，等開飯的鐘聲一響，便一齊來到學校食堂，一坐下便有人帶頭把筷子往飯桌上一拍，大叫一聲“吃不得!”這時大家跟著都把筷子扔到桌上，開始罷餐。這一招使校方很頭疼，便立即來做學生的工作。最后達成協議，由學生派代表參加伙食管理。由于有學生的監督，后來伙食有了明顯的改善。這次罷餐斗爭的勝利，鼓舞了學生們的斗志，大家一鼓作氣，和進步教師一起，以罷課、罷教等形式，終于迫使彭德芳和反動學監姚余勤辭職離校。在大家的擁戴下，由共產蔣嘯青擔任了第三師范的校長。
張平化在湖南省立第三師范讀書的時間是1924年至1926年上半年。當時中國國內第一次大革命熱潮逐步高漲，北伐戰爭方興未艾。
在大革命浪潮的推動下，張平化決心參加北伐軍，投身國民革命。1926年上學期結束后，張平化即離校去武漢投考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即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和張平化同行的有一個姓龍的青年，他是湖南省立第三中學的學生。張平化住在一個小旅館里等待考試。當時準備報考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的有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省的人。湖南歷史上教育比較發達，這次在校生和一些已經畢業的青年學生前來報考的就有600多人，而武漢分校規定每個省只招收兩人，其他幾個省來報考的每省只有幾個人，這樣湖南來的考生很有意見，要求學校當局增加湖南的名額，但校方堅決不同意。當時湖南報考的學生中情況很復雜，據說里面有國家主義派的人。他們利用這個機會煽動湖南的學生在黃鶴樓接連開了三次大會，每次都有好幾百人參加。在會上，那些領頭的人煽動說；“如果不增加我省的名額，
我們就游行示威，要在武漢三鎮鬧個天翻地覆！”學校當局斬釘截鐵，不但不增加名額，而且宣布凡是參加了黃鶴樓會議的人統統取消考試資格。這樣一來，誰也不敢再鬧了。
張平化參加過黃鶴樓會議，感到錄取希望甚微，增加幾個名額也只是百里挑一，干脆不考了。當時漢口有個名為輔德中學的教會學校，北伐軍占領武漢后，利用這個學校放暑假的機會舉辦了一個“國民革命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張平化得知后心想，這是自己投身國民革命，參加北伐軍的極好機會，趕快去報了名。這個訓練班招生沒有限名額，所以他一考就錄取了。后來得知這個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名義上是國民革命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的訓練班，實際上是共產黨中央辦的。當時前敵總指揮是唐生智，政治部主任是共產彭澤湘。那時，共產黨為了掌握軍隊，加強北伐軍隊的政治思想工作，就通過彭澤湘領導的政治部，舉辦了這個訓練班，招收革命青年，培養北伐軍的政治工作。
一進訓練班，張平化便脫下了學生裝，換上軍服，過起了戰士生活，每天早上起來跑步，進行一些軍事制式訓練。訓練班的教學內容主要是政治課，我黨的許多重要人物都來這里講課。有張國煮講農民運動，李立三講工人運動，烽代英講青年工作，施存統講政治經濟學，李維漢和李達講哲學等。毛澤東同志當時是國民黨中央的農民部長,曾在廣州主辦過農民運動講習所，北伐軍占領武漢后又主要由他負責在武漢舉辦農民運動講習所。他講課的內容主要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當時張國泰、毛澤東都是共產黨的領導人，但兩人對農民運動的觀點完全不一樣。張國裁強調農民的落后性。他說，農民是最愛小利的，你只要給他一個銅板他就給你辦事。這實際上是否定農民運動的革命性。毛澤東立場堅定、態度鮮明地支持和歌頌農民在革命中的巨大作用，明確地提出了農民問題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的理論和政策。他說，如果要論功行賞，國民革命是一百分，那么，其中農民在農村鬧革命要算七十分，就是說農民有百分之七十的功勞。我國革命若無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封建地主階級的特權，則軍閥與帝國主義勢力不會根本倒塌，農民一旦起來就能翻天覆地。毛澤東還對那些說農民運動“過火了”“糟得很”，罵領導農民協會的是“流氓”“地痞”，是“穿爛鞋夾爛傘的”，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等攻擊和破壞農民運動的言論，都作了有力的駁斥，
大長了農民的革命志氣，大滅了地主豪紳、軍閥官僚的反革命氣焰。
這也使張平化認識到以張國煮為代表，只注意工人運動，忘記了農民，從“左”的方面否定農民運動；以陳獨秀為代表，只注意同國民黨合作，并被國民黨的反動潮流所嚇倒，從“右”的方面取消偉大的農民革命斗爭，這兩種機會主義都拋棄農民這個最主要的同盟軍，使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必然招致革命的失敗。而毛澤東同志的報告是張平化在訓練班感受最深、受教育最大的一課。
在訓練班期間，張平化一直在繼續尋找共產黨。一天，訓練班有個同學主動找張平化談話，他說：“共產黨好是好，就是太難找，咱們倆以后都留心一下，你我都找。你找到了告訴我，我找到了告訴你。”張平化答應了他。張平化當時估計這個人可能是共產，但又不好直說。可惜張平化在這里的時間太短了，黨組織還沒有找到就畢業各奔東西了。
