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進一步打破湘贛兩省敵軍嚴酷的經濟封鎖，解決紅軍的給養，活躍邊界的經濟，毛澤東和邊界黨領導邊界軍民在井岡山上井村創辦了一個造幣廠。

    上井造幣廠是在1928年5月下旬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成立以后，在邊界原有的“謝氏造幣廠”的基礎上創辦起來的。

    20年代初，廣東龍川縣有個銀匠世家，在兵荒馬亂中，兄弟謝榮珍，謝榮光（又叫謝火龍）等遷徙到江西遂川的五斗江避難，后又移居東坑村。謝氏兄弟不善務農，便利用造銀器的特長，在東坑偷偷玩起了造“花邊”之事。開始，不敢貿然從事，造一點用一點，靠此以假亂真，維持生計。后來，兄長去世，家當由其弟掌管。這謝火龍更為靈光膽大，他廣收銅板，加以少量銀質，造出了“銀色銅”的假銀元。派人成捆成擔地挑到廣東、湖南及江西等邊遠山區變售，竟獲巨利。后來，官府發現謝氏造假銀元，便下令取締，并通緝謝火龍。謝又將“花邊廠”移到永新縣牛田村，繼續生產，后終因官府查緝甚嚴，被迫停業。王佐拉起綠林軍后，聞知此事，大膽把謝火龍接上山來，專造“花邊”，以供綠林軍用。毛澤東部上山后，便停造了。1928年5月下旬，袁文才任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主席，他目睹湘贛兩省敵軍的經濟封鎖造成的嚴重困難，想起王佐曾辦了個“花邊廠”。于是，請示毛澤東及邊界特委同意后，重請謝火龍等當師傅，辦起了造幣廠。

    花邊廠——造幣廠，幾經滄桑，幾經變遷，性質變了，規模大了，成為紅軍反封鎖的一個重要單位，歸屬王佐的防務委員會直接領導。

    造幣廠設在上井村一位鄒姓老表家，同時分別在黃洋界下的牛路坑及茨坪設立銀元粗坯車間。生產擴大規模后，又從跟隨秋收起義部隊上山的水口山鉛錫礦工人中抽調了部分戰士充實到造幣廠。說是造幣廠，其實一切生產設備極其簡陋，全是白手起家，沿用了鄉間打鐵的風箱、火爐、鐵鉗等，不同的是辦了熔銀器、沖壓架，在廳堂中間架起了一個高1丈、寬6尺的硬木架，安放著一對重約500斤的花崗石，嵌入印模。下印模石固定在沖壓架的下端中央，上印模石一頭系上繩索，通過頂架滑輪，生產時一人將上印模石拔起，一人及時放上粗坯和溶好的白銀液體；如此一放一拉，沖壓成模，每開爐一次，生產“花邊”四五百枚。

    造幣廠使用的原材料，主要是來源于打土豪所得的各種銀質器具。花邊印模是墨西哥版的“鷹洋”。為使這種銀元與歷代官府生產的“鷹洋”有所區別，造幣廠工人在銀元上鑿上了個“工”字。因此，邊界軍民稱作“工字銀元”，意為工農兵銀元。

    “工”字銀元流通到市場后，開始商人和群眾感到很生疏，有點不敢用，因“工”字銀元雖貨真，系純銀，但技術方面畢竟比較粗糙。后來，經各級蘇維埃政府大力宣傳，廣大群眾和外地商人知道是紅軍工廠鑄造的，又是純銀品，便紛紛使用。對此，當年紅四軍軍需處長范樹德回憶說：“我們曾經制造過銀元，那種銀元是用首飾上的銀子，如銀手鐲、銀戒指等為原料的，制造成的銀元不是‘袁大頭’，現在很多人未見過。它不是平的，是一個凹形的，用鋼印打上‘工’、‘人’，或者‘七、八、九’等字樣，我們將它等同于‘袁大頭’發給部隊去用。但在開始時，當地人民特別是根據地外的人看到這種銀元生疏得很，在市場上使用很不習慣，有點不相信。但每經一些有財有勢的人，比如地主打上一個字，這些人一見就說：這是真的銀子，就可以在市面上流通。于是我們就廣泛地進行宣傳……慢慢地人民就相信了，后來當地人民對這種凹形銀元很信得過。”

    毛澤東、朱德、陳毅等軍中領導非常重視造幣廠的工作。1928年6月上旬，毛澤東、朱德等還陪同湖南省委巡視員杜修經視察了造幣廠，鼓勵工人們積極生產，強調提高“花邊”質量。

    此后，為了解決造幣廠的銀質原料，毛澤東命令部隊每打下一處城鎮、一家土豪，都要注意收集銀器，交軍需處備用。

    1928年冬，湘贛敵軍對井岡山根據地發動第三次“會剿”，造幣廠遷至大井的鐵坑和下井的桶缸山，繼續堅持生產。直至敵人占領井岡山后，工廠被破壞，才被迫停業。

    上井造幣廠雖然只存在半年時間，但它卻有效地緩和了根據地的經濟困境，對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起了很大作用。井岡山時期“工”字銀元的鑄造和流通，成為中國新型人民貨幣的萌芽，充分顯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紅色政權的強大經濟生命力，為以后的中央蘇區乃至后來的新中國貨幣制造提供了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