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農民地位的變化。

    地處羅霄山脈中段的邊界各縣農民，與全國的農村農民一樣，飽受著三座大山的壓迫。地主豪紳階級憑借著其封建的土地所有權，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邊界的土地狀況，大體說來，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農民手里。分別來說，贛邊以遂川為最集中，約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約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萬安、寧岡、蓮花自耕農較多，除萬安情形此間無直接調查外，寧岡、蓮花兩縣土地雖說自耕農不少，然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較多數，約百分之六十與四十之比。湘邊茶、酃兩縣相差不遠，約百分之七十在地主手中。”

    由于土地高度集中，農民普遍缺地少田，為此，不得不向地主租種。而地主則憑借土地資本，向農民巧取豪奪。在邊界，地主剝削農民的手法基本有三：一是收“活租。”即“禾熟時地主與農民同往禾田，農民把谷子打下和地主對分，雙方各半，地主部分要農民送到他家里。”有些地方還往往高出50%，有60%、70%、甚至80%的。二是收“死租”。佃農每年按契約規(guī)定向田東繳納一定數量的租谷，不分豐年歉年，照收不誤。這種定額“死租”，所索取的數量也往往在50%以上。三是名目繁多的“附加租”。美其名曰：吃新禮、過年禮等；甚至地主家有紅白喜事，佃農都要前去幫忙，送禮打點，以祈求土地的延期租種。

    在這般殘酷的盤剝下，大多數佃農往往一年到頭辛辛苦苦，可“禾鐮掛上壁，屋內沒米吃”。在青黃不接的時日，全家人只好吃野菜、蕨根、“雷公屎”（一種藻類寄生物）、“神仙土”（即高嶺土）了，其貧苦到了極點。然而，由于“邊界的經濟，不但是農業(yè)經濟，且還在杵臼時代（山地大概都是用杵臼做米，平地方有許多石碓）”山區(qū)雖受資本經濟的侵蝕較遲，日常生活程度頗低，廣大農民不僅缺田少地，而且沒有文化，加上地處偏隅，顯得十分落后；故廣大的山區(qū)農民反抗精神不強，只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于本命，安貧守道，認為是命中注定，只有受苦了。

    基于這種情況，在井岡山斗爭時期中，不少地方的農民，“對于革命的認識，政權的認識，工農的武裝的認識，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的認識……發(fā)育得要慢些”，“他們有許多是不滿意或懷疑革命的，所以有些農民有‘國民革命軍也好，工農革命軍也好，橫直老百姓吃苦’的話，有些說‘從前要抽捐稅，現在還不是要抽土地稅’？”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針對這種現象，毛澤東領導工農革命軍進行了艱苦細致的工作，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教育農民，解放農民：一是頒布了工農革命軍的“三大任務”、“三項紀律、六項注意”。工農革命軍官兵大力開展政治宣傳教育，宣傳黨和紅軍的宗旨、任務，號召廣大貧苦農民投身革命陣營，謀求翻身解放。同時，強調軍隊紀律，做到秋毫無犯，使農民看到一支真正的自己的軍隊；二是組織打土豪、分浮財的游擊暴動。紅軍每打下一個地方，就發(fā)動農民打土豪、分浮財，既讓農民得到實惠，又為部隊籌款，還可造成群眾與黨的基礎；一俟條件基本成熟，即幫助農民建立紅色政權。三是廣泛開展土地革命運動。農民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要真正地爭取和解放廣大農民，就必須代表農民的根本利益，徹底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讓農民獲得生存之本——土地。

