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開展紅四軍的冬季整訓。

    1928年9月紅四軍回師井岡山根據地后，連續三戰三捷，重開了邊界的武裝割據局面。此時，國民黨內部取得暫時相安，各派軍閥混戰尚未爆發，江西反動軍隊屢戰屢敗，不敢貿然進犯，邊界出現了平和景象。

    在這種有利形勢下，邊界黨和紅四軍軍委先后于10月4日與11月13日召開了大會，分別對邊界的、軍事問題進行了討論，并作出決議。同時，根據中央6月4日來信，重組了前委，對邊界的各項工作進行了具體的部署。

    為了布置長期的斗爭，前委針對過去一年中，由于“轉戰千里七八個月未能得到休息的機會”，以及“迭經巨戰，黨委人材已傷亡殆盡”的狀況，依照中央6月4日來信指示“改造整理你們的軍隊”的精神，認為原來總想“找一個機會做改造和整理的工作”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的時機已經出現，有必要對部隊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整訓了。

    于是，1928年11月9日紅四軍占領永新縣城后，前委即指示留三十二團一營在永新觀察敵人動靜，其余紅軍主力全數返回軍事大本營寧岡，相應集中在寧岡的新城、古城、柏路、礱市一帶，開展冬季整訓。

    整訓的對象主要是紅四軍。但考慮到為增加和擴大紅軍力量，提高邊界地方武裝的素質，將蓮花等地的赤衛大隊，也調集新城參加整訓。

    整訓的內容有二：一是進行政治教育，二是開展軍事訓練。對此，畢占云回憶道：“為了粉碎敵人的軍事進剿，鞏固和擴大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前委決定紅四軍全軍進行整訓，時間大約在11月9日以后，天氣已經變冷了，地點在寧岡縣城和城郊。部隊分散整訓，有一個月左右，整訓內容主要是進行思想教育工作。整頓軍隊黨的組織，整頓士兵委員會，解決官兵之間、之間的矛盾。”“受訓時間是一個月，每天上午是軍事課，下午是政治課。我們不但學會了怎樣瞄準，怎樣和敵人兜圈子，瞅準機會一把抓，而且還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

    整訓工作在嚴格的要求下進行。為使部隊的軍事素質得以提高，訓練時參照蘇聯紅軍的戰法，利用地形地物練兵。主要練習隱蔽，練習跑步時背著槍，有時還背上石頭，爬山、搶山頭，訓練速度。由于彈藥緊張，實戰演習在工事里進行，找準目標再射擊。

    當時，部隊中悲觀失望和盲動急躁的現象仍未完全消除，因之，毛澤東常來給部隊作政治教育報告，意在“鏟除一般同志的機會主義思想和封建小資產階級思想，確定無產階級的人生觀”。

    在整訓時，為克服部隊中存在的“分團主義”，調整了二十八、三十一團的。時林彪為二十八團團長，何挺穎任黨代表（原為三十一團黨代表），伍中豪任三十一團團長（原為三十一團三營營長），何長工任黨代表（原為二十八團黨代表），朱云卿為軍參謀長。為擴充紅軍力量，將蓮花獨立團進行了改編，其中張威部編為軍部獨立營，營長張威，其余的編為蓮花縣赤衛大隊，指派紅軍連長夏炎擔任大隊長。

    整訓期間，聞金漢鼎3個團進駐永新，“為了保證這次紅四軍整訓的順利開展，牽制敵人及開辟蓮花、安福，重點是蓮花縣的工作，由我們特務營、獨立營（指畢占云、張威部——引者注）和蓮花游擊大隊一同去蓮花牽制敵人。同時，還組織了北路行動委員會。北路行委是由5個人組成，是在寧岡由前委任命的，何長工為書記”，以便在斗爭中進一步改造畢占云和張威兩部。

    整訓工作直至12月中旬即敵人第三次“會剿”前夕才結束。紅四軍的冬季整訓，雖然只有短短一個月，但整訓后部隊面貌煥然一新，全軍上下團結一致，政治、軍事素質都得到進一步提高，從而為粉碎敵人第三次“會剿”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是興建小井紅軍醫院。