1927年春張平化在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學習完畢后，被分配到國民革命軍三十六軍三師九團三營任政治指導員，不久即參加了北伐的河南戰役，討伐奉系軍閥張作霖。
國民革命軍前敵總指揮是唐生智，他原來也是個軍閥,后來與廣東的北伐軍有了聯系，接受了北伐的主張，被任命為前敵總指揮。唐生智手下有四個軍，即老八軍（軍長劉建緒）、新八軍、三十五軍和三十六軍。三十五軍軍長何健，是湖南醴陵人，很反動。許克祥是三十五軍里面的一個代理團長，長沙“馬日事變”就是這個團在何鍵指使下發動的。三十六軍軍長劉興（字鐵夫），湖南祁陽縣人。他沿京漢線前進，是北伐軍的中路。東而有第四軍，是來自廣西的張發奎、李濟深的部隊。他們沿汝南、上蔡一帶向北進軍。左路有賀龍的部隊，他那時是獨立二十一師的師長。
張平化當時所在的三十六軍從湖北武昌出發，乘火車開往河南。在進入河南之前，部隊在湖北的廣水車站等火車，并就地休息。廣水北面是位于鄂豫交界處的名勝地雞公山。有一天，張平化和營部的幾個人利用空閑時間去那里登山游覽，回來的時候，營部備了幾匹馬來接張平化。張平化第一次騎馬，沒有掌握要領，跨上馬背就被摔下來，馬也跑了，他只好一步一步地走回去。
休息了幾天以后，張平化從廣水坐火車出發，經武勝關開往河南，到信陽后，張平化便到吳佩孚的部隊住過的地方去察看。在那里發現了許多北洋軍士兵寫在墻上的打油詩，其中一句給張平化印象很深，“大米飯，沒有湯，困在信陽”。張平化這時才知道，信陽是個有名的出產大米的地方，而北洋軍中多是北方人，不愛吃大米，但又沒有大量的面粉供應，所以寫詩發發牢騷。從這些打油詩也可以看出，當時北洋軍閥的隊伍士氣已相當低落。
張平化過了武勝關到達一個叫柳林的小車站。在這里，張平化碰到了麻煩事。當時河南各地有不少叫“紅槍會"的組織。其中有些是地主武裝，有些是地方實力派組織，用來看家護院，各霸一方的。北伐軍進入河南，“紅槍會"以為北伐軍要找他們的麻煩，他們已經心存戒備，加上當地反動勢力的欺騙宣傳，更增加了他們的疑慮，便聯合起來與北伐軍作對。張平化一到柳林車站，“紅槍會”的人便從四面八方趕來，把張平化坐的火車團團包圍。張平化為了保衛部隊的安全，在車上架起了機槍，他們沖鋒，張平化就開槍還擊。“紅槍會”的人打起仗來不怕死，因為他們迷信法師的紙符，認為將紙符燒成灰，再泡水，喝了這種神水的人便會“刀槍不入”。“紅槍會”的人沖上來一次,張平化就開槍打死幾個，他們便暫時退下去，過一會又沖上來，張平化又打，接二連三地僵持不下。后來張平化通過當地的一些革命分子去做“紅槍會”的工作，向他們宣傳北伐軍是打帝國主義、打軍閥的；只要“紅槍會”不打北伐軍，北伐軍一定不打“紅槍會”。結果“紅槍會”撤退了，各路北伐大軍便順利地開進了河南的駐馬店。在此短暫休息和統一部署后，兵分三路向北進發。
張平化中路隊伍從駐馬店出發北上，攻打遂平縣。這是從駐馬店出發以后的頭一仗，戰斗十分激烈。敵人被打垮后，即從遂平退到西平。在西平，張平化又和敵人交鋒,盡管敵人有西平城外的一條小河作屏障，但還是被張平化一舉攻破，丟掉西平后，敵人退守臨潁，利用那里的潁川河負隅頑抗。臨潁一仗打得更激烈，因為敵人從臨潁再往后退就要過黃河了，他們只好背水一戰，拼死抵抗。張平化軍以中路作為主力，東、西兩路北伐軍會合到中路，一起向敵人發起猛烈攻擊。這一仗北伐軍犧牲了很多人，但最終張作霖的主力還是被打垮了。
在這次戰斗中，北伐軍第11軍77團黨代表兼團長蔣先云同志（湖南省新田縣人，湖南省立第三師范畢業，黃埔軍校第一期學員，蔣介石曾屢次誘以高官，以誘其脫離共產黨，但他毅然拒絕）躍馬橫刀，率領土兵，冒著彈雨，沖鋒陷陣，英勇殺敵。他雖身負重傷，三仆三起，仍追敵不止，奮力高呼，沖殺前進！在蔣先云同志革命精神的鼓舞下，北伐軍一鼓作氣攻下了臨潁城，取得了北伐戰爭又一偉大勝利，蔣先云同志犧牲后（犧牲時年僅25歲），周恩來同志在武昌為他主持召開了隆重的追悼會。《向導》周刊刊登了《悼蔣先云同志》一文，高度評價“他的死不但足以表示無產階級之戰士能勇敢忠誠地為革命而犧牲，而且使一般革命黨人都應以他為模范。”郭沫若同志也撰文贊揚他崇高的革命氣節，稱他為“超時間性的烈士”。
蔣先云烈士的英勇獻身精神，給了張平化巨大的革命動力。
經過以上三次戰斗，張作霖失掉了最后一道防線，只好帶著殘兵敗將逃到黃河以北去了。
張作霖退到黃河以北之后，各路北伐軍都開到了鄭州'這時馮玉祥的部隊也從隴海路過來，到鄭州與北伐軍匯合，河南戰役便順利結束了。
在河南打仗有個不利條件，由于到處都是平原，部隊很容易暴露。幸好，張平化在那里打仗時，地里的麥子都長高了，便于部隊隱蔽。有許多戰斗，張平化都是利用麥田，匍閭前進，接近敵人，然后突然發起沖鋒，使敵人措手不及。此外，還有一些河溝可以利用。北伐軍在鐵路線上使用裝甲車，這種裝甲車實際上就是把列車的車廂裝上鋼板，里面架設機關槍，這在當時已是相當先進的裝備了。
北伐軍之所以能夠節節勝利，主要是因為它有著明確的政治目標。當時張平化在部隊做政治工作，主要是給士兵們上課，宣傳北伐的綱領，那首著名的北伐歌就是一個很好的教材。張平化向士兵們解釋什么是軍閥，什么是帝國主義，為什么要打倒它們。此外還宣傳打倒土豪劣紳的口號，也宣傳“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北伐軍的士兵和不少下級軍官多數是貧苦的農民，由于生活所迫出來當兵。他們深受帝國主義、軍閥統治和土豪劣紳壓迫與剝削之苦，對張平化講的道理很愿意聽，很容易接受。