    湘贛邊界各縣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期間，各縣黨組織都曾領導當地人民開展過打土豪、燒田契的斗爭，廣大農民甚為擁護，投入了斗爭的洪流，沒想到，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了，農民受壓迫的狀況依然如舊。為此，毛澤東在1927年冬，就派出胞弟毛澤覃到寧岡大隴喬林村進行土地革命試點；1928年春毛澤東本人也來到永新塘邊進行試點。工農革命軍在湖南酃縣中村時，還進行了插牌分田。在不斷取得土地革命斗爭經驗后，在1928年5月21日召開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會議上，毛澤東布置了“深入割據地區(qū)的土地革命”的任務，從而拉開了邊界土地革命的大幕。為使這場土地革命進行得更深入，毛澤東還指示從部隊抽調了許多紅軍，戰(zhàn)士深入各地，幫助進行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最早在根據地的中心區(qū)域寧岡進行，然后逐步擴展其他各縣。從邊界“一大”始到1928年10月，邊界各地普遍開展了大分田運動。在此基礎上，邊界黨形成了一條基本完備的土地革命路線，即“農村斗爭整個策略是：團結貧農，抓住中農，深入土地革命，厲行赤色恐怖，毫不顧惜地殺戮地主豪紳及其走狗，用赤色恐怖手段威脅富農，使其不敢?guī)椭刂麟A級”。

    經過土地革命，廣大農民砸爛了幾千年來的封建枷鎖，擺脫了被統(tǒng)治的地位，成了社會的主人，大大地激發(fā)了革命和生產的積極性，農民得到了真正的翻身解放。

    1928年的秋天，根據地獲得了農業(yè)大豐收。“寧岡縣的糧食比哪一年都好，大增產，為感謝紅軍，寧岡人民都踴交公糧，支援革命。”轉引自《中央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長編》（許毅主編）采訪資料。這年的土地稅，“寧岡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辦法多收半成”，寧岡廣大農民毫無怨言。寧岡縣東沅鄉(xiāng)麻上村的農民邱祖法，紅軍上山前，祖宗三代都靠租種地主的田，一還租就所剩無幾了，吃了上餐愁下餐。土地革命后，分到了10多畝土，秋收獲得谷子3500多斤，他完上土地稅后，又多交了1000斤，超過規(guī)定的42%！從邱祖德的身上，可以看出農民翻身解放后對革命的忠貞和對共產黨的熱愛。

    翻身后的農民政治熱情，還突出地表現在廣大農民積極參軍參戰(zhàn)，支援紅軍。井岡山時期的許多重要戰(zhàn)斗（如龍源口大捷、永新困敵、黃洋界保衛(wèi)戰(zhàn)等），都是廣大農民群眾積極參戰(zhàn)支援的結果。在第三次反“會剿”失敗后，“剿匪軍用軟硬兼施的手段，征服山上的群眾，房子燒了，群眾首領殺了”，廣大的農民除“無所依歸，迫不得已，以致反水”外，大多數“表現很好，并無反水的現象，還是很堅決的，沒有發(fā)生什么影響”，“都認清了反動派的欺騙民眾的真面目”，從而“各地群眾日益革命化”，足見農民得到解放后，對革命和共產黨真心擁戴的程度。

    2.婦女的解放。

    千百年來，廣大農村婦女除了飽受政治上“三座大山”的沉重壓迫之外，還戴上了封建制度遺留下來的“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的精神枷鎖，受盡了政權、族權、神權、夫權的蹂躪。她們在外沒有政治權利，在內沒有人格權利，屈從于封建禮教的重重束縛，一直被壓在社會的最底層。

    湘贛邊界的婦女尤甚。由于地處偏隅，各縣在19世紀初基本上沒有女子學校，即使有錢人家的女子要讀書，也只能送到吉安、南昌、長沙等大地方去，故湘贛邊界各縣的婦女完全沒有文化。然而邊界各縣的婦女并沒有被封建制度所湮滅，她們勤勞、樸實、勇敢，在大革命的浪潮中爭自由、求解放，打碎了封建枷鎖，成為革命的生力軍。

    在寧岡，出身官家富紳的女青年楊杰、劉懿、龍佩云，高舉反封建的大旗，組成宣傳隊，深入城鄉(xiāng)，向廣大婦女進行宣傳，號召婦女放腳、剪髻，提倡男女平等，爭取人身自由。在她們的帶領下，廣大婦女奮勇而起，紛紛上街游行、唱歌、演說，學知識、學文化。在共產黨人龍超清等的支持下，寧岡辦起了婦女工讀學校，楊杰兼任學校校長。她們既學文化又做工，從吉安引進幾臺編織機，學編毛巾、襪子。1927年1月，龍超清、劉輝霄、袁文才等領導推翻了寧岡縣衙、成立了寧岡縣人民委員會后，寧岡縣婦女代表大會召開，成立了寧岡縣婦女解放協(xié)會，選舉楊杰為主任。

