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29日，前委和毛澤東在三灣改編中，著重解決了工農革命軍的縮編問題和對軍隊的領導問題，這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但是，部隊的傷病員問題、輜重安頓問題、經濟給養問題、進軍方向問題，都未能得以解決。而這些問題的解決不和“山大王”袁文才接洽、談妥，是難以如愿的。因此，在10月3日的古城會議上，毛澤東宣傳了工農革命軍的主張和意圖，肯定了袁文才在寧岡開展革命活動的成績，贊揚了袁文才的革命精神，并表示愿意和袁文才和衷共濟，說服了袁文才的代表，繼而在10月6日的大蒼會見中又說服了袁文才。顯然，這種說服工作，取決于正確的方針、政策。如果沒有正確的方針、政策也是難以維持長久的。

    古城會議的重要歷史意義除了討論和決定在井岡山區建立革命根據地外，同時也在于確定了對袁文才、王佐部隊實行團結、改造的方針。對此，何長工回憶說：“在古城會議上，討論對袁、王部隊的方針時，有人曾提議，解除他們的武裝，把他們解決，他們那幾十支槍，一包圍繳械就完了。毛澤東同志說，談何容易，你們太狹隘了，度量太小啦。我們不能采取大魚吃小魚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還多呢！歷史上有哪個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滅掉？三山五岳聯合起來總是大隊伍。毛澤東同志說服我們，不能只看到幾十個人、幾十桿槍的問題，是個政策問題；對他們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積極地爭取改造他們，使他們變成跟我們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裝。”

    這就是毛澤東的眼光，毛澤東的膽略與胸懷。正是因為這種眼光、膽略與胸懷，才使袁文才情動于衷，讓工農革命軍在自己的“營巢”——茅坪建立醫院、留守處，工農革命軍才得以安營扎寨，休養生息，從容地進行游擊斗爭活動。正因為這樣，隨后王佐也請革命軍進駐了他的“巢穴”——茨坪。此后，兩人都給予了工農革命軍以經濟上的幫助，使工農革命軍渡過了難關。而且后來袁、王部隊都“變成了跟我們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裝”，袁文才、王佐成為工農革命軍的正、副團長。在井岡山武裝割據斗爭中，袁、王部隊發展為紅四軍的4個主力團之一。

    倘若不是對袁、王部隊采取團結、改造的方針，這一切都是不可能實現的。“沒有他們兩個人，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不行的。”“如果他們反對我們，我們是站不住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