可是，一些營以上的軍官，給他們講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他們還能接受，但要講打倒土豪劣紳，他們就很反感。因為營以上軍官中有不少人都出身土豪家庭。盡管這樣，張平化仍然堅持宣傳教育，當時大勢所趨，他們也不好公開說什么。
在北伐軍中做政治工作還碰到一個部隊紀律問題。一般情況下，北伐軍的紀律還是比較嚴明的，但它畢竟在很大程度上還存留著一些舊軍隊的作風，這是不能和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相比的。比如，北伐軍和群眾的關系就搞得不大好。部隊到了一處就占房子，違犯群眾紀律的現象時有發生。軍官處理問題簡單粗暴，動不動就打罵士兵。如部隊在河南時，有一天群眾跑到張平化營部告狀，說一個士兵調戲了婦女。營長一聽馬上派人把那個士兵找來，讓他伸出手，用馬鞭子朝手心狠狠地抽了幾下，然后說了句，“以后不能再犯了”就此了事。張平化做政治工作，不贊成打罵士兵，有時也常做軍官的工作，但軍官們往往聽不進去。
北伐部隊里，往往把張平化這些做政治工作的人都看成是共產，實際上那時張平化還不是。成為一名共產是張平化的夙愿，所以在北伐軍里他一刻也未忘記找共產黨。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當時北伐軍中確實有一些共產，但他們的身份是秘密的，即使是在國共合作時期，由于斗爭的復雜性，他們也不宜公開以共產的身份進行活動。在這種情況下，張平化只好平時注意觀察。后來張平化發現一個人，從言談舉止看很像共產，于是找便找了個機會把他叫到―個僻靜的地方問：“你是不是共產黨?”還沒等張平化把話說完，那個人突然板起面孔，厲聲說：“你可不要胡說八道呀!”這樣一來張平化也不好再問下去了。
實際上盡管張平化還不是共產，但張平化這些政治工作人員在北伐軍隊伍里的日子也不那么好過。1927年4月21日，蔣介石在上海悍然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逮捕和屠殺共產和革命志士。同年7月15B,武漢汪精衛政府也公開背叛了孫中山制定的國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綱領。隨后不久，汪精衛等就和蔣介石一樣對共產和革命群眾實行大屠殺。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遭到慘重失敗。在白色恐怖籠罩下，張平化的處境越來越困難。
在蔣介石“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網一個”的大屠殺政策下，張平化隨時都有被抓被殺的危險。當時在何鍵的35軍就有許多政治工作人員被當作共產抓起來殺掉了。張平化所在的36軍，軍長劉鐵夫比較有遠見，沒有殺人，當然他也懷疑張平化是共產黨人。1927年6月，北伐軍在鄭州會師后，張平化的部隊便撤回湖北，隊伍駐扎在漢口附近的澄江鎮休息整頓。有一天，36軍第3師師部秘書長代表師長邀集政治工作人員吃了一頓飯。席間，他站起來說，現在國共分家，形勢變了，你們繼續留在部隊工作很困難，還是離開吧！飯后，師部給每人發了一個月的薪水作路費，以禮相送，讓張平化離開了部隊。在當時的形勢下，即使他們不叫張平化離開張平化也得離開。
國共分裂以后，中國向何處去？這個問題擺到了每個人特別是每個青年的前面。當時《國民日報》提出了“青年到部隊去，青年到農村去”的口號。張平化想：我到哪里去？到部隊顯然不可能了，國民革命軍已經成為國民黨反動派的工具，要攆張平化走；只有回到農村去，才是張平化唯一正確的道路。張平化從武漢回鄉的路上，一片白色恐怖，長沙更是看不到一個青年學生，因為青年學生、共產都被當作“暴徒”抓起來就殺。路過衡陽時，張平化想到以前熟悉的一個小店去吃魚粉。老板一見張平化便神情緊張地勸他：“趕快走吧，趕快走吧!”可見當時的局勢已搞得人心惶惶。
張平化從武漢回鄙縣一路上之所以還比較安全，一是身上穿著軍官制服；二是帶有何鍵的35軍發給的護照"。那時湖南是何鍵的勢力范圍，路上很少遇到麻煩。在安仁縣城遇到一次崗哨盤查，張平化把那個“護照一亮，他們便客客氣氣地放行了。就這樣，張平化于1927年6月離開北伐軍回到了家鄉。
在北伐隊伍中，張平化由一個貧農家庭出身的窮學生’轉變為一個革命者，并投身于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是由于自己和工農大眾有著同樣的境遇。農民當時遭受帝國主義'官僚、封建軍閥以及地主豪紳層層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特別是貧農的處境最艱苦。而且隨時都可能被抓去坐牢'當兵、服苦役，重重枷鎖逼得農民特別是貧農除了起來沖破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束縛他們的羅網，以求解放之外，沒有別的出路。這是當時湖南和全國其他省份的農民革命運動迅猛發展的重要原因。
