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滕代遠率領紅五軍沖出重圍后，冒著風雪，速向贛南疾進。

    紅四軍在哪里？誰也不知道，只得邊走邊尋。紅五軍經左安，過上猶，越崇義，渡章水，于1929年2月9日到達大余新城附近。此時，正是農歷除夕。而這時的紅四軍正在瑞金的大柏地。

    紅五軍正在大余新城附近的村莊宿營時，贛敵劉士毅部聞訊從崇義向大余襲來。紅五軍部隊聽見槍聲，忙緊急集合，連夜開拔，向信豐方向轉移。爾后，又經安遠、會昌邊境，向于都開進，苦苦地尋找著紅四軍。

    是年3月7日，紅五軍在于都黨組織和地方武裝的配合下，一舉攻克了于都縣城，全殲守敵一個正規營。這是紅五軍自井岡山撤離后的第一次勝利。但是，部隊也因一路征戰，減員十分嚴重。

    紅五軍輕取于都城，使劉士毅驚恐萬分，不得不分兵來對付紅五軍。待劉士毅部趕來于都時，彭德懷已指揮部隊渡過于都河，退往城南的小密一帶。紅五軍在小密宿營時，又遭敵襲擊，黨代表滕代遠、參謀長鄧萍等負傷。為此，彭德懷決定在小密地區，將滕、鄧等傷病員安置下來養傷，并帶領部隊分散各處，發動群眾，補充兵員，籌措給養；隨后，遵照贛南特委的意見，紅五軍進占安遠縣城，消滅了該城的反動武裝，繳獲了大量軍用物資。

    對這段歷史，彭德懷在《往事回憶》中記述說：“為了免遭覆滅，我們便率領收容起來的六七百人，再加傷、殘、病、弱共千余人，從井岡山腹部峭壁向南突圍，在左安又一次遭敵伏擊，突破重圍，經過數晝夜艱苦奮斗才脫離了敵人的重重包圍（當時饑餓交迫的困境是無以形容的）。但是敵人仍繼續追擊、堵擊、側擊，我軍經崇義、安遠、會昌等縣境，約月余才到達興國之蓮塘、東村地區，找到了當地黨組織和二團。這時，在地方黨組織的幫助和群眾的掩護下，對于敵情比較明了，并且得到了兩天休息。在這次長途戰斗行軍中，所部僅剩300余人，從而也深深體會到了根據地的重要性。略加休整時，白軍劉士毅部又追逼占領了蓮塘。我軍乘夜脫離了白軍追擊，而奔襲了于都城，消滅了劉旅留守部隊一個營和民團共約十余人，待劉旅急轉回救時，我又轉移攻占安遠縣城，消滅了該城民團數百人。當時，仍準備回井岡山，恢復湘贛邊區根據地，在安遠縣城的反動縣署搜得文件獲知紅四軍攻占了長汀的消息。為了配合紅四軍的行動，我軍又北進占瑞金（滕在于都負傷休養）。這時紅五軍部隊從300余人，又發展到了700余人。”

    這樣，紅五軍隨即從安遠經會昌進占了瑞金縣城。在此一面開展群眾工作，一面整訓部隊，相機和紅四軍取得聯絡。

    紅四軍于3月上旬進入閩西長汀。3月14日在長嶺寨與敵郭鳳鳴一戰，大獲勝利，殲俘敵2000余人，并擊斃了閩西土著軍閥郭鳳鳴，隨即占領汀州城。在汀州，紅四軍補充了大量軍需，并在汀州附近進行了半個多月的分兵，對紅四軍的組織系統進行了改編，將部隊編成三個縱隊，爾后，回師贛南。

    4月1日，紅四軍回到瑞金，在瑞金與紅五軍會合。兩軍重逢，洋溢著一片歡樂。毛澤東、朱德、陳毅、彭德懷等兩軍領導人也為紅四軍、紅五軍在贛南會合感到欣慰。

    1929年4月3日，前委在瑞金收到了由福建省委轉來的《中央給潤之、玉階兩同志并轉湘贛邊特委的信》，即“二月來信”。

    中央的這封信是2月7日發出的。中央來信，向紅四軍前委介紹了當前的國際國內形勢，著意強調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對在農村的紅軍前途作了較為悲觀的估量。來信提出紅四軍必須分成小部隊的組織，“散入湘、贛邊境各鄉村中進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敵人目標的集中和便于給養與持久”；并提出要朱德、毛澤東“離開部隊”，“速來中央”，說什么“深信朱、毛兩同志目前有離開部隊的必要”，“兩同志得到中央決定后”，“應毅然地脫離部隊速來中央”。

    毛澤東認為“中央二月來信的精神是不好的”，對中央來信中的悲觀論調不以為然。為此，專門召開了前委會議，討論中央來信。毛澤東、朱德、陳毅、彭德懷、滕代遠等都參加了會議。

    前委會上絕大多數同志都深有同感，不同意朱、毛離開部隊。

    根據前委會議大多數同志的意見，4月5日，毛澤東代表前委給中央寫了一封回信。信中旗幟鮮明地提出：“中央此信對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我們感覺黨在從前犯了盲動主義極大的錯誤，現在卻在一些地方頗有取消主義的傾向了。中央要求我們將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朱、毛離開部隊，隱匿大的目標，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我們建議中央，在國民黨軍閥長期戰爭期間，我們要和蔣桂兩派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在三省擴大紅軍的數量，造成群眾的割據，以一年為期完成此計劃。”

    前委復信中以紅四軍的切身體會，說明了分兵游擊的危害，指出：“以連或營為單位單獨行動，分散在農村中，用游擊的戰術發動群眾，避免目標，我們從前年冬天就計劃起，而且多次實行是失敗的。”所以，前委認為：“愈是惡劣環境，部隊愈須集中，領導者愈須堅決奮斗，方能應付敵人，只有在好的環境里才好分兵游擊。”

    前委的復信還強調說：“農村斗爭的發展，小區域紅色政權的建立，紅軍的創造與擴大，尤其是幫助城市斗爭，促進革命潮流高漲的主要條件。”“拋棄城市斗爭，是錯誤的，但是畏懼農民勢力的發展，以為將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于革命……我們以為也是錯誤的。”

    在復信中，前委還向中央報告了一年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的計劃。

    最后，毛澤東從高度的組織紀律性出發，提出如要朱、毛離開部隊，請中央派劉伯承、惲代英兩人來接替，以利工作。他這樣寫道：“中央若因別項需要朱毛二人改換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來。我們的意見，劉伯承同志可以任軍事，惲代英同志可以任黨及政治，兩人如能派得來那是勝過我們的。”

    前委的這封復信，得到了大多數前委委員的贊同。彭德懷也在4月4日致信中央，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后來，中央收到此信后，在周恩來的努力下，沒有堅持原議，朱、毛因此沒有離開紅四軍。可見，前委的復信觀點對中央是產生了影響的。

    4月8日，紅四軍、紅五軍開至于都。11日，在于都又召開了前委擴大會議。會上，彭德懷懇切而又堅決地提出紅五軍打回井岡山去，恢復根據地。毛澤東和前委同意了彭德懷的這一意見。會后，紅五軍返回井岡山，紅四軍在贛南分兵。從此，紅四軍與紅五軍互為犄角，開始了新的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