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四軍自1928年4月朱毛會師，到1929年1月出擊贛南，“7個月中，共開過六次代表全軍代表大會”。然而，由于歷史的原因，如此重要的會議，除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有簡略的記述、第六次代表大會有決議案傳世外，其余各次代表大會的召開時間、地點、內容均無記載，成為井岡山斗爭史研究的一項空白。為此，在本書修訂再版之際，我們對這一問題進行了一番認真考證，以饗讀者。

    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井岡山會師、成立軍委時已作論述，在此不贅。

    第二次代表大會朱毛會師后，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注意。于是，蔣介石急忙調兵遣將，企圖將這一弱小的武裝力量扼殺于搖籃中。江西敵軍楊如軒部向龍源口方向推進，越過七溪嶺，直犯根據地中心寧岡。面對敵人的來犯，四軍剛剛新編，“豈有此理的湘南縣委和縣政府帶了一大批農軍一起跑來，現在有一萬人在這里”，“一萬人的群眾拖泥帶水紀律太糟”。因而，如何迎敵，如何整理部隊等問題，嚴峻地擺在朱毛等軍中領導的面前。成敗得失，系于一發，至關重要。所以，召集全軍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也就顯得勢在必行了。于是，4月下旬，在寧岡礱市舉行了“二大”。會議的內容應為：1.討論如何迎敵，部署迎敵方案；2.對部隊進行整理，遵照湘南特委決定，將三師九團的編制，縮編為三師六團一教導大隊；3.撤銷政治部，完善士兵委員會。依據是：

    1.何長工曾回憶到五斗江戰斗前有過重要會議。他說：“1928年5月份，當時敵八十一團從遂川來，師部扎在永新，我們紅軍正好在礱市一帶，戰前，我們在礱市召開了營以上會議，作了部署，決定進軍五斗江，迂回拿山，打其側翼，相機占領永新。”何長工：《關于井岡山斗爭的片斷回憶》，訪談資料，原件存井岡山會師紀念館。蕭克、熊壽祺等也都有過類似的回憶。至于是“營以上會議”呢還是全軍的“二大”，我們以為是“二大”的可能性大些。因為，何長工回憶道，就是在打完黃坳戰斗后，“在拿山，朱德同志正式宣布我擔任二十八團黨代表”。熊壽祺也是這時“從紅三十二團，即袁王部隊的第一連調到紅二十八團，即王爾琢團的第一營”，曾志也回憶說蔡協民是在五斗江戰斗后調三十二團任黨代表，她本人也調至三十二團黨委辦公室工作。宋任窮也有同樣回憶。人事的變動，顯然是為整頓部隊。毛澤東在5月2日于永新城寫給中央的報告也說到了這次整頓。他寫道：“一萬人的群眾拖泥帶水紀律太糟（一部分除外），正在大加整頓日益良善。”正好印證如此大的動作，通過了最高層會議，即召開全軍代表大會定奪。

    2.毛澤東5月2日給中央的信反映了四軍在4月下旬的重大變更情況。該信的第三點記述了五斗江的戰斗的情況，并有“現在毛部之三十一團亦由寧岡開來了”的話，可見部隊當時都在寧岡，部署應在寧岡進行。信中第5點記述說：“前湘特委決定朱毛兩部合編為第四軍，指定朱任軍長，毛任黨代表。朱（德）部編為第十師，毛部編為第十一師，湘南各縣農軍編入兩師中。朱兼十師師長，宛希先任黨代表，毛兼十一師師長（本任張子清，因他受傷毛兼代），何挺穎任黨代表。另一教導大隊，陳毅任大隊長。”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會師后（確切說是在決定編為三師九團后）接到湘南特委的指示信，于是對剛剛新編的部隊，按湘南特委的決定重新進行了縮編。即將會師時的三師九團，縮編為二師六團一教導大隊。兩軍會師編成三師九團的編制，這在1928年5月13日《中共江西省委向中央的報告》、1928年9月1日陳毅《關于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何長工1933年8月1日發表在《紅色中華》的文章《井岡山斗爭與中國工農紅軍的創造》，以及茅坪八角樓中至今保留的當年十二師三十五團團部的標語，都記得明明白白。為何剛過一個星期，5月2日的毛澤東的報告卻出現另外一種說法？其實，這正反映了四軍在4月下旬末有過一次變更。而這么重大的變更，則非經過全軍黨的代表大會不可了。

