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四軍自1928年4月下旬在寧岡礱市成立以來，一直處于頻繁的戰斗之中，南征北戰，馳騁羅霄。5月間在寧岡茅坪召開了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后，直至11月間才戰事稍寧。于是，為了整頓軍中的黨，處理半年來軍中的政治、軍事、等各種重要問題，11月13日至15日，前委在寧岡新城召開了紅四軍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

    據1928年11月16日編輯的《紅軍第四軍第六次代表大會決議案》記載：“六次大會于11月13日預備會，14日正式開會，15日閉會，計到代表79人。四軍全軍的支部除三十二團一營遠在永新派代表來不及外，所有支部均有代表參加，各代表攜提案30余種，經一度整理將意見相同者合并計得17種。大會討論了政治、軍事、各種重要問題，尤其對于中國革命性質問題有長時間之辯論，這是六次大會的特點。關于各種提案，因代表身負重責急需回部工作，不能逐一討論，乃決定移交新軍委討論執行。新軍委選舉最初由大會主席團提49人候選名單，經大會選定23人為六屆軍委委員，組織執委會進行一切工作，大會于15日閉幕。這次大會一切決定關系紅軍前途及邊界發展至巨。”

    紅四軍黨的“六大”一致通過了《政治問題決議案》、《問題決議案》、《軍事問題決議案》、《經濟問題決議案》、《紀律問題決議案》等5個重要文件。

    在《政治問題決議案》中，六次代表大會闡明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國內和國際形勢、蘇維埃運動的產生與存在、目前的政治任務等問題。決議案指出：“中國革命還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階段。這個革命的領導是無產階級，其內容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統治，完成中國民族之解放，對內推翻軍閥完成土地革命，將封建剝削關系消滅，使中國被壓迫群眾得到民權自由。”因之，紅四軍今后的任務為：擔負邊界各縣“負有影響二省革命運動的使命”，“建立布爾什維克的黨，領導群眾擴大民權革命運動，深入紅軍所到區域的土地革命，向四周發展以促統治階級的分崩離析”。

    在《問題決議案》中指出：“紅軍各級黨部，不應公開處理各種事務，竭力恢復秘密狀態，黨的機關可設置在各級士委會內”；“健全軍委，軍委須經常明了各支部的工作”，“經常成立政治訓練班，陶鑄工作人才”，“在戰斗中發展”；強調“連支委為紅軍黨的工作核心，黨代表則為此工作核心之負責者，并負有計劃督促政治工作之公開任務，在事實上目前黨代表制度不應取消”。這些均同中央6月4日來信的指示精神及紅四軍前委討論中央來信所作的決議相一致。

    在《軍事問題決議案》中，對建立軍事根據地，加強軍事根據地的建設，加強政治訓練，健全軍隊組織等方面的問題，均予以充分的注意，并作出了12項具體計劃；同時，還進一步強調了經濟公開、實行軍中的民權主義和加強組織紀律的重要性。

    參加“六大”的代表所提出的17項提案，如：健全軍事政治學校，優待敵軍俘虜，禁止盲目焚殺，保護中小商人利益，健全士兵委員會，派員和湘鄂贛紅五軍聯絡，整飭軍紀黨紀，屯積糧食于后方等，這些提案對紅軍和根據地的建設，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紅四軍黨的“六大”經過充分的討論，選舉產生了以朱德為書記的23人組成的第六屆軍委，即紅四軍軍委。對內是軍中黨的最高領導機關，隸屬于前委；對外即為邊界工農兵政府的軍事委員會，指揮紅軍及地方武裝。《決議案》對此未有記載，但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中曾記載說：“十一月十四日紅四軍第六次全軍大會，選舉二十三人組織軍委，五人為常委，朱德為書記。”其中的23人軍委委員名單，目前未見任何歷史文獻記載，難以確定。有人將湖南安化縣發現的23人軍委委員名單，視為紅四軍“六大”產生的名單，似為不妥。因為那份資料中的23人中仍有王爾琢、龔楚，而王爾琢已在“八月失敗”中犧牲，龔楚已派湘南特委工作，“六大”是絕對不會再選舉該兩人進軍委了。究竟是哪23人組成軍委，哪5人任常委，尚有待于發掘新的史料方可確定。

    紅四軍黨的“六大”，總結了紅軍半年多艱苦創業的斗爭經驗，明確了今后的任務，產生了新的領導機構，對紅四軍黨的建設以及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鞏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