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9月以后，湘贛邊界開始“厲行洗黨”。“洗黨”，實質上就是整黨，但著重于組織上的清洗與整頓。這是我黨歷史上最早的一次整黨運動。

    為什么要“厲行洗黨”？

    主要原因是在1928年5月以后黨組織的“大發展時期”中，許多投機分子乘公開征收的機會混入黨內，造成黨組織的嚴重不純。

    1928年5月邊界黨的“一大”以后，土地革命蓬勃發展，軍事斗爭節節勝利，紅色區域不斷擴大，黨的組織進入了“大發展時期”。這時，黨的組織公開了，開始了公開建黨建團?！罢匍_群眾大會，掛起公開征收黨團員的牌子，由群眾報名參加?！薄霸L問凌登云記錄”。有的還采取“串連發展法”或“拉夫式”的方法。一時，永新縣有4000余人，寧岡縣有近3000人，蓮花縣增至800余，邊界各縣“數量一時增到一萬以上”。

    由于“黨組織擴大，完全只注意數量的發展，沒有注意質量上的加強。黨與階級沒有弄清楚，而只是拉夫式的吸收辦法。這樣將使黨的組織破盡，其結果必變成不能斗爭的黨”。白色恐怖一到，投機分子紛紛反水，帶領反動派捉拿同志，白區黨的組織大半塌臺。為此，毛澤東和邊界特委決定：“九月以后，厲行洗黨?！?/p>

    “洗黨”的重點，在寧岡、永新兩縣。這兩縣是井岡山根據地的中心區域。因此，“永新、寧岡兩縣的黨組織全部解散，重新登記”。

    “洗黨”的主要做法，一是進行組織整頓；二是建立秘密組織。

    為了幫助地方“洗黨”，紅四軍軍委從部隊抽調了陳東日等一些紅軍深入基層，協助工作。

    當時，“洗黨”的對象大致有以下幾種：（1）不起作用，不服從指揮，不愿革命的；（2）投敵叛變或被敵人抓去，問題沒有搞清楚的；（3）出身不好，革命又不積極的。

    這里，以寧岡大隴區委為例，略述“洗黨”情況。

    寧岡大隴蘇區朱開卷回憶說：“那里擔任我區洗黨工作主要負責人是陳東日。1928年6月，全縣1000多，大隴區有400多。洗黨先是從支部開始。陳東日到各鄉的支部里與支部書記和兩個可靠的研究，研究哪些不符合條件應該洗刷，哪些不應該洗。我們這個區共洗掉200多個，剩下100多個。剩下的就重新立過表，由各支部造花名冊送到區政府，由區政府立總冊，送一份給縣委。我這個支部有60個，洗黨以后只剩下20多個。凡是有親戚在國民黨反動派辦事的、當兵的，不服從指揮的，不愿干革命的，社會關系不好的，就盡量洗刷。洗刷的不宣布也不通知，開會不叫他參加，重新立過花名冊?！?/p>

    “洗黨”的重點放在開除投敵叛變分子上。喬林鄉有個陳彭壽，雖出身貧苦，但在“八月失敗”后，對革命喪失信心，暗中投靠敵人，事情被黨組織了解后，被清洗出黨并予以處決?！霸L甘紀猶記錄”，內部采訪資料。永新洋溪鄉小地主汪玉瑞、汪滿德，投機取巧鉆進共產黨內，包庇大土豪汪回生延宕分田，后來，汪玉瑞被處決，汪滿德被清洗出黨?！巴艟刨幕貞洝?，內部采訪資料。

    被清洗的，不通知他本人開會，宣布他們的問題，支部會上除名，被除名的當時本人不知道。沒洗刷的，重新填表登記，逐級上報。當時整個邊界被清洗的計有4000人左右。

    “洗黨”以后，黨組織重新轉入秘密狀態。雖然“數量大為減少，戰斗力反而增加”。黨的基層支部，成為邊界斗爭的堅強戰斗堡壘。如大隴區喬林鄉的共產，在艱苦的戰斗環境中，英勇戰斗，堅貞不屈，大部分都犧牲了。在湘贛邊第三次反“會剿”中，許多堅持秘密活動，轉入深山老林，飲冰臥雪40余天，凍掉了手指腳趾，也沒叛變革命，表現出堅定的信念與頑強的作風。