農民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如何看待農民運動，成為區別革命與不革命或者反革命，以及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的試金石。毛澤東同志說：“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后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于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事實正是這樣。河南戰役結束后，各路北伐軍匯集鄭州。在一次有全體營以上軍官參加的會議上，武漢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闿給張平化講話時，大罵湖南“流氓地痞太多了”，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是“矯枉過正”。他講完后回頭問當時坐在主席臺上的汪精衛還講不講話，汪精衛搖搖手說不講了；再問唐生智和孫科，他們都搖搖手,表示無不同意見。從這里可以看出他們反對農民運動是一致的。
剛開始，張平化對武漢政府汪精衛、譚延闿、孫科等所謂“國民黨左派”抱有一定幻想，認為他們還是革命的。經過對照毛澤東和汪精衛、譚延闿等人在農民運動問題上兩種根本對立的立場和態度，張平化更看清了這些所謂“國民黨左派”實際上是一伙假革命、反革命，進一步激發了張平化參加共產黨和黨所領導的革命斗爭的決心。
1927年7月，張平化從北伐軍回到部縣。在路過中坪的時候，有個親戚告訴張平化，張平化的父親、時任石洲鄉農協委員長的張升朝被挨戶團頭目賈少棣抓走，正在關押著，勸張平化先不要回家，以免發生意外。張平化想，自己是北伐軍的軍官，在北伐勝利之后回來，挨戶團也不敢把他怎么樣。于是張平化便正大光明地回到家里。
回來以后，張平化邀了姚曉園、姚梅樓等幾個小學時的同學，在中皇殿借了一間房子自修。名義上是讀書，實際上是在一起秘密地進行恢復農民協會和農民武裝隊的活動，為農民起義作準備。
土豪兼劣紳張少文見張平化從北伐軍回來了，便托人來拉攏張平化。說他準備推薦張平化到縣城的梅崗書院（即第二高小）當教員。張少文和張平化是同輩，張平化小時候曾在他家讀過私塾，他是張平化的老師。私塾停辦后，他又擔任初小的校長。此人經常勾結國民黨反動派欺壓百姓，是一個有名的地頭蛇。這回他托人來游說，無非是想利用當年的師生關系，拉攏張平化去為他辦事。張平化當然不能答應。張平化說，“我的學識淺薄，正在自修，不能為人師表”，便將前來勸說的人擋了回去。
這時中共鄱縣縣委聽到張平化回來的消息，就派周禮同志來找張平化。周禮告訴張平化，劉寅生同志也回來了，正在都縣發展黨的組織，問張平化對此有什么想法。張平化說這太好了！自己這幾年來一直在到處找黨，但都沒找到。周禮說，這次縣委書記劉寅生派他來，就是要問張平化愿意不愿意入黨。張平化說自己一百個愿意。
周禮回到縣委匯報了張平化的情況，很快就給張平化來信要張平化到縣委去一趟。張平化連夜趕到縣委所在地黃泥塘，見到劉寅生同志，由他和周禮作介紹人，填寫了入黨志愿后，經縣委批準，正式舉行入黨儀式，成為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在白色恐怖籠罩大地的時候，加入共產黨會引來殺頭之禍，但張平化沒有畏懼，毅然選擇加入共產黨，堅持走革命道路。
張平化入黨第二天，縣委就任命張平化為中共都縣第二區區委書記。縣委給張平化的任務是一面積極準備發動農民起義，一面發展黨的組織。張平化的部署是在繼續恢復農民協會和農民武裝隊的同時，先建立黨的石洲鄉支部,然后逐步建立安坑鄉支部和大源鄉支部。在石洲，經張平化發展的第一批有凌家龍（雇農）、謝玉富（雇農）、張拱照（貧農），并推選凌家龍為支部書記，成立黨支部。建黨支部的同時，為了配合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張平化積極組織農民武裝，準備暴動。張平化的第一次行動是在1927年10月的一天晚上，逮捕了上九都4個土豪、劣紳。在分了他們的糧、罰了他們的款以后，將他們釋放回去。
就在10月間，毛澤東同志曾兩次帶領工農革命軍來到部縣上九都。第一次來，把上九都板坑樓一家收租最多勢力最大的地主黃安福抓走了，宣布他重租高利盤剝農民、橫行鄉里巧取豪奪等罪狀，罰了他幾百塊銀圓才放回來。第二次來，石壩里兩家地主黃安仁、黃安儒都逃跑了。紅軍開倉給農民分谷子，在房屋的墻壁上寫了許多大字標語。其中“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最引人注目。
1928年初，中共鄱縣第二區在黨的統一領導下組織了第一次農民起義。就在發動起義的那天晚上，張平化母親不知怎么得到了消息，她怕張平化出事，硬是把張平化和哥哥張拱照鎖進她的房間。不管張平化怎么勸說，她也不肯開門。事先約定的起義時間快要到了，張平化和張拱照急中生智，想起了母親屋子里除了經常出入的門外，還有一個旁門。這個門平時是關著的。于是張平化趕緊悄悄地搬開堆放在門后面的一些農具什物，打開那個旁門，避開母親的監視，溜了出去，及時地趕到了起義地點。
這次起義，張平化兵分三路同時行動。將上九都兀家地主，即石壩里的黃安儒、黃安仁兄弟，安坑的劉玉堂'劉大貴兄弟和安坑的潘矮子等人全部逮捕，并在這三家開倉分糧。對于板坑樓的地主黃安福，由于考慮到他曾被井岡山紅軍清算過，所以這次行動沒有計劃再去他家。但起義開始后，一批農民群眾出于義憤，自發地跑到黃安福家找他算賬。農民列舉黃安福剝削、欺侮農民的大量罪惡事實，叫他認罪，他死也不認。最后憤怒已極的農民們把他打死了，把他家的房子也燒了。
在起義中，由于農民武裝隊伍的經驗不足，讓血債累累、民憤極大的惡物地主張少文乘機逃跑了。那天晚上，起義的農民包圍張少文家，他死也不開門。他住的是新屋，墻壁和門戶都很堅固，農民們沖不進去，只好將房子層層圍住，想天亮后再從房頂進攻。張少文看到農民們久圍不散，怕天亮后不能逃脫，于是悄悄地從臥房里拿了一床棉被蒙在頭上，躲在堂屋的大門后面，然后讓別人突然將兩扇大門打開。農民們爭先恐后地向堂屋里沖。張少文乘黑夜混亂之機蒙著棉被往外沖。農民們用梭鏢刺不透又軟又厚的棉被。張少文逃出大門，幾步就跳到屋坎下的梯田，再順著梯田下面一條小溪摸到大河邊，過了河便爬上長瓏坳大山，逃到十都他的外婆家，后來投靠了挨戶團，成為賈少棣的得力幫兇和忠實走狗。直到新中國成立后，人民政府才把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家伙逮捕正法。