    3.關于撤銷政治部。毛澤東在《井岡山前委對中央的報告》是這樣記載的：“此間軍隊4月以前有政治部，因影響不好，方取消。”這正證明4月下旬四軍軍委有過重要會議議決，也是很多老同志回憶陳毅當過政治部主任的原因，同時也是為什么陳毅在毛澤東5月2日的信中成了教導大隊長的最好詮釋。

    4.毛澤東5月2日的報告第4點亦證明有過會議及決定。文中說：“所以不直下吉安者，因對內對外都使深入的策略，以永新為中心而附近各縣發起暴動，對內建立黨（軍隊的），軍隊籌款做衣服，對外幫助地方發起工農暴動，建立工農政權分配土地。因此決定把打吉安的工夫來做這些事比較的有意義的多。”此處的“因此決定”屬哪一層決定？我們認為在當時的條件下只有四軍黨的“二大”才能擔負此任。這與該報告第7點關于“黨則師委軍委團委各支部開了黨的訓練班”的話聯系起來，更說明4月下旬召開了全軍黨的“二大”，且對上述問題作了決定。

    第三次代表大會。五斗江戰斗的勝利，四軍第一次占領了永新城。為了充分了發動群眾，四軍在永新進行了短距離的分兵。對我軍的勝利“王均已嚇得屁滾尿流，急調七師二十七團一部分及七師的二十一團，星夜開赴吉安增援，準備在吉安拼一死戰”。敵二十七師師長楊如軒見援兵到來，迅即率兵返身向我革命軍打來。此時永新境內尚未全面發動，硬打硬拼定然不行。于是，毛澤東、朱德將全部部隊撤回根據地中心寧岡，等待良機，伺機殲敵。

    可是，這時的江西省委卻樂觀地起來，給朱毛紅軍發來指示：“西南已到迫近總暴動的時期，黨應以最大的力量創造這一割據局面，并與湘東南粵西北匯合一片……毛部應立即向寧岡、永新以南發展，以游擊戰爭的方式幫助贛南群眾斗爭，馬上匯合到贛南總暴動，解決七師奪取贛州。”

    江西省委的信是4月25日寫給中央的，從所引之語分析，肯定另向朱毛紅軍作了專門指示。這與5月2日毛澤東給中央的信中第12點中“現于吉安來信”，“前兩日接吉安縣委的信”的話聯系起來，可以肯定是接到了這封指示信。此時，革命軍在永新雖然籌到一筆款子，但時間短暫，各項工作尚未來得及開展。加上部隊同時受到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的領導，接到江西省委的指示，不執行不好，執行起來又脫離實際。這從毛澤東5月2日信中第4點“所以不直下吉安者……”及整個報告全都是要點式的語氣分析，無疑是對4月25日江西省委指示的答復。同樣，從信中要點式的寫法看，也可以基本判定：毛澤東、朱德在接到江西省委的信后，作了簡單的商議，鑒于敵人來勢洶洶的原因，來不及在永新召集大會，于是由毛澤東將4月間的情況及以后的設想簡要地向江西省委和中央寫了一個回信，然后，將部隊帶回了寧岡。但是，到底如何執行江西省委的指示，布置今后的工作，仍是當時的一件大事。為此，5月上旬末部隊回到寧岡后即召開了四軍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

    對于“三大”的內容，從當時的形勢和要求分析，應該是：1.討論江西省委來信，確定迎敵方案：2.根據江西省委的指示，確定四軍的奮斗目標；3.醞釀建立邊界特委。依據是：

    1.關于第一項內容，這可從毛澤東5月2日信中第4點“所以不直下吉安者……”一段話及高隴、草市坳戰斗的史實得出。毛澤東在信中談“不直接下吉安”乃是要“以永新為中心而附近各縣發起暴動，對內建立黨（軍隊的），軍隊籌款子做衣服，對外幫助地方發起工農暴動，建立工農政權分配土地”，可是，這一目標并未完成部隊就撤回到了寧岡，繼而（16日）部隊去了湘東南，發生了高隴戰斗，三十一團一營營長員一民犧牲，17日，朱德率二十八團前去救援，18日再戰高隴，擊潰湘敵一個團，隨即向永新進發，19日，于草市坳殲敵七十九團，擊斃敵團長劉安華，隨后乘勝追擊，第二次占領永新。短短幾天中部隊行動變化這么快，可見已是經過了高層會議作了新的部署。