    解放了的寧岡勞動婦女，學習努力，生產積極，斗爭勇敢。新城土豪龍泮生惡毒攻擊婦女解放協(xié)會，婦女協(xié)會得知后，大家一合計，把龍泮生抓住戴高帽子游街，大滅了地主豪紳的威風。有一次，寧岡縣人民委員會想打新城謝瑞庭的土豪，考慮到他家墻高院深，稍有動靜，他都有可能及時轉移貴重物品。婦女解放協(xié)會委員謝寶蓮主動請纓，利用侄女的身份賺開大門，袁文才率農民自衛(wèi)軍一擁而入，把謝瑞庭的金銀細軟全部繳獲，隨后又將其倉庫中的谷物、茶油、臘肉全部挑走，分給當地貧苦百姓和充作農民自衛(wèi)軍軍需。

    1928年2月21日寧岡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后，婦女解放協(xié)會改稱為婦女委員會，重新選舉了龍佩云、劉爰秀、陳春英、謝寶蓮、尹順安、劉懿等為委員，龍佩云任主任。隨后，各區(qū)、鄉(xiāng)都成立了婦女委員會。因為寧岡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中心，婦委會組織了宣傳隊、洗衣隊、擔架隊等，積極為紅軍送茶飯、洗衣服、做軍鞋、削竹釘、搞運輸、看護傷病員、探聽敵情，起了很大的作用，涌現了許多英雄人物。茅坪鄉(xiāng)婦女主任聶槐，在1929年初第三次反“會剿”失敗后，經常為堅持在深山老林的紅軍送米送鹽，由于一些方法不斷重復使用，被敵人識破，不少交通員被捕。聶槐在又一次接到組織命令后，苦思冥想，終于想出了一個巧計：即把鹽溶于水，將棉衣把水吸干，然后烤干穿在身上。她用這個方法多次成功地完成了任務。由于她時常外出，引起敵人注意，被國民黨反動派抓捕。聶槐面對酷刑，堅貞不屈，最后壯烈犧牲，年僅21歲。她的英雄壯舉，成為電影《閃閃的紅星》潘冬子的原型。

    在茶陵，婦女們也積極走出家門，投身革命。她們在共產譚道瑛（出身于士大夫家庭，曾求學于長沙稻田女子師范學校）的領導下，于1926年7月組織成立了茶陵縣女界聯(lián)合會，倡導婦女剪發(fā)、放腳，摒棄陋規(guī)惡習，積極參加打土豪活動；開創(chuàng)女性上學新風，辦起了茶陵縣女子學校，后正式稱作“湖南私立云陽職業(yè)學校”，開設語文、織工等課程，并接受共產兼課傳授馬克思主義思想。“馬日事變”后，學校被迫解散。革命轉入低潮，茶陵婦女界的斗爭仍未停止。1927年11月工農革命軍攻克茶陵，成立茶陵縣工農兵政府后，婦女革命斗爭再度掀起。年底，茶陵縣游擊隊上了井岡山，其中茶陵縣工農兵政府婦女部的陳叔同等幾位女性一同上山，陳叔同還分配到設在茅坪的前委擔任工作人員。留在茶陵堅持斗爭的譚道瑛，不幸因壞人告密被捕，1929年春被敵殺害于長沙瀏陽門外識字嶺。