第一次農民武裝暴動之后，張平化的共產身份也就公開了。敵人知道張平化是共產黨，張平化也不回避。但這個時候的活動還是以秘密為主，因為工農兵政權還未完全建立起來，農民武裝隊主要還是不脫產的。后來張平化的活動逐漸擴大，姚曉園、姚梅樓在安坑、修目寺一帶也建立了黨支部，戴壽凱、戴壽倫和戴壽堯在大源建立了黨支部。隨著部縣革命形勢的發展，張平化逐步開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和建立革命政權的活動。
在當時的群眾革命斗爭中，有一個問題沒有加以重視。黨的“八七會議”批判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將黨的指導方針轉變為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由于歷史條件的局限，對如何進行武裝斗爭等一系列問題沒有解決好，沒有對可能滋長起來的“左”傾情緒和做法加以重視。1928年黨的“六大”在進一步批判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同時，著重批判了“左”傾盲動主義，但對于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極端重要性認識不足，黨的工作重點仍然是放在城市。當時“左”的傾向主要表現在過高估計自己的力量，把革命處于低潮的形勢估計為“不斷高漲”，提出要匯合城鄉暴動，“創造總暴動的局面”等。在農村革命斗爭中，也受到了“左”傾情緒的影響。當時農民暴動對土豪劣紳基本上是采取燒光殺光的政策。有一個口號幾乎到處可見：“燒、燒、燒，燒盡土豪劣紳的屋，殺、殺、殺，殺盡土豪劣紳的頭。”當然，在革命斗爭浪潮到來的時候，積難深重的農民對土豪劣紳出現一些過激的行動是難免的，也是可以糾正的。但是，作為黨的組織、黨的領導者，應該保持清醒的頭腦，注意掌握斗爭的策略和火候，正確地加以引導，這樣才有利于鞏固和發展革命根據地，堅持對敵斗爭。可惜當時黨中央和省委的領導人，對農村革命斗爭中“左”的情緒和做法不但不制止，反而支持。例如，當時由湖南省委和湘
南特委任命的特派員杜修經，一到井岡山就批評毛澤東同志燒房子太少了，殺人太少了，當時的中央領導人也批評毛澤東同志太右。
張平化在鄱縣縣委時發生了這么一件事情。1928年3月中旬，井岡山的工農革命軍在都縣縣城打垮湘敵一個營，第一次占領了都縣縣城。當時張平化是共青團都縣縣委書記，隨中共鄱縣縣委的同志一起進了城。隊伍一進城就到處燒房子。城里有個張家祠，祠堂門口有個牌坊，橫匾上寫著“百忍”兩個字。結果這個祠堂和其他祠堂一樣被燒掉了。這些歷史悠久，凝聚著勞動人民智慧和血汗的建筑頃刻之間被付之一炬，實在很可惜。當時張平化等許多同志都對燒房子有意見，但在那種氣氛中誰也不敢說。張平化和當時的縣委書記劉寅生在第三師范時就是同學，彼此很熟悉，便對他說了一句“還是不要燒房子的好！”劉寅生一聽便指著張平化說，“你這是右傾機會主義！”后來不久,縣委就因為這件事給了張平化一次警告處分。
對于大殺大燒等“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行為，毛澤東同志一直是堅決反對的。1928年4月下旬，毛澤東同志率領工農革命軍第一團在資興龍溪洞與蕭克率領的宜章農軍會合后，回到鄱縣中村的龍潭。毛澤東同志在龍潭接見部縣縣委書記劉寅生、團縣委書記萬達才時指示：今后不準亂殺人，對大中小地主要區別對待，要殺的是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大土豪劣紳。今后也不準燒房子，房屋是勞動人民建造的，土豪劣紳不能住，可以分給貧苦農民住。燒房子是脫離群眾的行為。他舉了一個例子說，工農革命軍到遂川縣時，當地群眾都來圍觀，但后來隊伍一燒房子，圍觀的群眾就都走開了。這說明群眾對燒房子是不滿意的。隨后，中共都縣縣委在十都召開擴大會議，劉寅生在會上傳達了毛委員在龍潭所作的重要指示，從而糾正了“左”的錯誤彳頃向，制止了大燒亂殺行為。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成為國民黨反動派的心腹之患。蔣介石一次又一次地組織重兵包圍和“進則"，當地挨戶團也頻繁騷擾，妄圖把人民革命扼殺在搖籃中。毛澤東、朱德領導的工農革命軍，立足于井岡山，廣泛發動和依靠當地的人民群眾，采取“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戰略戰術，開展游擊戰爭，多次粉碎了敵人的進攻。
都縣的赤衛隊，也經常配合工農革命軍在井岡山進行游擊戰。
有一次，張平化和鄱縣赤衛隊的隊員們跟隨由毛澤東親自率領的主力紅軍一部由部縣出發進到桂東縣。途中部隊休息時，張平化看到毛澤東坐在一塊石頭上，專心致志地用小刀削自己腳上的繭子。這位工農革命軍的領導人，