    對此，有一件敵偽資料可以佐證，那就是魯滌平、何健在5月18日給吳尚的一則電文。電文云：“永新楊師長池生、楊師長如軒，銑（16日）電節稱：據探報，寧岡有少數共匪，朱毛分駐礱市、大隴、茅坪一帶，聞該匪會議決定，以一部攻酃縣，以一部攻蓮花、永新。”據此，既可看出5月上旬末部隊曾回歸寧岡，也可看出上述部署正是高隴、草市坳戰斗的計劃。其中說是“會議決定”，更證明部隊在寧岡時曾開過一次高層次會議。

    2.關于二、三點內容。對此，毛澤東在5月2日信中說：“（九）兩省邊界距離余縣，兩省省委歷次管不到手，因同志的努力，黨的組織活動都在天天發展中。但自從三月間周魯同志（湘南特委代表）來寧岡取消前委后，頓失中心，各自為政，起不良之現象。去年12月前委會即有建議組織邊界特委，湘省委及中央最好另派得力同志來做書記，事實上毛同志任軍中工作很難兼職……（十二）……現于吉安來信之后，大家意思即把特委組織起來，你以為如何？聽兄處明示。組織一定任（應為‘要’字——引者注）組織，這以寧岡為中心羅霄山脈政權之建立，黨之強有力，軍力去造就實在湘贛兩省之革命根據地之一，此理毛同志等業已累次呈明在案，由湘南特委轉湖南省轉中央，多久未見奉準駁明文，間從安源市委來信中偶有湖南省委已核準的話，但并非省委明示。前兩日接吉安縣委的信，又有江西省委亦已核定的話，并毛同志任書記的話，仍非省委明示。這怎辦起來呢？又怕挨無味的罵。”

    從上引的長長的一段話中，這二、三點的會議內容應該說是很清楚了。其一，創建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這是迄今保存下來的歷史文獻中毛澤東關于建立以寧岡為中心的根據地的最早記載），建立湘贛邊特委兩件事，均系極其重要的大事，毛澤東雖“累次呈明在案”，但未“見奉準駁明文”，仍不敢擅自做主，這樣，毛澤東當需放在一定高層會議議決，而當時前委已取消，自然須軍中黨的代表大會了。其二，文中的“大家意思”，不正說明已經在一定程度和范圍的會議上討論了么？而這一定程度和范圍的會議，按當時的環境與形勢，也只有軍中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了。

    第四次代表大會。紅四軍經過五月中旬的草市坳戰斗的勝利，并第二次占領永新城，江西敵人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進剿”即被打破。楊如軒、楊池生所部龜縮吉安，再也不敢輕舉妄動，邊界處于暫時穩定之際。

    此時，邊界的軍事形勢是很好的。但是，由于戰斗的頻繁和殘酷，加之艱苦的條件，四軍的許多薄弱環節也再次表露出來了。關鍵是黨的組織。四軍中的黨組織，原來朱德部是比較好的，然而，在向井岡山退卻中，“到耒陽、郴縣后，湘南黨由軍隊中調出一部分去了，加以這次退出湘南的忙亂中來不及整理，黨的工作是不很好”。“這團的黨的負責人不十分健全，加上兵士成分多葉部老兵與歷次俘虜，下級軍官一度犯了‘機會主義’的毛病。同時因為作戰能力強，便覺得是‘所向無敵’的樣子，并染了國民黨軍軍官的習氣，因此有的意志超過黨的意志趨向”。毛澤東部“黨的歷史比較深，不過各級負責人盡是學生，有少數的小資產階級的意識，強過了兵士的意識”。另外，“紅軍第四軍中有一最不好的現象，就是分團主義，二十八團的槍支與三十一團的槍支是不平均的，屢次開會議決要平均，可是議決自議決，實際是行不通的……關于這個缺點，軍中負責同志已經注意到了，正極謀糾正之。”