    為了建設鞏固的軍事根據地，湘贛邊界黨的“二大”以后，毛澤東和邊界黨決定在小井再建一座紅軍醫院。

    “建立較好的醫院”的計劃由來已久。“隨著紅軍的不斷擴大，戰斗頻繁，傷病員逐漸增多，醫務所（茅坪、大井）就不適應了，根據這種情況，1928年5、6月間，毛委員決定把醫務所擴大，成立紅軍醫院，指派鄧允庭同志負責領導醫院的工作。醫院的經費由王佐負責解決，醫院下面分四個管理組，負責管理傷病員的醫療和生活。第一組、第二組設在大井村，第三組設在中井村，第四組設在小井村。”“七溪嶺戰斗后，毛委員又決定在小井街上建一棟醫院，計劃能住1000人。”

    由于“八月失敗”造成的嚴重后果，小井紅軍醫院的營建直至紅軍回師井岡山三戰三捷后才進行。鑒于當時的經費不足，在紅四軍中還進行了募捐。對此，肖明回憶說：“小井紅軍醫院是1928年9月26日部隊回到井岡山以后發動募捐興建的。大家愿意捐多少就捐獻多少，有捐3角、2角的，有捐獻1元的……一共捐獻大洋1000元。當然，光靠1000元大洋來修建一個醫院是不夠的，解決的辦法就是就地取材，自己上山砍杉樹做棟梁、鋸木板，用杉皮當瓦。小井醫院的房子是木頭結構的，當時的樓板是很粗糙的，屋頂也是杉皮蓋的，沒有倒板，從杉皮的縫隙間能看到天。1928年冬天已經很冷了，醫院的房子也建得差不多了，有二三十個輕傷員卷起自己的東西搬了進去，上面放上幾塊板子和稻草就成了鋪。以后大部分的傷病員都搬進去了，重傷員住樓下，輕傷員住樓上。”

    醫院的名稱，當年的特委書記楊開明在報告中稱“紅軍醫院”也有不少老同志回憶說是“紅光醫院”。

    據肖明、宋任窮、曾志等人回憶，醫院的院長為曹，黨代表是肖光球，后為曾志。

    小井紅軍醫院興建后，醫療條件仍然很簡陋。由于傷病員多了，醫生缺乏，西藥缺乏，醫療設施缺乏，一切全靠土法上馬，因陋就簡，甚至開刀鋸骨也用木鋸，用殺豬刀。因之，毛澤東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紅軍醫院建設在井岡山上，分中藥、西藥兩法去醫治，藥品及醫生之缺乏，問題很大。九月間有傷兵、病兵200多。最近永新一戰更加多了，現在醫院中連看護人員共有800多人，傷病兵不加顧惜，軍心就要動搖。要顧惜得好，設備和給養實在困難萬狀，湘省委久已答應辦藥，卻至今不見送到，仍祈中央及兩省委幫助送幾個西醫及一些碘片來。”

    由于敵人的經濟封鎖，傷病員的生活十分艱苦。“傷病員的伙食主要是紅米、南瓜和一些蔬菜。伙食標準比部隊高一點，部隊是5分錢，有時還沒有，傷病員有一角錢”。“一角錢的菜金，我們不能吃光，還要想辦法節余一點，將節余的錢，發給每個傷病員零用。”

    “雖然紅軍醫院生活很艱苦，治療條件很差，可是，紅軍傷病員的樂觀主義精神是很強的。他們經常會唱一些歌子來互相鼓舞。當時，傷病員里專門有青年干事負責大家的文娛生活和宣傳工作。”

    “毛委員非常關心紅軍傷病員。每打一次仗都會繳獲一些戰利品，有罐頭，鞋子、衣服之類。毛委員把其中最好的東西派人送到紅軍醫院，供紅軍傷病員使用。打土豪獲到的東西，毛委員也會派人送到醫院。毛委員還經常到醫院看望傷病員，向傷病員問長問短。”

    在毛澤東等軍中領導的關懷下，紅軍醫院的工作人員對傷病員表現出極大的耐心與愛心，紅軍傷病員也配合得很好，顯示出無比的堅強和團結。

    三是成立邊界防務委員會。

    為了加強軍事根據地的建設，湘贛邊界黨的“二大”以后，在茨坪成立了邊界防務委員會，由王佐任主任。

    邊界防務委員會，“開始叫防務處，后來才改稱防務委員會”。防務委員會的職責是：“負責籌備修工事的材料，負責后方糧食的保管，以及負責傷兵、醫院的管理。”陳正人：《毛澤東同志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偉大實踐》。防務委員會設立在茨坪農民李正龍家里。