    在酃縣，曾在衡陽省立第三女子師范學校求學的女學生凌翠貞，接受進步思想，加入了共產黨，于1926年受中共湘南特委派遣，回家鄉(xiāng)從事婦女運動。在中共酃縣特別支部的領導下，1927年1月成立了酃縣婦女協(xié)會，凌翠貞任會長。她們在各地組織宣傳隊，倡導男女平等、男女平權，實行放足、剪髻，禁止虐待女孩和抱養(yǎng)童養(yǎng)媳。在凌翠貞等領導下，短短半年時間，全縣有24個區(qū)、48個鄉(xiāng)相繼成立了婦協(xié)組織。廣大婦女的革命熱情如火山一樣噴發(fā)，向著封建勢力和舊觀念發(fā)起了沖擊。她們創(chuàng)辦了酃縣職業(yè)學校，實行男女兼收，打破了“男女同校不成體統(tǒng)”的禁錮。酃縣農民自衛(wèi)軍成立時，凌翠貞又領導組織一批婦女成立婦女小隊，積極參加打土豪除官紳的斗爭。

    在蓮花，1926年9月，在北伐軍的幫助下，成立了蓮花縣行政委員會和國共合作的蓮花縣黨部，組建了工會、農會、婦女會等革命群眾組織，進步女青年顏清珍當選為婦女會執(zhí)行委員。顏清珍積極帶領蓮花婦女群眾，參加與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反動資本家面對面的斗爭。在斗爭中，顏清珍于1927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馬日事變”后，蓮花縣大土豪李成蔭與革命勢力對抗，顏清珍與縣內的共產朱繩武、朱亦岳、陳競進等一起，冒著生命危險，日夜奔走于全縣各地，召開各類會議，揭露國民黨右派的陰謀，號召革命人民堅持斗爭，并于5月奪回了被右派控制的縣城，摧毀了李成蔭的所謂“新黨部”。6月間，中共江西區(qū)委派梁明哲、方志敏來蓮花巡視工作，在蓮花九都新城召開大會，顏清珍組織大批婦女參加會議，當夜還組織100余名婦女聆聽方志敏作報告。廣大婦女聽后，紛紛表示擁護共產黨主張，實行男女平等平權，廢除一切不平等禮教。1928年6月蓮花縣工農兵政府成立，顏清珍當選為縣婦委會主任（后為縣委婦運部長），積極協(xié)助其丈夫劉仁堪（蓮花縣工農兵政府主席）帶領全縣人民英勇斗爭。1929年5月，由于叛徒出賣，夫妻雙雙落入敵手，壯烈犧牲。

    在永新，婦女解放運動更為出色。在大革命的浪潮中，永新女界就涌現出兩個著名女英雄——賀子珍、賀怡姐妹倆。在永新“6·10”反革命政變后，已是吉安婦委主任的賀子珍，雖尚年輕，但沉著穩(wěn)健，積極會同已撤至吉安的劉真等人會商后，偕尹鋒等奔赴寧岡，聯(lián)絡袁文才、王佐及安福、蓮花農民自衛(wèi)軍，合攻永新，于7月18日攻克永新，救出了被關押的賀敏學、胡波等80余名革命與群眾，爾后毅然隨兄長賀敏學一起上了井岡山，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第一個女共產、女紅軍戰(zhàn)士，隨后分配在前委機關工作，成為毛澤東的親密戰(zhàn)友。

    婦女的解放，為中國革命鍛造了一支雄厚的有生力量。在井岡山斗爭中，活躍著賀子珍、伍若蘭、彭儒、吳仲蓮、康克清、曾志、段子英等一大批知名巾幗英雄。她們，有的一路征戰(zhàn)，直至新中國成立，仍披肝瀝膽，為國為民，鞠躬盡瘁；有的為了崇高的事業(yè)，貢獻了年輕的生命；有的甚至連姓名也沒有留下。

    3.社會各階層的變化。

    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chuàng)建過程中，除了社會階層的主體——農民、社會人口的母胎——婦女得到了翻身解放，接受了共產黨主張，走上革命道路外，其他各階層同樣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軍隊士兵等表現尤為突出。