和普通的戰士一樣，四處游擊，連日行軍，腳上磨起了厚厚的一層老繭。后來，部隊走到沙田附近時，碰到了汝城縣挨戶團頭目胡風璋率領的隊伍。紅軍當即向敵開火。胡鳳璋見勢不妙，帶著隊伍掉頭就跑。張平化軍奮起直追，從沙田一直追到靠近汝城縣境的寒嶺界。在那里，張平化軍與敵展開激烈交鋒。胡鳳璋損兵折將，倉皇逃走。張平化跟隨紅軍部隊，在戰斗中撿了敵人的五條步槍。這是鄱縣赤衛隊有史以來第一次有了槍，大家欣喜若狂，共慶勝利。戰斗一結束，毛澤東同志就率領部隊往回撤，張平化也跟著大隊人馬一起走。當隊伍沿著山路走到桂東和資興交界的地方，突然發現資興方向有敵情。這時，毛澤東同志從容不迫地把部隊集合在山坡的梯田上，他走到上面一層梯田，對著下面的紅軍部隊講話。大意是：同志們！張平化在資興方向發現了敵情。敵人就在資興縣的彭公廟，這是許克祥的部隊。現在張平化要翻過山去，消滅這支隊伍！聽了毛澤東同志的講話，部隊群情激昂，士氣大增。但張平化和鄱縣赤衛隊根據上級指示沒有參加這次戰斗，返回到鄱縣中村駐地。
在堅持井岡山斗爭的時期，張平化經常到山下配合紅軍行動，因此，有不少機會見到毛澤東同志和其他紅軍領導人。張平化擔任都縣赤衛大隊分隊長期間，有一次，曾率領二十幾個赤衛隊員到八面山守哨口。上級見張平化武器不夠，便通知張平化到大井去領槍。于是張平化帶著三四個人，高高興興地來到大井。一到那里，只見滿山遍野都有人，其中有少部分人背著槍，正緊張地準備還擊敵人的“會剿”。由于人很多，張平化想我一個僻靜的地方休息一會也辦不到。這時，張平化看到一間房子比較空，就走了進去。只見屋里有一張用兩條長凳和一塊舊門板搭起的床，上面正睡著一個人，身穿粗布衣裳，頭發留得很長。張平化正要在屋里休息，突然走來一個人要張平化趕快出去，張平化便問為什么。那個人說：“你這個同志，你知道那是誰呀？那是毛委員！”于是張平化毫不退延地離開了那房間。這就是張平化在井岡山上第二次見到毛澤東同志。
又有一次，張平化在山上，看到毛澤東同志正在和當時的后方委員會主任王佐談話。談話的內容是有關井岡山根據地的發展問題，詳細內容張平化不是很清楚，只見到毛澤東同志用兩只手畫著一個圈對王佐說：“只要山周圍的工作搞好了，你這個山就安全了。”毛澤東同志的這個謀劃，的確反映了當時井岡山根據地的實際情況。面對敵人的瘋狂“圍剿”，只是孤立地防守幾個山頭顯然是不行的:只有充分發動和依靠井岡周圍各縣的赤衛隊和人民群眾，組成銅墻鐵壁，才能勝利地粉碎敵人的進攻。實踐證明毛澤東同志的這些軍事思想是完全正確的。在毛委員和朱總司令的正確指揮和領導下，井岡山軍民粉碎了敵人多次“圍剿”。
在以后革命斗爭中，張平化見到毛澤東同志的機會更多了。
敵人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反革命“會剿”屢被打破,但他們不甘心失敗，瘋狂反撲。1929年初，蔣介石糾集湘贛兩省十八個團的兵力，以何鍵為總指揮，向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發動了新的“會剿”。
針對這一形勢，1929年1月4日至6日，毛澤東同志在寧岡縣的步云山主持召開了一次聯席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有前委、特委、紅四軍和紅五軍軍委及大隊（營）以上，以及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鄢縣等縣縣委負責同志共六十余人。張平化和萬達才同志（當時張平化是都縣縣委委員）代表部縣縣委出席了會議。會上傳達了剛剛收到的黨的“六大”決議，使到會同志受到很大鼓舞。毛澤東同志在會上作了報告。他在分析蔣介石發動“會剿”陰謀的同時，指出反動派內部將要爆發蔣桂戰爭，要求在反“會剿”斗爭中，做好準備去創造新的革命根據地。毛澤東同志說：井岡山一定要守，不能輕易放棄；但不是死守，而是要采取積極行動，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廣泛開展游擊戰爭。要善于鉆敵人的空子，他們從西邊打進來,我們就從東邊打出去。毛澤東同志提出，主力紅軍留下一部分堅守井岡山陣地，大部分主力集中到外線出擊，打到敵人后面去。這樣既利于分散敵人的兵力，使之顧此失彼，打亂其“會剿”部署，又利于去創建和發展新的更大的革命根據地。毛澤東同志作完報告后，大家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在討論中，對誰守山，誰打出去的問題產生了分歧。毛澤東同志提出由紅五軍留下來守山，紅四軍打出去。紅五軍軍長彭德懷同志在發言中則強調紅四軍主力下山后，紅五軍的力量不夠，守山有困難。毛澤東同志聽完彭德懷同志的發言，沒有講話，而是讓大家先發表意見。這時，萬達才同志站起來說：“應該讓紅四軍下山，紅五軍守山。”他還說：“不要過分估計敵人的力量，井岡山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敵人想打上來不容易。”會上，多數同志認為，紅四軍是紅軍的主力，打出去作用大。如果紅四軍不打出去，就不能調動敵人向后轉。最后，會議決定，毛澤東、朱德和陳毅同志率領紅四軍主力，向贛南、閩西進軍，到外線打擊敵人；由彭德懷同志率領紅五軍和紅四軍的三十二團以及寧岡、永新、蓮花、茶陵、遂川和鄢縣的赤衛隊，留守井岡山。會后，與會同志立即分別召開群眾大會傳達戰斗部署，井岡山軍民緊張地投入了思想發動、物資準備以及“堅壁清野”等準備工作。
紅四軍于1929年春離開井岡山，渡過贛江，轉戰于贛南、閩西地區。他們擊敗了尾追之敵，連克于都'興國、吉安，攻占瑞金、上杭。至1月，贛南、閩西根據地基本形成。