    這些情況，在四軍成立后，曾幾經整頓，但由于戰斗頻繁，始終未達目的，從而嚴重地影響了四軍的革命目標的實施。草市坳戰斗及二占永新的勝利，打破了敵人的第三次“進剿”，也就有了時間和條件了。同時，因江西省委批準了建立湘贛邊界特委的計劃，同意在“5月21至22日召集各縣代表大會”，故整頓軍中的黨及部署邊界特委成立事宜，也就顯得十分迫切并有著重要的意義了。對此，何長工在1933年8月1日刊載在《紅色中華》的文章《井岡山斗爭與中國工農紅軍的創造》中記載：當部隊第二次占領永新后，“我軍于拂曉前飽載而回歸寧岡”。何長工為何說“飽載而回歸”？毛澤東的一個報告為此作了解釋：“最近有一次軍事勝利，于5月殲楊如軒七十九團及二十七團一營工兵大炮隊機關槍連，師部衛生隊輸送隊打得落花流水，虜獲頗多……奪獲迫擊炮臺七尊，山炮兩尊，光洋20余擔。但敵精銳兩團仍是在附近永新縣城一帶，不敢窮追。”從而可判定：19日紅軍二占永新后，連夜從永新撤回了寧岡。鑒于馬上要召集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于是，20日上午到茅坪后，即召集了四軍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討論和解決兩個問題：1.研究整理四軍黨的組織；2.討論產生邊界特委“一大”的候選人。依據是：

    關于第一項內容。1.杜修經1928年6月15日《給中共湖南省委的報告》。其中云：“及敵人一次圍剿（應是第三次進剿——引者注）的形勢被他們擊破后……再又竭力于存在部隊的整理，算是有了頭緒。”2.1928年農歷四月二十九日（公歷6月16日）毛澤東在茅坪代表湘贛邊界特委《致省委轉中央的信》。文中說：“軍隊中一部分下級軍官軍事投機的心理尚未除去，常想逃避斗爭跑到贛南去，這已成為黨內的一種奮斗，及特委成立用特委命令把他們勉強地制止。”

    這兩段話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及敵人一次圍剿的形勢被他們擊破后”，和“及特委成立”兩句，擊破敵人的第三次進剿是草市坳戰斗，特委成立是5月21—22日，這就把時間鎖定在20日了。這就是說明整理四軍軍中黨組織及糾正部隊的錯誤乃是四軍黨的“四大”的一項重要內容了。

    對于第二點內容，從常規道理上講，要馬上召開邊界“一大”，理當事先醞釀產生特委候選人，而當時只有軍委，自然要通過這一形式才合理合法。有趣的是，目前保留下來的歷史文獻關于邊界“一大”的內容，卻記載前述國民黨安化縣清鄉委員會卷宗56目錄號3卷本中。經過詳細研究后，我們認為這是一份候選人名單，證實邊界黨的“一大”確實經過此次軍委代表大會產生。理由有二：（1）1928年農歷四月二十九日（公歷6月16日）毛澤東寫給湘贛兩省委轉中央的信中的內容有諸多不同。安化材料載：“常委5人：毛澤東、宛希先、劉真、譚震林、謝桂標。候選委員4人：朱德、陳毅、劉輝霄、龍高桂。毛澤東為書記。宛希先為組織，劉真為宣傳。”而毛澤東則記述：“宛希先、毛澤東為常委，朱德、陳毅、劉輝霄為候補常委，暫推毛為書記。”故認定是遞交給邊界“一大”的候選人名單。（2）安化材料說：“朱德任軍委會書記”，但事實上毛澤東為書記，湘贛邊界特委成立后，才改選陳毅為書記。這一事實在以后的毛澤東《井岡山前委向中央的報告》亦是如此記述。而且，朱德擔任軍委書記是在紅四軍黨的“六大”。正說明四軍黨的“四大”提名朱德，最后邊界“一大”會議上卻選了陳毅。