    對防務委員會的工作，茨坪的革命老人羅冬祥曾有這樣一段敘述：“1928年七八月間（應為農歷——引者注），在房東李正龍的家里成立了防務委員會，在這以前叫防務處。防務委員會的主任是鄧允庭（應為王佐——引者注）。在防務委員會里有四五個副官專門管理東西，記得有一個叫楊副官。防務委員會經常調動三十二團二營和湘贛邊陲特別區工農兵政府發通知，有什么任務就通過特別區政府分配給下面的10個鄉。紅軍打仗，通過防務委員會動員群眾助戰；群眾打土豪、分田地，也通過防務委員會調遣紅軍支援。它是管理軍民政治、經濟的一個機關，在防務委員會里經常召開軍民聯席會議。除開會外，還登記、保存打土豪沒收來的油鹽、糧食、布匹、藥材等各種物質。1928年5月，打開永新城，一次挑來400多擔東西；打遂川時，光布匹就挑來300多擔。這些物質，都是通過防務委員會直接分配到紅軍各部和革命群眾。”

    軍事根據地是紅色區域的堅實基礎，在當時的井岡山、九隴山兩個軍事根據地中，井岡山軍事根據地是紅軍的最后根據地。因此，毛澤東和前委對此十分重視，建立防務委員會正是建設鞏固的軍事根據地一個重要舉措。

    防務委員會成立之后，在王佐的領導下，開展了一系列緊張的工作：組織群眾對五大哨口進行了修筑；設立了遞步哨，溝通山上山下的聯絡；組織人員修建了小井紅軍醫院；協助紅軍籌糧籌款；組織群眾挑糧上山等，為建設鞏固的軍事根據地作出了重要貢獻。因之，毛澤東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充滿信心地寫道：“山上要隘，都筑了堅固工事，紅軍醫院、被服廠、軍械處、各團留守處，均在其上。現正從寧岡搬運糧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給養（糧食與現款，最重要的是現款），敵人是打不進來的。”

    四是組織紅軍挑糧上山。

    按照湘贛邊界黨的“二大”關于建設鞏固的軍事根據地的決議，1928年12月間，邊界紅軍在井岡山上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挑糧運動。

    井岡山軍事根據地，“介在寧岡、酃縣、遂川、永新四縣之交”，東西南北方圓“共計五百五十里”，但“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軍糧全靠寧岡、永新、遂川三縣輸送”。因此，邊界黨決定：由寧岡縣委、縣政府負責籌集糧食，并在大隴、茅坪、新城、柏路設立糧食儲存點，保證紅軍儲備充足的糧食，以與敵人作長期的斗爭。寧岡，素有“一年耕而三年食”的盛譽。1928年土地革命勝利分田后，獲得空前的豐收。自寧岡縣工農兵政府征收土地稅以來，縣內農民踴躍交售，征糧比例高達20％。在極短的時期內，該縣便籌集了幾十萬斤稻谷，故毛澤東記載說：“至紅軍給養，米暫可從寧岡土地稅取得”，“現正從寧岡搬運糧食上山”。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

    從寧岡上山，到茨坪、大小五井，往返近百里，盡是羊腸小道，山高路陡，崎嶇不平，還要登上海拔1300余米高的黃洋界哨口。“這時候，山上很缺糧食，這是十分嚴重的問題。俗話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這樣多部隊和群眾，沒有糧食怎樣過日子，一定要想辦法克服這個困難。前委決定動員部隊到山下運糧上山，供給傷病員和留守在山上的老弱人員。這一指示下達后，同志們立即響應，軍首長和各級親自帶頭挑谷上坳。”“要守住井岡山，粉碎敵人的圍攻，除了構筑工事、練兵以外，還有一宗大事，就是儲備糧食。可是井岡山上產糧很少，供給山上的群眾還不夠，部隊吃糧、存糧，都得自己下山去挑。因此，在井岡山的那些日子，‘挑谷上坳’便成了我們的一項經常性的工作。從井岡山到寧岡茅坪，上下足有五六十里路。山高路陡，確實難走。每到挑糧那天，我們天一亮就出發，趕到挑糧的地方，有的用籮筐擔，有的用口袋背，裝的東西不夠，有的同志索性就脫下條褲子，把褲腿扎緊，滿滿地裝上兩褲腿，往肩上一搭。這樣挑的挑，背的背，翻山過坳，直到天黑才回到山上。”