    工人階級：湘贛邊界各縣地處偏隅，“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一切落后”，基本上沒有近代民族工業(yè)和產業(yè)工人，只有一些與人民生活緊密相關的鐵業(yè)、篾業(yè)、泥木業(yè)、船業(yè)、服務業(yè)及小作坊等手工業(yè)和小產業(yè)工人。在北伐戰(zhàn)爭的勝利進軍中，湘東、湘南、贛西的小產業(yè)工人配合北伐軍開展了一系列的斗爭，在大革命的熱潮中得到了熏陶與鍛煉。井岡山斗爭時期，他們在共產黨的領導和紅軍的影響下，與廣大貧苦農民站在一起，投入了火熱的“工農武裝割據”的偉大斗爭，成為一支重要的生力軍。其變化與貢獻主要表現在：

    一是積極參軍參戰(zhàn)。在秋收起義的部隊中，第二團的組成力量基本上是安源工人糾察隊和礦警隊，后雖被打散，仍有100余人上了井岡山。1928年5月，劉型、張汝泉又率醴陵和安源工人近百人上到井岡山，被編入紅四軍三十一團。在湘南起義的農軍中，均有各縣的工人參加。據宜章、郴縣、耒陽、安仁、嘉禾、資興、桂東、汝城等縣不完全統(tǒng)計，參加工農革命軍的工農有7萬多人，其中參戰(zhàn)的工人有6900多人，工人參軍的有2461人。引自《湘贛革命根據地工人運動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二是投身軍需生產。井岡山的斗爭異常激烈，這些工人成分的紅軍戰(zhàn)士，表現英勇頑強，貢獻出許多聰明才智。1928年1月打下遂川時繳獲了6架縫紉機，可運回桃寮被服廠后，那些請來的縫衣工人誰也不會用。毛澤東即在部隊中找了林善賓、羅華曙、吳千金、賀世喜、王志兵等6位會踏縫紉機的工人戰(zhàn)士充任骨干，林善賓還當了被服廠廠長。紅四軍軍械處的開辦，也得力于水口山鉛錫礦工出身的戰(zhàn)士。他們因陋就簡，不僅會修理壞槍，還造出了“來火槍”、“單響槍”。他們都為根據地的軍需供給作出了很大貢獻。

    三、擁軍擁政，支援革命戰(zhàn)爭。1927年11月，工農革命軍打下茶陵后，開始沒有很好發(fā)動群眾，忽視了工人的作用。后來根據毛澤東指示，廣泛發(fā)動廣大工人農民起來參加革命斗爭，恢復了茶陵縣工會和各個分工會，并推舉印刷工人譚震林當工會主席和縣工農兵政府主席。縣政府派出工作隊，深入鄉(xiāng)村，幫助各地恢復農民協(xié)會，成立了工人糾察隊。工人糾察隊平時配合農民赤衛(wèi)隊站崗放哨，戰(zhàn)時，則支援工農革命軍作戰(zhàn)。1927年12月中旬茶陵豪紳頭目譚省吾、羅兆鵬糾集反動武裝200多人進攻紅色政權時，工農革命軍正面阻擋敵人，茶陵縣委和政府率工人糾察隊隱蔽在河對面的定靈寺，從側面進攻，一舉擊潰來犯之敵，繳槍20余支，有力地保衛(wèi)了新生的紅色政權。1928年1月5日工農革命軍攻克遂川縣城時，由于敵人造謠、誣蔑革命軍，使不少市民受到蒙蔽，革命軍進城后，一片冷冷清清。后來，遂川篾業(yè)工人蔣世良等積極宣傳共產黨的宗旨，宣傳工農革命軍攻打遂川的目的，很快將遂川工人發(fā)動起來，恢復了商業(yè)、船業(yè)、木業(yè)、排業(yè)、作坊業(yè)等工會，還組建了遂川縣工人赤衛(wèi)隊，蔣世良任隊長，譚震林任黨代表。他們白天下鄉(xiāng)宣傳，晚上在縣城擔任值勤，成為遂川縣一支堅強的武裝力量。

    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主要指中小商人、小業(yè)主、小作坊主等，屬于“中間階級”。在井岡山山斗爭中，對小資產階級中間階級的問題，是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中央及湖南、江西省委對此沒有一個明確、具體的政策界定，全靠前委、特委自己摸索。對此，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感嘆道：“全國革命低潮時，割據區(qū)域最困難的問題，就在拿不住中間階級。”盡管如此，毛澤東領導前委和特委，在對待小資產階級這個問題上是做得比較好的，提出了保護中小商人和“一個紅棗也不能動”的工商政策。其中最突出的體現在遂川草林圩場的工作中。