    如此分析過來，上面對紅四軍黨的第四次代表大會的時間、地點、內容的推斷是可以成立的。

    第五次代表大會。1928年春后，湖南省委機關連續遭到敵人破壞，省委與各地關系一度中斷。5月，中央派賀昌同志重建了湖南省委，恢復了與湘東、湘西、湘南等地的聯系。同時，加強了對邊界工作指導。新省委根據1927年10月后毛澤東的多次報告，專門研究了井岡山根據地與四軍的建設問題，就建立羅霄山脈中段政權，深入土地革命等工作，作出了14項決議，并派杜修經攜信前來并巡視邊界。杜修經受命后，多次赴井岡山未果，成功到達邊界已是5月下旬了。這時，邊界已根據江西省委指示成立了邊界特委。毛澤東接到杜修經帶來的湖南省委來信，讀后非常高興，建議杜修經向軍委傳達。于是第二天在礱市召開了軍委會。次日，毛澤東、朱德、陳毅陪同杜修經巡視了邊界的后方設施。晚上返回茅坪后，又召開了一個“會議”。“這個會議，到了不少，會場好像是一個小禮堂的樣子，會議期間，我傳達了省委指示信的精神。”

    對這個會，毛澤東在農歷四月二十九日（公歷6月16日）《致省委轉中央的報告》中記載：“5月30日，此間召集軍委擴大會，由杜同志報告政治情形并宣讀省委來信，擴大會完全接受。”根據毛澤東的信及杜修經的回憶，結合四軍黨的“六大”《決議案》中關于“四軍五次大會是本年五月在寧岡茅坪開的”記敘，可判定這次擴大會即是四軍的第五次代表大會。

    會議的內容是：（1）傳達討論湖南省委指示，制定邊界特委和軍委政策；（2）改選軍委書記；（3）決定遣送三十、三十三團回湘南，撤銷師的建制，軍直轄團；（4）健全團委，將軍中CP與CY合并。

    第一項內容的依據是毛澤東6月16日的信。該信后半部分所寫的9個問題，幾乎全是針對湖南省委的14項決議所作的答復，時值杜修經巡視之際，可見系經會議作出的決議。同時，毛澤東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講到邊界進入全盛時期的原因“就是邊界黨（地方的黨和軍中的黨）的政策是正確的。”這七項正確政策的制定，必然要經過高層會議，而陳毅作為軍委書記乃是特委成立之后的事，可見是在這次會議上制定的。改選陳毅為軍委書記一事，毛澤東6月16日的信如此說：“軍委成立，省委指定毛澤東為主席，此節似無必要。因此間地方工作需人尤其迫切，軍委組織亦完善，書記為陳毅同志。”杜修經1928年6月15日的報告則記得更明晰：“第四軍組織成立后，打破了敵人圍剿的形勢，得用力于黨的整理，召集全軍代表大會，成立軍委。書記原為毛澤東同志，后因澤東任邊界特委書記，即改選陳毅充當。”無疑是四軍黨的“五大”中的一項內容了。

    至于第三項內容，毛澤東在6月16日給中央的信說：“此間系朱毛部及湘南農軍而成，現在湘南農軍已回去活動，原系師編制，后改為團取消師部組織軍部直接指揮。”陳毅在1929年9月1日《關于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中記載：“到了4月……成立紅軍第四軍，以朱為軍長，毛任黨代表，改編為三師。率以因槍械及人數不足改編為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六團，取消師部由軍部直接指揮。卒于5月底因給養困難，三十團、三十三團轉回湘南。”當年曾任三十六團團長的李奇中在其《回憶湘南游擊隊》中亦說到：“5月底，三十、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這幾團從江西的寧岡，經酃縣的水口向湘南轉移，到達資興縣邊界的彭公廟，便決定兵分數路，各自回去。”

    第四項內容在毛澤東6月16日的報告中亦有記載。他說：“軍中CY組織，在過去湘南特委指示要成立，數月經驗在工作中感到許多不便，在四軍CY第二次大會決定合并，此次擴大會亦認為有合并的必要，不過這非局部所能解決，須省委作最后之決定，但此主張與取消派不同。”可見四軍“五大”是討論并決議了的。

    以上是關于井岡山時期紅四軍黨的二大至五大的初步考析。“二大至五大”的問題，長期以來因無文獻資料記載，一直無人問津，成為一個懸案。這里所作的考證與分析，乃是一種學術上的探索，難保準確無誤，僅作引玉之磚。“六大”的情況有文獻，本書第三章專題論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