    邊界的“洗黨”運動，畢竟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沒有任何經驗可借鑒，因此在大方向正確的前提下，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如有些地方簡單地重新抄報，沒有予以高度重視；有的地方又清洗過嚴、過狠；有的雖強調黨的成分，卻又出現排斥知識分子等現象。盡管如此，總的看來，邊界九月“洗黨”的進展是健康的，成績也是顯著的。通過“洗黨”，純潔了黨的組織，提高了黨的戰斗力，不失為我黨歷史上一次成功的卓有成效的整黨運動。這次“洗黨”，為我黨以后的整黨運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和寶貴的經驗。

    2.重建紅四軍前委

    中共中央對湘贛邊界的斗爭十分關注。在收到1928年5月2日毛澤東在永新發出的報告后，于6月4日向湘贛邊界前委發出了一封指示信，即《中央對前敵的指示信——關于目前形勢及今后的任務與工作》（亦稱六月來信）。

    但是，由于當時的交通不便，幾經輾轉，由上海到江西，由江西省委再到吉安縣委，直至11月2日才送達邊界。接到中央的重要來信，毛澤東十分高興。他記述說：“中央六月四日來信，經過江西省委吉安縣委，于十一月二日才到井岡山。這封信好得很，糾正了我們許多錯誤，解決了這邊許多爭議的問題。這封信一到，即已發交軍中及地方各級黨部，十一月六日，向遂川出動的部隊集中井岡山，特委委員、軍中及地方的活動分子，共30余人（朱德、陳毅、何挺穎、何長工、袁文才、王佐、譚震林、鄧乾元、李卻非、陳正人、王佐農、肖萬俠、劉輝霄、謝貴標、劉敵、熊壽祺、楊開明、曹、鄧允廷、毛澤東、宋喬生、彭祜等均到，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亦參加），由特委召集開會，討論中央來信。”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

    中央來信詳細地分析了國內形勢，肯定了“中國革命現在仍然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性質”，“在這一階段中，我們的政策是沒收土地推翻地主制度和封建的關系，建立工農獨裁的蘇維埃政權”。同時，向井岡山前委介紹了全國其他地方的斗爭形勢，指出了自“八七”會議以來黨內存在的各種主要錯誤，肯定了湘贛邊界紅色政權的重要地位。信中說：“你們所占領的地域是江西的永新、寧岡、遂川，然而你們的地位仍然處在三省暴動布置的中心地位，因此你們在三省暴動的前途上所負的責任是很重大的。”

    鑒于湘贛邊界紅色政權的重要地位，中央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今后的任務和工作，明確提出了八點指示：

    （1）前委的任務“就是在湘贛或湘粵贛邊界以你們的軍事實力發展廣大的工農群眾，實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據的局面向四周發展而推進湘鄂贛粵四省暴動局面的發展”；

    （2）怎樣深入？就是要“徹底地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由鄉蘇維埃重新分配”；

    （3）“要以群眾為主力，紅軍為助力，發動四周的群眾的暴動”；

    （4）部隊“可以正式改成紅軍”，“在政治上設政治部取消黨代表，實行士兵的政治訓練”；

    （5）具體的策略問題：“不宜于一開始便重新分配自耕農的土地”，“在暴動還未起來的地方我們在宣傳上還不宜提出沒收自耕農土地的口號，單獨提出沒收地主階級和一切祠堂廟宇公地的土地”，“必須保護小商人的貿易”等；