留守井岡山的軍長彭德懷、政委黃公略率領紅五軍及其他守山軍民，在湘贛兩省敵軍“進剿”時，堅守十余天。1月26日，敵人以優勢兵力對黃洋界、八面山、桐木嶺三大哨口發起猛攻，守山軍民與敵激戰四晝夜，打退了敵軍多次進攻。不料敵人抓到一個當地游民，逼他帶路，繞到黃洋界哨口守山工事的后面。于是黃洋界、八面山陣地相繼被敵軍攻占。彭德懷同志見形勢對紅軍極為不利，為了保存有生力量，遂率部隊往后撤到王佐部隊的根據地。井岡山失守。彭德懷同志率紅五軍和王佐的三十二團往山下轉移。當時宋任窮同志在三十二團做政治工作。在往山下轉移時，三十二團負責挑著伙食擔子跟在紅五軍后面走，但在行軍途中，兩支隊伍被敵軍隔斷。宋任窮同志便帶領三十二團的隊伍抄另外一條小路下了山，但與紅五軍失去了聯絡，部隊也被沖散。后來，宋任窮同志利用敵人擴軍招兵的機會混入國民黨部隊。有一次，恰好他所在的那支國民黨隊伍去打紅軍，他便乘機帶了一個班投向了紅軍。
敵人得手后，占山三天，到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井岡山上空一時烏云密布。當地反動勢力也乘機張牙舞爪,興風作浪。當時，鄱縣國民黨政府的一個縣長，派人在縣內縣外、山上山下到處張貼“招安”布告，假惺惺地說,凡是共產和革命分子，只要主動前來自首，一概既往不咎，寬大處理。一些人經不起斗爭考驗，看到布告后就去自首。這些人里就有姚曉園、姚梅樓、戴壽倫等共產。他們一去自首就被關進縣衙班房。據說這些人進了班房以后，那位“仁慈”的縣長每天都親往關照，看能否吃好睡好，并給他們發衣服，晚上替他們蓋被子。當時部縣有個全縣有名的無事不攬的人叫張福照，見了縣里的布告，便自愿充當“說客”，到處去找張平化。當時，張平化和哥哥張拱照隱蔽在鄱縣九都和七都交界的龍形山一帶活動，在山上搭棚子過夜。后來，張平化又隱蔽到一戶獨居在半山腰的老百姓家里。一天，張福照一搖一擺地找到這家來了。張平化藏在閣樓上，就聽到他在樓下大講特講那個國民黨縣長如何如何好，要張平化這些人千萬不要錯失良機。好在張平化早就對那家的主人交代不要對任何人泄露張平化的情況。那個人很守信用，裝聾作啞不知道。張福照說了一陣，沒有得到什么，就怏怏地走了。
時隔不久，鄙縣國民黨政府又換了一個縣長。這個新縣長沒有那么多“客套”，一來就殺人，把那些前去自首的人殺了好幾個。這些在危難時刻背叛革命的軟骨頭，最終落得一個可恥可悲的下場。
井岡山失守后，鄱縣縣委和赤衛隊雖然被打散，但張平化的斗爭一刻也沒有停止。當時，不知是從哪里竄來一股國民黨的散兵游勇，共有六人六槍，由一個自稱是排長的惡棍帶領，駐扎在石洲的一個油坊屋里。他們聲稱這次是先來一個班，還有兩個班隨后就到。豪紳地主聽了以后如獲至寶，立刻把這個排長當作上賓接待。并四處攤派捐款，準備收買這一排人槍，成立團防隊。那個排長到處敲詐勒索，奸淫民女；不分晝夜，搜房搜山，任意抓人打人，無惡不作。群眾恨之入骨，稱他為“豺狼”。為了除惡杜患，壯張平化聲威，張平化二區區委報請縣委批準，決定殺死這只“豺狼”。為此區委指定張平化哥哥張拱照以及凌家龍、曾紀球三人組成專門小組執行這個任務。
張拱照他們經過近半個月的偵察，摸清“豺狼”的活動情況，發現那個家伙霸占了一個婦女，每夜三更時分在約定的地點相會。于是，拱照便帶領小組的同志，在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悄悄地摸進那間房子。這時那個家伙正在床上大發獸性。張拱照沖到床前，用梭鏢挑開蚊帳，猛力一槍殺去，正好刺中“豺狼”的腰部。“豺狼”大叫一聲滾下床來。拱照立即用雙手去抓他，不料那家伙全身上下脫得精光，渾身像泥緘一樣滑，抓了幾次都沒有抓住，結果讓他滾出門外逃走了。本來張拱照他們選擇漆黑的夜晚行動，是為了便于隱蔽地接近敵人，而那家伙恰恰也趁黑夜逃跑，使他們無法跟蹤追擊，已經到手的獵物就這樣跑掉了。張拱照和小組的同志只好暫各回原處，待以后再想辦法。就在黎明的時候，凌家龍急急忙忙地跑到張平化和張拱照住的山棚里來報信，說那條“豺狼”負了重傷,天快亮時爬到了他的店里。張拱照一聽，二話沒說，連武器也沒有來得及拿，赤手空拳飛快趕到家龍的店里。這時“豺狼”正在那里茍延殘喘。張拱照隨手抄起屠夫賣肉用的秤桿和秤駝，結束了這條惡棍的性命。消息傳來，張平化立即通知各處，把事先已經蓋好鄙縣工農兵政府和縣游擊大隊公章的揭露“豺狼”罪狀的布告貼了出去。“豺狼”一死，他帶來的那幾個人也都逃之夭夭。
這次殺一儆百的行動，大煞了反動豪紳地主的氣焰，大長了工農群眾的志氣。從此，各地形勢日益好轉，對敵斗爭又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
1930年1月，張平化接任縣委書記后一個月，陂頭會議召開，他根據會議制定的“二七土地法”，領導蘇區人民開展了規模空前的土地革命，沒收一切土豪劣紳和地主階級及祠堂、廟宇、神會的田地、山林、池塘歸蘇維埃政府所有，再由蘇維埃政府按人口進行平均分配，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原則。紅軍和烈士家屬分好田、肥田、大丘田、門口的田，并由政府組織干群進行代耕。地主同樣分田，但分壞田、遠田。并根據“二七土地法”向農民征收土地稅，用于根據地的經濟建設和社會事業，創辦兵工廠、縫衣廠、醫院、學校，修建道路、橋梁，救濟殘廢老幼。蘇區經濟、金融和軍工、郵政、交通、社會事業蓬勃發展，其中小學就達20余所。
在敵人攻上井岡山的日子里，張平化天天在山上打游擊，四處轉移隱蔽，兩只腳板受到了空前的鍛煉。由于沒有草鞋穿，張平化就光著腳在山林里走。腳上的老繭越磨越厚，連小竹尖也刺不進去了。在這艱難困苦的日子里，張平化堅持對敵斗爭，堅信革命終究會勝利。
1932年春節后不久，中共湘籟臨時省委派遣省委常委兼湘贛軍區獨立師政委王震同志率領一個排的部隊和一批縣級，從江西永新縣出發，經過寧岡縣和地主武裝統治的鄱縣十一都、十都等地，一路打到鄢縣的上九都。