    毛澤東、朱德、陳毅等軍中領導都親自參加挑糧上山運動。他們的行動，對挑糧運動鼓舞很大。“毛委員背糧上山”，一時傳為美談。楊至誠在《艱苦的歲月》中記敘說：“從山腳挑糧食到山上的五井，大約有30多里的山路，一天挑兩次。同志們不辭辛勞，累得汗流浹背。我和粟裕等同志挑著糧食到了半山上，放下擔子休息，不一會，就看見我們的營長胡少海，肩扛著整麻袋糧食，從山坡下走上來，他精神勃勃，看不出疲勞的表示。接著，來到半山上的人越來越多了，有的同志在唱歌，有的同志互相攀手勁，也有的同志把汗濕的衣服脫下來晾一晾。他們的背上有的磨起了紅塊，大泡小泡，而他們毫不在乎地說：‘不要緊，起點泡算什么？我們在槍林彈雨中都不怕，還怕這點泡泡！’這是多么英勇頑強的氣概啊！”

    在邊界軍民的努力下，井岡山軍事根據地內，糧食充足。有人說：“大小五井都堆滿了糧食，我估計足足可以吃三年。”

    在保衛井岡山根據地時發動的紅軍挑糧運動中，朱德身先士卒，不辭勞苦，親自參加挑糧上山運動。“朱德的扁擔”的故事，當時就成為湘贛邊界軍民廣為流傳、膾炙人口的佳話。

    當時，紅四軍的司令部及其直屬機關，已遷至寧岡的桃寮村，當軍部各單位指戰員得知要挑糧上山的消息后，都爭先恐后地爭著報名參加。軍長朱德也提出要親自去挑糧。朱德這時已年過40，這在紅四軍中算是“高齡”了，又是軍長，工作又忙，大家都勸他不要參加了，但朱德堅持要去。由于大家踴躍參加，一時挑糧工具奇缺，群眾家的裝運工具都被部隊借用一空，朱德便要軍需處長范樹德給他做一根扁擔。

    對此，范樹德回憶說：“我當即帶名勤務兵到桃寮村張家祠附近找到一個姓張的老板娘（當時紅軍對當地中年以上婦女的稱呼），用一個銅元向她買了一根毛竹。削成兩根扁擔，一根送給朱德同志，另一根我留著自用。在朱德同志的那一根上，我用毛筆在一端寫上‘朱德扁擔’，另一端寫上‘不準亂拿’八個字。”

    根據分配的任務，朱德所在的軍部是在寧岡的柏路儲糧點運糧上山。從柏路到井岡山，路程較茅坪、大隴上山更遠，路更陡。因此，紅軍戰士都是挑個三四十斤左右。按理，朱德年歲更大，更應少挑點，可他“挑糧時，擔子一頭是行軍時背米的三根白布米袋，另一頭是一個用粗厚布縫的北方人叫做‘捎碼子’的米袋，兩頭共計裝40斤，再加上他經常佩帶的一支德造三號駁殼槍和一條裝有約百發子彈的皮子彈袋，總共約四十六七斤”。戰士們見狀，怕累壞了他，便把他的扁擔“偷”藏起來，逼迫他休息。“藏扁擔的同志以為這樣一來，朱軍長就可以休息了，哪知道朱德同志卻另找了一根扁擔，并且用柴刀將扁擔削平一塊，寫上‘朱德的扁擔’五個字。從此，他的扁擔再沒有人‘偷’了。在軍長親自挑糧上山的鼓舞下，同志們挑糧的勁頭更足了。還編了這樣一首歌子：朱德挑谷上坳，糧食絕對可靠，大家齊心協力，粉碎敵人‘會剿’。”