    （6）“須有專門指導職工運動的機關”；

    （7）“在組織的發展上要特別注意工人佃農雇農的成分之增加”，“要經常地開辦黨的訓練班”；

    （8）“有前敵委員會組織之必要”，所有管轄區域內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揮”，并指定由毛澤東、朱德、一工人同志、一農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黨部的書記等五人組織成前委，毛澤東任書記。前委之下組織軍委，以朱德為書記。另外，組織一職工運動委員會，以前委一工人同志為書記。

    經過熱烈的討論，會議認為中央來信“除一二點（如游擊區域過寬與廢黨代表制）具體事項外，全部原則及政策都切合實際，應依照執行”。

    中央六月來信是極為重要的，基本精神是正確的。這封來信指明了當時中國革命的性質與任務，肯定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提出了加強邊界斗爭的一系列原則和政策。這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鞏固與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指導作用。

    根據中央6月4日來信的指示精神，11月6日，邊界重新組織了前敵委員會?！耙乐醒氲闹付ǎ悦珴蓶|、朱德、地方黨部書記（譚震林）、一工人同志（宋喬生）、一農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組成，毛澤東為書記”。前委統轄邊界特委和紅四軍軍委。

    關于前敵委員會，在1927年9月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時，湖南省委曾任命了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委，但在1928年3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前委被取消。前委取消后，“各縣工作，頓失中心”。后來，“適有贛西特委轉來江西省委的信，要其組織邊界特委，遂召集各縣代表大會，有些重要任務的決定……并選舉了執委，書記為澤東。特委成立不久，對各縣工作的指導，實有新的氣象”。1928年7月紅軍大隊冒進湘南到“八月失敗”，又組織了前委，以陳毅為書記?！鞍嗽率　焙?，這個前委又被取消了，改為行委，毛澤東為書記。這是前委變遷的沿革情況。

    此時，依照中央來信，再次重新組織前委，使根據地內有了統一的黨的領導機構，并且前委統轄特委和軍委，這對加強邊界黨和紅軍的集中領導，協調軍隊與地方的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11月6日重組的前委，是稱“紅四軍前委”還是“井岡山前委”？說法不一。有人認為應稱“井岡山前委”，依據是毛澤東11月25日給中央寫的報告（1948年東北版的《毛澤東選集》最早選入），曾取題為《井岡山前委對中央的報告》。我們認為，“井岡山前委”與“紅四軍前委”，實際上是一回事，稱呼不同而已。不過，此時前委的稱謂應稱“紅四軍前委”為宜。依據是：

    （1）前委組織后不久，1929年1月中旬就已出擊贛南閩西，在后來的多次報告行文中，均稱軍中黨的前委。如：1929年3月20日，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說：“軍中黨的最高機關是中央任命的前敵委員會（因事實的需要，除中央任命的名單外，增了幾個）”1929年4月5日前委致中央的信也說：“此次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閩西，因我們部隊集中領導機關（前委）和負責人（朱毛）的態度是堅決奮斗的，所以不但敵人無奈我何而且敵人損失大于他們的勝利，我們的勝利則大于我們的損失?！薄凹t軍中黨的指揮機關是中央任命的前委。”這兩個報告中都說：“軍中黨的最高機關”，“紅軍中黨的指揮機關”，是“中央任命的前委”，即紅四軍前委。

    （2）1929年4月4日彭德懷給中央的信亦可印證。這封信說：“我們現在已到閩贛邊界，與四軍會合了，并得四軍前委的介紹，特將我們的情形略告如下……現已合并到四軍編為第五縱隊，受前委指揮了。”也正因為紅五軍與紅四軍的會合和合編，所以，毛澤東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才向中央報告：“因事實的需要，除中央任命的名單外，增了幾人?！薄霸隽藥兹恕钡木唧w人員是：彭德懷、滕代遠、熊壽祺、宋裕和、黃公略。

    （3）1930年2月16日《前委通告（第一號）》、1930年4月27日《五軍軍委滕代遠的報告》都提到過“四軍前委”，直至1931年9月贛西南的綜合報告還寫著“四軍前委”。

