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才、王佐，是大革命前夕雄踞在井岡山的兩支重要綠林武裝首領。大革命失敗后，在黨的政策和力量的感召下，袁、王兩人都相繼接受了共產黨的主張，成為湘贛邊界農民武裝力量的首領，井岡山上的“雙雄”。

    袁文才、王佐，均出生于1898年。袁文才，是寧岡縣茅坪馬沅坑村人；王佐，是遂川縣下莊人。他倆的個人經歷不同，遭遇不同，但政治命運相同，對舊社會的反抗意識相同，因而當他們走上“綠林之路”后，便一拍即合了。

    袁文才、王佐兩支部隊，有以下一些共同特性：

    1.袁、王兩支武裝力量都是被封建軍閥、地主豪紳的橫征暴斂、巧取豪奪，逼上梁山的。

    袁文才青少年時期，幾次輟學，后來，妻子又被謝姓土豪強占，繼而又為捐稅事與豪紳結下深怨。正在痛苦之際，活躍在半岡山的“馬刀隊”頭領胡亞春主動相邀“上山”。袁文才雖知“馬刀隊”的人員均是被官府逼上山的，卻又放不下讀書人的臉面，但不上山又難報平日之怨仇，于是答應暗中與“馬刀隊”來往。豈知，不久后消息走漏。謝姓土豪聞知，認為抓住了袁的“把柄”，欲除之為快，便請來官兵捉拿袁文才，袁文才雖聞訊逃出魔掌，然而母親被敵人殺害，房子亦被燒毀。家破人亡的慘狀和深仇大恨，終于把他逼上了“梁山”絕路。

    王佐，出生在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人世的艱辛，苦難的生活，造就了王佐對地主豪紳的刻骨仇恨。于是，王佐轉改習武，練得一身好拳腳。1923年起，民國軍閥混戰時的一些散兵游勇在井岡山一帶占山為王。走投無路的農民揭竿而起，這給自小就想把土豪劣紳剝皮抽筋的王佐提示了一條反抗求生之路。在一次給綠林頭目朱孔陽（外號朱聾子）縫衣的時候，朱孔陽見王佐有膽有識，便邀他充當“水客”（即搞偵探）。從此，王佐帶著反抗豪紳階級的宿怨走上了“綠林生涯”。

    2.袁、王部隊不同于一般嘯聚山林、殺人越貨的山寨土匪，而是以打擊土豪劣紳為目標，以“劫富濟貧”為口號的綠林武裝。

    袁文才上山后，“馬刀隊”首領胡亞春等大為高興。因為他有文化，被封為“司書”。他擅長文墨，頗有謀略，辦事考慮周全。在內部經濟管理方面，他建議細水長流，改變了過去“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習俗；在“吊羊”問題上，他主張對大豪大富者下手，反對侵犯平民利益；在防御國民黨官府“進剿”方面，他提出了一些靈活的戰術。從而，袁文才深孚眾望，不久便提為“參謀長”。此后，正因為“馬刀隊”的打擊目標直指土豪劣紳，所以，當官府軍來剿時，往往時常得到貧苦農民的幫助。王佐同樣如此。在他脫離朱孔陽自命為王、自立山頭后，仍以打擊土豪劣紳為主要目標，并因此與遂川反動豪紳尹道一結下深仇。

    3.袁、王部隊在成為農民自衛軍后，由于共產黨組織的力量，他們都逐漸樹立起革命的目標，接受了共產黨的主張。

    袁文才通過龍超清、劉輝霄等共產黨人的幫助，于1926年底加入了共產黨。王佐在編入工農革命軍后，也于1928年4月成為共產。由于他們得到共產黨的教育和群眾的幫助，“馬日事變”后依靠井岡山的天然山險和穿山游擊與官府作對的經驗，巧妙地保存了自己，各自保存了60支槍。袁文才并在黨的領導下，實行土客兩籍革命派相結合，控制寧岡達一年之久，為毛澤東引兵井岡建立革命根據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時的袁、王部隊，在性質上已有了質的變化，已從“綠林武裝”而演變成農民革命武裝了。

    4.袁、王部隊也有歷史的局限性，并帶有較濃厚的綠林積習。

    袁、王部隊在改編為農民自衛軍之前，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沒有嚴格的組織紀律，在一種自發、樸素的“劫富濟貧”的利益驅動下，過著散漫的“綠林生涯”，大塊吃肉、大碗喝酒，老子天下第一，誰也不放在眼里，油子習氣很重。在改編為農民自衛軍以后，仍然有著較濃厚的綠林習氣，“只信仰個人，不相信群眾”，有時不大聽調遣，擁兵自重，自以為是。

    總之，對于袁、王部隊的特性、性質，要作歷史的具體的分析，不能籠統地斥之為“土匪”、“綠林”武裝。袁、王兩人及其武裝部隊，盡管有這樣那樣的缺點、習氣或錯誤，他們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卻是功不可沒的。當年在井岡山戰斗過的老紅軍、老同志都一再論及此事。熊壽祺說：“記得主席講過：袁文才對革命是有幫助的，三灣改編后的工農革命軍兩營人，沒有袁文才答應，我們是不容易進去的，就是進去了，也難站住腳，就像紅軍到延安，跟劉志丹所起的作用一樣。”“熊壽祺談話記錄”。內部采訪資料。陳伯鈞說：“在井岡山一年多，渡過了革命的難關。那時候沒有袁文才、王佐的支持，就沒有井岡山根據地。”“陳伯鈞同志談話記錄”。內部采訪資料。譚震林說：袁文才、王佐“他倆是地頭蛇，沒有他們兩個人支持，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沒那么容易。我們上了井岡山，有了這個險要地方，也還要靠他們來守，群眾擁護他們，他倆對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有功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