    草林，是遂川四大圩場之一，群居著600多戶人家，近200家店鋪。大多數是中小商人。這些中小商人的資本很小，主要經營一些生活用品、手工業(yè)產品和土特產品。他們既受國民黨反動派苛捐雜稅的壓榨，又受大地主豪紳、大資本家的盤剝，經濟命脈基本上受當地的“土霸王”黃禮瑞的控制。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指示在草林發(fā)動群眾的羅榮桓，耐心做好群眾工作，嚴肅部隊紀律，做到秋毫無犯，區(qū)別不同對象，保護大多數中小商人，鎮(zhèn)壓黃禮瑞、郭朝宗等大資本家。羅榮桓、曾士峨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查封了黃禮瑞、郭朝宗在草林的各種商號、當鋪、煙館、妓院，繳獲了大量物資。事后，毛澤東親自趕到草林，召集群眾大會，將工農革命軍的保護中小商人的政策向群眾作了宣講。他在會上說：“我們工農革命軍的宗旨是為天下勞苦大眾謀幸福的。據我們了解，你們草林圩有114家店鋪，大資本家只有16家，中等資本的只有11家，小資本的84家。資本大的都是黃禮瑞、郭朝宗、劉漢青、胡海清幾個人開設的，他們既是大土豪，又是大奸商，他們才是我們打擊的對象。至于中小商人，我們的政策是保護的，一粒鹽、一寸布也不動，不罰款、不抽稅，允許自由貿易，保障合法經營，請商家放心。”遂川縣黨史辦采訪資料。到會的群眾和中小商人聽后，十分欣慰。工農革命軍因此得到了廣大中小商人和群眾的擁護。

    對此，毛澤東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記載說：“對小資產階級的政策，我們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較地執(zhí)行得好的……在遂川特別收到了好的效果。縣城和市鎮(zhèn)上的商人不畏避我們了，頗有說紅軍的好話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為市，三天一次），到圩兩萬人，為從來所未有。這件事，證明我們的政策是正確的了。豪紳對人民的稅捐很重，遂川靖衛(wèi)團在黃坳至草林七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稅，無論什么農產都不能免。我們打掉靖衛(wèi)團，取消了這些稅，獲得了農民和中小商人全體的擁護。”為了使對小資產階級的政策深入人心，1929年紅四軍黨部還專門發(fā)布了《告商人及知識分子》文告，明確提出了“保護中小商人”的口號。同時，在《紅軍第四軍司令部布告》里寫道“小資產者，稅捐極重……城市商人，積銖累寸，只要服從，余皆不論。”正是有了這樣的好政策，共產黨和紅軍才得到了小資產階級的衷心擁護。根據地廣大中小商人積極參市納稅，籌款籌糧，溝通赤白貿易，活躍集市經濟，成為維護紅色政權的重要力量。