    （4）紅四軍前敵委員會直到1930年吉安陂頭“二七”會議后，即2月16日，才按中央指示，擴大為統轄四、五、六軍及贛西南、閩西、東江、湘贛邊等赤區斗爭的前委領導機關（仍以毛澤東為書記），職能才改變了。

    從上可見，1928年11月6日按中央來信重建的前委不宜稱“井岡山前委”，而應稱“紅四軍前委”。東北版《毛澤東選集》中取題為《井岡山前委對中央的報告》一文，在解放后編入《毛澤東選集》（四卷本）時改題為《井岡山的斗爭》，是有道理的。

    3.改組邊界特委。

    湘贛邊界特委是邊界各縣地方黨組織系統的最高領導機關，最初是1928年5月23日在寧岡茅坪成立的。毛澤東是中共湘贛邊特委的創始人和決策者。

    但是，6月以后，特委的負責人幾經變遷，對邊界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響。6月底，湖南省委派杜修經、楊開明來到邊界，要求朱毛率領紅四軍向湘南發展，由楊開明代理毛澤東的特委書記一職。8月中旬，特委在永新九陂村召開緊急會議，選舉楊開明為書記。8月末，楊開明病，由副書記譚震林代理書記。10月初，紅四軍回邊界后又召集了第二次代表大會，楊開明仍當選書記。因楊開明“大病，幾瀕于死，不能工作”，復由譚震林代理書記。11月楊開明病情仍無好轉，常委又改組一次，以譚震林為書記。12月，“因譚震林在特委工作不相宜，調動前委工作”，常委又改組一次，以鄧乾元為書記。這樣，特委自5月成立以來，半年間時間內，變動了五六次，換了幾任書記。

    邊界特委在割據斗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重要作用。但因任務繁重，缺乏，難以顧及許多工作，因此，毛澤東經常忙得不可開交，有時難免出現“個人專政”、“書記獨裁”的現象。

    對此，杜修經曾說：“現有邊界特委工作日益擴大，實際上一切工作與指導，都集中在澤東同志身上，而澤東同志又負軍代表責，個人的精力有限，怎理得許多？實際上也就有很多的地方顧及不到了?！?/p>

    楊開明則認為：“特委的事總是書記一個人處理，個人專政，書記獨裁，成為邊界的通弊。首先澤東為特委書記時，特委就在澤東一個人荷包里，后來開明代理書記，特委又是開明一個人的獨腳戲。有些事不知道到前委解決呢？還是到特委解決呢？甚至有什么事前委就推特委辦，特委就推前委辦，兩下你推我讓，甚至兩下都不管了?！?/p>

    為了加強邊界黨的自身建設，更好地擔負起領導湘贛邊界的斗爭任務，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就“過去的黨的機關，在上半期是個人專政，書記獨裁，完全沒有集體指導及民主化的精神”的現象，圍繞著形成黨的民主集中制，《決議案》提出了下列舉措：（1）特委、縣委都設4個以上的巡視員，經常指導下級的工作，幫助各級黨部改造；（2）各級黨的機關，必須健全組織，反對個人領導，一切權力集中常委會；（3）一切政策都要熱烈討論，深切了解，使群眾能根據政策定出工作計劃；（4）各級黨部委員及書記應盡量用選舉方法產生；（5）增加工人領導力量，嚴格防止農民黨的傾向；（6）特委應極力注意使本身和各縣委健全，對于邊界各縣黨的工作，應有整個的布置；（7）“鐵的紀律”為布爾什維克的主要精神，要使黨壁壘森嚴，步伐整齊的成為強健的斗爭組織。

    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得力的措施，同時也因為毛澤東及邊界黨意識到并重視了邊界各級黨部自身建設的重要性，因此在黨的“二大”后不久，即使面臨著湘贛兩省敵軍第三次“會剿”的嚴重局面，邊界特委不但沒有塌臺，而且堅強有力地領導邊界軍民打破了敵人的“會剿”，開辟了新的割據局面。