張平化看到王震同志一行來到縣委，便ik出自家的堂屋及左側的廂房和客廳給他們住。開始兩天，王震同志我了許多同志了解情況。第三天，他主動約張平化談話。他說：我這次來是向你傳達湘贛臨時省委的決定。現在你是縣委書記，又兼任縣赤衛大隊的黨代表，一身二任，過于繁忙，難搞好這兩方面的工作。因此，臨時省委決定調動你的工作，解除你縣委書記的職務，使你能集中精力專任縣赤衛大隊的黨代表。隨后，王震同志向張平化介紹了跟他一起來的幾位同志，一位叫甘步衢，是來接任縣委書記的，還有準備擔任縣委秘書長的譚文煥和接任團縣委書記的寧國良。張平化聽到這個決定非常高興，當天晚上就辦完了移交，第二天就背上行李住到縣赤衛大隊去了。從此張平化便離開地方工作，到了部隊，后來隨紅六軍團長征。
對這件事，張平化一直以為是正常的組織調動，絲毫沒有任何懷疑。直到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期間’張平化去中央黨校學習，在一次批判王明路線的座談會上，中央領導同志指出當年肅反擴大化、逼供信，錯抓錯殺了許多好同志；還有一些同志差點被抓、被殺，其中就有張平化的名字。這時張平化才知道，當年王震同志從江西永新趕到部縣縣委，是執行中共湘贛臨時省委的決定來逮捕張平化的，因為有人供了張平化是“AB團”。散會后張平化就去找王震同志，問他當時為什么沒有抓自己。王震同志說，當時對你作了一些調查，看你不像反革命。你們那里的根據地很小，敵人隨時都可能去襲擊；你要是反革命能在那樣困難的環境里堅持那么長時間嗎？而且在這樣危險的環境中，沒有丟掉這塊小小的紅色根據地，反而在堅持斗爭過程中使這塊紅色根據地日益鞏固和擴大，這樣的事反革命分子能做到嗎？！張平化因此幸免于難。
張平化被免去鄱縣縣委書記職務專任縣赤衛大隊黨代表后不久，湖南的鄱縣和江西的寧岡'遂川三個縣的赤衛大隊結合起來，成立湘贛軍區第二軍分區，司令員是劉紫歧同志，張平化擔任政治委員，湘贛軍區下命令，要張平化第二軍分區去打“袁、王殘部”。
在秋收起義部隊進入井岡山之前，早有兩支農民武裝在這里活動，反抗豪紳惡霸的剝削壓迫和武裝進攻。一支是以袁文才為首的寧岡農民武裝，他們的根據地在寧岡縣的茅坪、大瓏、挑寮一帶；另一支是以王佐為首的遂川農民武裝，他們的根據地在遂川縣的茨坪、大小五井一帶。羅霄山脈中的各縣多年來存在著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并相互交織在一起。一種是農民和地主之間的階級矛盾，這是主要的、基本的、普遍存在的；另一種是土籍和客籍之間的矛盾，各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袁文才、王佐這兩支隊伍的形成和發展，就是上述兩種矛盾斗爭的產物，其中起主導作用的是階級矛盾。
一般說來，土籍占優勢。第一，土籍即本地人，來得早，在最初“插草為標”的時代，本地人就把比較肥沃、平坦、開闊和陽光、水源充足的好地方占據了。客籍即客家人，來得晚，只好在山高坡陡和荒蕪瘠薄的地方安家落戶。第二，土籍由于第一條原因，加上經營的歷史比較長,所以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都占有一定優勢，土籍的地主豪紳利用他們的種種優勢，挑動和擴大土客籍之間的矛盾,以達到他們剝削壓迫農民又分化瓦解農民隊伍的雙重目的。在地主豪紳的欺騙和煽動下土籍農民和客籍農民自相殘殺的斗爭不斷激化，由口斗、筆斗發展到拳斗、械斗，甚至使用洋槍洋炮，逐步升級。
袁文才是寧岡客籍農民所擁護的，原是一個中學生。王佐是遂川客籍農民擁護的，原是一個縫衣工人。他們的武裝隊伍和根據地都是在長期斗爭中逼出來的。北伐戰爭期間，農民運動高漲，這兩支農民武裝同農民協會有過一些聯系。大革命失敗，黨組織和農民協會遭到破壞，這兩支農民武裝仍在井岡山一帶堅持斗爭，各有60多支槍。
毛澤東同志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后，對這兩支農民武裝做了大量的團結改造工作，1928年5月紅四軍成立時，將他們改編為紅四軍所屬第32團，他們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作出了極大的貢獻。但是后來袁文才、王佐都被錯殺。當時，對解除袁、王部隊的武裝這種紅軍打紅軍的行為，張平化和許多同志一樣很不理解，這回又要張平化帶隊伍去打他們的“殘部”，張平化很不愿意。但省軍區下了命令，軍分區也無權違抗。張平化只好帶著部縣赤衛大隊進山搜索。袁、王的隊伍對井岡山一帶比張平化熟悉得多，所以張平化去了三次都撲了空，連一個影子也沒見到。而張平化自己卻在一次夜行軍中跌傷了左腿，無法行動。衛生隊把張平化抬到三灣的紅軍野戰軍醫院。在那里治療了一段不見效，又把張平化轉到湘贛省軍區醫院。在那里張平化一面養傷，一面在湘贛省委宣傳部幫助工作。
當時省委宣傳部部長是甘泗淇。張平化在省委宣傳部幫助工作期間，王首道同志被撤去湘贛省省委書記職務，也來到宣傳部工作。雖然條件十分艱苦，但張平化的生活還是很活躍的。和張平化一起去宣傳部工作的還有王恩茂同志，他是籃球隊的主力，投籃得分主要靠他。王首道同志喜歡寫劇本，他寫出話劇劇本，張平化幾個人就一起去演出。
當時在湘贛省委所在地永新縣有一個紅軍第四軍政學校，簡稱紅四分校。湘贛軍區政委李芬兼任校長，政治處主任是李貞。張平化在永新縣養傷并在省委宣傳部幫助工作時，李貞同志曾請張平化給紅四分校的學員上了幾次政治課，后來張平化即隨紅二軍團參加了長征。
上一篇：周里（又名周禮）
下一篇：甘步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