    軍隊士兵：毛澤東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說：“紅軍的來源，約分下列六項：（1）潮汕葉賀舊部；（2）武昌警衛(wèi)團；（3）瀏平農軍；（4）湘南農軍及水口山工人；（5）許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吳尚、熊式輝各部的俘虜兵；（6）邊界各縣工農分子。前四項是基干，但賀葉舊部、警衛(wèi)團、瀏平農軍，因經過一年多無數次的戰(zhàn)爭，損失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不過三分之一。即湘南紅軍，在邊界八個月的斗爭，傷亡數目亦很大。所以前四項雖然至今因其質量之健全，猶是紅軍第四軍的基礎勢力，但數量上比例，已遠不如后二項了。后二項又以各軍俘虜為最大數量。”“別人的兵要訓練半年一年才打仗，我們的兵，昨天入伍今日就要打仗，簡直無所謂訓練。”“因死傷太多，往往昨日從敵軍俘虜過來，今日即要他當排長、甚至當連長。今年二三月間的俘虜兵，現在有當了營長的。”按理，如此的兵士結構，是很難以對付武裝到牙齒的反動軍隊的。同時，紅軍的物質生活，極其菲薄，<u></u>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錢的油鹽柴菜錢，吃的是紅米飯、南瓜湯，有時甚至靠野菜充饑，到了嚴冬仍穿著兩件單衣。然而，紅軍卻戰(zhàn)之必勝，越打越強，越打越多。這是什么原因？關鍵就在于在軍隊中實行了民權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穿吃一樣，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言論之自由，繁縟禮節(jié)之廢除，經濟之徹底公開”，所以，紅軍的士兵，特別是俘虜兵，“他們一到我們的軍中一看，完全另有天地，與他們原來的社會，完全兩樣，好似黑暗中找到了一線光明，他們的精神上當然是愉快的。常聽到俘虜過來的士兵說：‘我們在軍閥軍隊中受了官長的反宣傳，說你們（紅軍）是如何的殘酷，見人就殺，及到此一看，才知道完全不是這樣的。’而且‘你們這種平等自由，是我們做夢也想不到的’”。所以，毛澤東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總結說：“同樣一個兵，前日替敵軍打仗不如今日替紅軍打仗之勇敢，乃是這種民權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座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熔化。”“徹底的民權主義之施行于軍隊，將是破壞中國封建雇傭軍隊之重要政策。”紅軍中這種“徹底的民權主義”，實質上就是軍隊中的民主制度。正是依靠軍隊中的“民權主義”、民主制度，井岡山時期的國民黨投誠部隊畢占云、張威兩部的政治素質得到了很大的改造和提高，精神面貌發(fā)生了重大變化，部隊摘掉了“雙槍兵”的帽子，丟掉“煙槍”，拿起鋼槍，赤誠勇敢，成為邊界武裝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張威1930年在大余戰(zhàn)斗中英勇犧牲，畢占云后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將領，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4.社會陋習的改變。

    湘贛邊界各縣地處偏隅，“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一切落后，封建宗法思想充滿鄉(xiāng)村，農民做夢也想不到機器工業(yè)是一個什么樣兒，是一回什么事，帝國主義到底是一回什么事。”正是由于落后、封閉的原因，邊界各縣民間陋習名目繁多，有些顯得愚昧、丑惡。其社會陋習主要有：

    首先是賭博。賭博，是千百年來遺留下來的企圖不勞而獲的不良行為，是懶惰的最高形式。按理，在戰(zhàn)爭年代，到處餓殍遍野，廣大農民家境破落，該是循規(guī)蹈矩了。可是，恰恰相反，邊界各縣賭博之風一直盛行不衰。其中，有富人之間的比勢賭，有窮苦百姓的“尋財”賭，有流氓無產者與有錢人的“斗智”賭，有兵痞與地痞的“玩命”賭等等，不一而足。

    二是吃鴉片煙。北洋軍閥統(tǒng)治期間主張種鴉片煙苗以抽稅籌款，一時，各縣竟改糧田為種煙苗，此后城鎮(zhèn)煙館林立。大革命時期，各縣農民協(xié)會曾采取禁煙措施，取得顯著效果。然大革命失敗后，吸煙賣煙又死灰復燃。

    三是買賣婚姻。包括托人說媒、指腹為婚、抱養(yǎng)童養(yǎng)媳等。由于婚姻制度的不平等，富豪納妾蓄婢，窮漢無力娶親，夫權至高無上，婦女毫無人權。

    四是迷信。湘贛邊界各縣由于地處偏隅，受先進思想較少，缺乏文化科學知識，廣大的農民群眾認識不到貧窮是剝削的結果，反認為是自己“命苦”，因而迷信盛行，敬神、拜佛、看相、算命等，祈求上蒼降臨福祉，避災驅邪。