    4.加強黨的思想建設。

    在湘贛邊界的各項工作中，有一個使前委和毛澤東一直感到困擾的問題，就是邊界各縣黨組織的思想建設問題。

    由于根據地地處偏隅，是一個典型的自給自足的封閉式的農村山區環境，“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吧鐣M織普遍是以一姓為單位的家族組織。黨在村落中的組織，由于居住關系，許多是一姓的為一支部，支部會議簡直同時就是家族會議”。毛澤東：《井岡山的斗爭》。黨的組織也有一些宗族裙帶關系。如寧岡縣委中，組織部長劉克猶、宣傳部長劉輝霄，都是縣委書記龍超清的姐夫等。為此，毛澤東曾深有感觸地說：“在這種情形下，‘斗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真是難得很?！泵珴蓶|：《井岡山的斗爭》。

    為什么“難得很”呢？主要是邊界各縣的家族觀念、地方主義嚴重地影響著黨的建設和發展。因為“各縣之間地方主義很重，一縣內的各區乃至各鄉之間也有很深的地方主義。這種地方主義的改變，說道理，至多發生幾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勢力的非地方主義的壓迫。例如，反革命的兩省‘會剿’，使人民在斗爭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漸地打破他們的地方主義?！泵珴蓶|：《井岡山的斗爭》。

    邊界的地方主義，是一種狹隘的小生產者的觀念，是封建農村經濟的反映，它與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格格不入，成為建設布爾什維克黨的嚴重障礙?！坝辛说胤街髁x，各地革命斗爭就得不到互相配合，只顧自己地區的局部利益，保守自己的地方，兄弟地區有困難也不互相幫助。”陳正人：《毛澤東同志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偉大實踐》。“說共產黨不分國界省界的話，他們不大懂，不分縣界、區界、鄉界的話，他們也是不大懂得的。”

    “地方主義在永新特別嚴重?！薄叭缛ツ暧佬驴h要脫離特委而獨立，其地方觀念、保守思想、自由傲慢的劣根性亦是很多的?！薄坝佬驴h委書記被商人所蒙蔽，發生保資本家的事件，軍委和縣委聯席會議議決槍斃反動同志龍怡奎，結果，縣委把龍怡奎放了?！薄?/p>

    其他各縣，“寧（岡）、蓮（花）等縣亦不注意向特委報告，以與特委發生關系”?！佰箍h縣委正式命令赤色游擊隊脫離廣大的群眾跟著軍隊亂跑”。

    對于邊界黨的建設，毛澤東曾作了多番的努力。如派毛澤覃去寧岡喬林鄉抓建黨試點，自己親自到永新秋溪鄉開展建黨工作等。在這些試點工作中，都對農村作了無產階級、階級斗爭、共產主義等方面的知識教育，培育基層的共產主義觀念。爾后，特委又舉辦了各式的訓練班，分期分批對訓練班的黨團員進行思想教育。

    在上述艱苦、復雜的工作中，毛澤東逐漸形成和得出了一個重要思想，即：“我們感覺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泵珴蓶|：《井岡山的斗爭》。

    毛澤東的這一思想，是“斗爭的布爾什維克黨”建黨學說中的精髓。正是在這個思想的指導下，邊界“二大”以后，邊界特委加大了無產階級思想教育工作的力度，邊界各縣的黨組織通過“洗黨”運動也大大提高了戰斗力。

    5.克服土客籍矛盾對黨的組織的影響。

    湘贛邊界除了地方主義、家族觀念的影響外，還有一件“特別的事”，就是土客籍矛盾。這種矛盾演繹發展為“土籍的黨，客籍的槍”的尖銳對峙。

    土客籍問題，是井岡山斗爭時期一個特殊而尖銳的問題，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惡習。土籍的本地人和數百年前從北方遷移來的客籍人之間有著很大的界限，歷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時發生很激烈的斗爭。這種客籍人從閩粵邊起，沿湘贛兩省邊界至鄂南，約有幾百萬人。客籍人占領山地，為占領平地的土籍人所壓迫，素無政治經濟權利。大革命失敗后，客籍被土籍壓迫如故。在湘贛邊紅色區域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最為嚴重?！斑@種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講不應引到被剝削的工農階級內部來，尤其不應引到共產黨內部來。然而在事實上，因為多年遺留下來的習慣，這種界限依然存在?！泵珴蓶|：《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