    每當挑糧爬累了的時候，大家就用這首歌子互相鼓勁。在井岡山，我們雖然吃得不好，穿得不好，但因為我們有黨的領導，有毛澤東、朱德等同志靈活的作戰方法，有群眾的擁護，加之朱德同志與戰士們同甘共苦的精神和以身作則的模范行動，教育著全軍每一個人，更激發了同志們克服困難的信心。“從此，‘朱德的扁擔’和朱德軍長挑糧過黃洋坳的故事，就像長了翅膀一樣，傳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贛南、閩西的中央蘇區。全國解放以后，又傳到北京，傳遍了全中國。”

    五是建設兩個軍事根據地。

    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內，有兩個“軍事根據地”：“第一個根據地是井岡山，介在寧岡、酃縣、遂川、永新四縣之交。北麓是寧岡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黃坳，兩地相距九十里。東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縣的水口，兩地相距百八十里。四周從拿山起經過龍源口（以上永新）、新城、茅坪、大隴（以上寧岡）、十都、水口、下村（以上酃縣）、營盤圩、戴家埠、大汾、堆子前、黃坳、五斗江、車坳（以上遂川）到拿山，共計五百五十里。第二個根據地是寧岡、永新、蓮花、茶陵四縣交界的九隴山，重要不及井岡山，為四縣地方武裝的最后根據地，也筑了工事。”毛澤東：《井岡山的斗爭》。

    軍事根據地是進行武裝斗爭、保存和發展革命力量的戰略基地。井岡山和九隴山兩個軍事根據地山勢險峻，互為犄角，拱衛著井岡山革命革命根據地的大本營——寧岡。

    在四周白色政權之間，軍事根據地的存在具有很重要的意義。毛澤東曾根據邊界一年的斗爭實踐和經驗總結道：“在四周白色政權中間的赤色割據，山險的軍事根據地是不可少的。因為四周都是敵人，防御要向四面防御，非籍自然的山險以補助人力偶然的不足（如敵人最大最危急時），欲求在資產階級政權穩定的時候，赤色割據之長期存在，是很困難的。”毛澤東：《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

    這種認識的取得，經歷了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井岡山斗爭時期，革命根據地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往往這塊地方今天被我軍占領，明天又被敵人占去，后天我軍又奪回。這樣拉鋸式的你占我奪，我奪你爭，呈波浪式地發展。一場“八月失敗”，使根據地各縣縣城和平原之地盡失敵手，而軍事根據地卻依仗著山險始終在我紅軍手中。這一深刻教訓，終使邊界軍民充分認識到建立鞏固的軍事根據地的極端重要性。因此，1928年10月4日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作出了建設軍事根據地的決議，并提出了建設軍事根據地的措施：第一，修筑完備的工事；第二，儲備充足的糧食；第三，建設較好的醫院。

    邊界黨的“二大”以后，前委領導邊界軍民掀起了建設鞏固的軍事根據地的高潮。首先，對井岡山軍事根據地的五大哨口（黃洋界、雙馬石、八面山、砂沖、桐木嶺）進行了工事加固；其次，儲備了充足的糧食；再次，建設了小井紅軍醫院。經過廣大軍民的努力，井岡山軍事根據地顯得更加鞏固。

    在建設井岡山軍事根據地的同時，對九隴山軍事根據地也進行了建設。九隴山，距寧岡礱市及永新三灣各約30里，山中的上九隴、下九隴、蔡家田、漿山、大亞山等均系客籍山民。因地勢復雜、山高林密，亦常為散兵游勇和土匪的出沒之所。8月后，寧岡縣委下轄東南、西北兩特委，西北特委即以九隴山為基礎，領導開展群眾游擊戰爭。邊界黨建設九隴山軍事根據地的號召發出后，西北特委即發動群眾配合紅四軍三十一團一營二連，修筑工事，儲運糧食，開設醫院，使九隴山成為邊界地方武裝割據的最后根據地。

    1929年1月，湘贛兩省敵軍向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三次“會剿”，守山紅軍和邊界各縣地方武裝分別憑借著這兩個軍事根據地，與敵人展開了殊死的鏖戰。兩個軍事根據地成為湘贛邊界黨和紅軍以及地方武裝的重要活動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