    五是尊崇宗法禮教。湘贛邊界各縣，“社會組織，大多是聚族而居。因為一般的落后，國民革命時代的民權革命在工農群眾中影響很少，所以革命的元素在鄉(xiāng)村城市中要少于封建勢力（指紅軍走以前）。可以說封建宗法的勢力，要較革命勢力雄厚”。當年邊界特委書記楊開明的這番話是有根據的。邊界各縣境內各姓均擁有宗祠，大姓還有總祠、房祠，有錢人有家祠。凡宗祠均有田產，有的還有山林、池塘，具有一定的經濟基礎。族有族規(guī)、族長。族長一般由富有的鄉(xiāng)紳充當，執(zhí)掌族規(guī)，主管族產，處理族內外的紛爭等，擁有極高的權利。這些族長或酋事，往往與地主豪紳勾結一氣，把手中的權利變?yōu)殒?zhèn)壓貧苦農民的武器，稍有不是，輕者責杖，重者沉潭。

    在第一次大革命的浪潮中，上述陳腐落后的封建陋習受到很大的沖擊。在共產黨人的領導下，各縣普遍建立了農民協(xié)會、工人協(xié)會、婦女協(xié)會、青年學生會等群眾組織，滌蕩各種封建社會陋習。農民協(xié)會首先對賭博、吸鴉片開刀。各地農協(xié)積極取締賭博，對賭徒進行教育，對賭棍罰款、游鄉(xiāng)，沒收煙具，燒毀鴉片，強制戒毒。一時，賭博和吸鴉片的現象銷聲匿跡。與此同時，宗法禮教、迷信活動、買賣婚姻，也同樣受到批判和打擊。在寧岡，袁文才領導農民自衛(wèi)軍一股腦兒將茅坪象山庵、白云寺里的菩薩打掉，神像燒掉。在永新，賀子珍、賀怡帶領秀水小學的學生，也把城隍廟的菩薩打了。酃縣、茶陵、遂川、蓮花縣的共產黨人，也領導農民協(xié)會向宗法禮教、迷信場所開刀。在大革命狂風暴雨之中，邊界各縣婦女得到解放。她們紛紛放小腳、剪髻子，爭民主，爭自由，走出家門，上街宣傳，參與打土豪，燒地契的運動。大革命失敗后，各地的革命形勢一落千丈，邊界各縣政權重又落到國民黨右派手中；于是，被蕩滌一清的民間陋習重又沉渣泛起。

    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chuàng)建過程中，以毛澤東為領導的前委、特委，領導邊界各縣黨組織，再一次對封建陋習進行了一場革命。在轟轟烈烈的土地革命運動中，沒收了宗祠的山林田產，清算了族長們的劣跡，廢除了買賣婚姻，實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提倡婚嫁簡樸、節(jié)約。禁止賭博，打擊有劣跡的賭徒、賭棍。對吸鴉片者，縣、區(qū)、鄉(xiāng)蘇維埃政府規(guī)定：凡吸鴉片者，自動到蘇維埃政府報告，限期戒絕；否則拘留，強制戒毒，階級異己者則加以重罰；并發(fā)動少先隊、兒童團暗中訪查，發(fā)現后沒收賭具、煙具，予以罰款。這些舉措，在《寧岡縣第三區(qū)第八鄉(xiāng)蘇維埃布告》依然可見：“本府現已成立，從今奪取政權。肅清反動革命，隱藏罪亦牽連。打倒封建勢力，嚴禁賭博洋煙。”在遂川縣工農兵政府《臨時政綱》中也可以看到類似內容。

    經過湘贛邊界及各縣工農兵政府的努力工作，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所屬各縣的社會風氣均出現了嶄新的變化。封建宗法制度被摧毀了，工農群眾的政治地位根本改變了，賭博、抽鴉片銷聲匿跡了，迷信之風大為減少了，廣大婦女解放了，婚姻自由了，男女平等了，婦女越來越多地走出房門、離開灶臺、參加革命斗爭了。邊界各縣涌現出許許多多公而忘私、舍生取義的英雄人物，如：謝甲開、劉仁堪、劉寅生、吳月娥、聶槐、曾寶華、范家駒等等，不勝枚舉。湘贛邊界各縣社會陋習的改變，有力地推動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革命事業(yè)的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