    開始，這個問題并未引起毛澤東的注意。因為從三灣改編到茅坪安家期間，寧岡的土籍革命派龍超清、劉輝霄與客籍革命派袁文才、劉克猶等，配合很默契，他們之間還曾共同控制寧岡達一年之久?？珊髞恚S著斗爭的深入，這個矛盾便漸漸顯露出來了。

    1927年底，寧岡縣農協下通牒，要捉拿寧岡8個土豪，其中土籍有6個，客籍只有2個。有些跟土豪有某種裙帶關系的土籍群眾就說，打土豪土籍吃了虧。后來，在人事權力問題上，土客兩籍出現了相互傾軋的現象。1928年2月間，寧岡縣工農兵政府成立，毛澤東推舉活捉敵縣長張開陽的土籍農民、暴動隊長文根宗出任縣工農兵政府主席。未料，客籍革命派對土籍人文根宗當縣長有意見。文根宗出任不到3個月，客籍革命派便提出要“輪流坐莊”，每屆任期3個月，最多不能超過兩屆任期。由于客籍革命派擁兵自重，是年5月，縣工農兵政府主席即改由客籍的甘金煌擔任。然而，甘金煌只擔任一個多月，由土籍革命派掌權的縣委又以甘金煌“文化低，能力差”為由，把甘給撤換了。

    對此事，毛澤東和工農革命軍的一些負責同志曾出面干預，批評了龍超清和袁文才。然而，盡管毛澤東等苦口婆心，陷入土客籍矛盾漩渦的龍超清、袁文才等人，為各自代表一方的利益所驅使，始終難以超脫，不能自拔，而且在某些問題上愈陷愈深，土客籍矛盾愈演愈烈。如在土地革命問題上，寧岡前后分了三次田。第一次是1928年2月新城戰斗后，因居住山區的客籍農民未分到居住平疇的土籍人的大田而遲遲分不下去；第二次在5月，改“以鄉為單位”為“以區為單位”，這一次分青苗，又因土籍農民中有瞞田不報無法查清而未能分勻；第三次是“八月失敗”后，又重新分了一次，還是因土客籍的矛盾紛爭未能分好。

    邊界“八月失敗”時，土籍豪紳帶領反動軍隊回寧岡，宣傳客籍將殺土籍。一時，土籍農民大部“反水”，掛起白帶子，帶領白軍燒屋搜山，壓迫客籍人。后來紅軍打敗白軍，土籍農民跟著反動派逃走，客籍農民又去沒收土籍農民的財物。經毛澤東布置紅軍大力宣傳“不殺反水農民”、“反水農民回來一樣得田地”之后，才使他們安心回家。

    “土籍的黨，客籍的槍”，在邊界實際上指的是邊界黨內以土籍領袖龍超清、朱昌偕、王懷為代表的政治勢力，同以客籍領袖袁文才、王佐為代表的軍事勢力之間的對立。因邊界土客籍矛盾由來已久，一時難以整治，于是，毛澤東和邊界特委便斷然采取了組織措施，將龍超清調往蓮花工作；任命袁文才為紅四軍參謀長，劉輝霄為前委秘書長，于1929年初隨軍行動；將何長工調任寧岡縣委書記；同時，對邊界縣、區委也作了相應的調整。

    這著棋果然奏效。土客籍矛盾日漸趨于緩和。然而，這種矛盾的紛爭和宿怨，始終未能從根本上消除。到1930年2月，導致了一場沉痛的歷史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