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4月中旬，紅五軍在彭德懷、滕代遠的率領下，奉前委命令，經(jīng)過近20天的一路拼殺，重新回到邊界。“在茨坪住了一晚，會見了王佐。”彭德懷從五軍中“撥了兩千銀元救濟老百姓”。茨坪和大小五井的男女老少，每人分得兩塊銀元。5月2日，紅軍到達寧岡茅坪，會見了李燦、何長工等人。

    紅五軍的歸來，使邊界的力量頓增。井岡山根據(jù)地的民眾，一掃三次“會剿”的陰霾，再度激起勝利的信心。然而，紅五軍的回來，也同時引起了江西敵人的注意，即以兩團兵力迅速從永新開拔，深入我中心區(qū)域寧岡，企圖攻擊紅五軍。

    為了配合紅五軍共同擔負恢復整個邊界政權的重大任務，討論和研究前委委托紅五軍帶來的4月13日向邊界特委介紹東固經(jīng)驗的來信、湖南省委巡視員夏尺冰3月24日由平江給邊界特委負責同志的意見以及“六大”決議案，邊界特委“感覺到政治上有重新布置的必要”，加之原特委書記鄧乾元也已回到邊界，遂決定召開特委第四次執(zhí)委會，重新布置今后的任務與工作。

    湘贛邊界特委第四次執(zhí)委會于1929年5月10日在寧岡古城舉行。參加會議的有特委委員、各縣黨組織負責人朱昌偕、宛希先、劉真、龍超清、陳正人、王懷、譚思聰?shù)龋t五軍領導人彭德懷、滕代遠也參加了會議。會議由特委書記鄧乾元主持。

    這是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后期斗爭中的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會議全面分析了邊界的政治、軍事、土地問題及特委本身的工作。根據(jù)前委來信中介紹的東固根據(jù)地的工作經(jīng)驗，針對邊界前段工作方式的教訓，提出了“邊界黨的指導機關，實由山上轉移山下平原、廣地（廣大群眾的城市或農(nóng)村），由公開的形式轉變到秘密狀態(tài)兩種必要”的主張。同時，鑒于特委上屆執(zhí)委許多不在邊界的狀況，增補了常委委員，產(chǎn)生了鄧乾元、劉天干、陳正人、劉真、譚思聰、滕代遠、彭德懷、朱昌偕、宛希先、朱亦岳、龍超清、王佐農(nóng)、周禮、蘇瑞蘭等15人組成新的執(zhí)委會。并改組了執(zhí)委會常委，重新推舉鄧乾元、劉天干、陳正人、劉真、譚思聰5同志組成特委常委，鄧乾元任書記，劉天干任副書記，陳正人為秘書長，劉天干兼組織委員，劉真兼宣傳委員。特委的辦公地點遷至永新小江大灣村。

    邊界第四次執(zhí)委會擴大會議在軍事斗爭及其策略方面有以下重要決定：

    1.決定了“集兵政策”。

    將新近成立的邊界紅軍獨立第一團編為紅五軍第六縱隊，以王佐為縱隊司令，何長工為縱隊黨代表。決定“集兵政策”的理由是：“（1）要使五軍能夠擔負‘恢復邊界政權’的重大任務，對五軍本身必須幫助使其戰(zhàn)斗力加強……（2）邊界雜色部隊不守秩序，妨礙黨的政策與工作……（3）赤衛(wèi)隊過去的困難原因，一面是要守土防敵，一面又要求經(jīng)濟的出路，此兩事因赤衛(wèi)隊本身力量薄弱之故是難以兩全的。（4）邊界地主階級武裝勝過革命武裝，故革命方面的武裝，正面打擊和消滅地主階級的武裝可能少；集兵則革命方面的武裝超過地主階級的武裝，故正面能消滅地主階級的武裝的可能多。”

    2.制定了游擊政綱。

    內容為：“（1）沒收地主豪紳階級的財物分配給工農(nóng)；（2）摧毀國民黨御用的政府和一切壓迫民眾欺騙民眾的團體；（3）摧毀剝削民眾的稅收機關，并焚毀糧冊及地主的田契借約；（4）解除軍閥軍隊和靖衛(wèi)團保安隊挨戶團的武裝；（5）處決壓迫民眾的官吏地主資本家；（6）沒收外國資本的大商店、大工廠和銀行；（7）保護小商人營業(yè)；（8）保護郵政；（9）優(yōu)待國民黨革命軍靖衛(wèi)團保安隊挨戶團投誠和俘虜?shù)氖勘！?/p>

    3.劃分了游擊區(qū)域，實行分區(qū)游擊。

    確定紅五軍的游擊范圍為永新、茶陵、寧岡、遂川、酃縣、桂東、泰和、萬安、安福、吉安、萍鄉(xiāng)、攸縣、萬載等13縣，其中主要為永新、茶陵、寧岡、蓮花4縣。將上述各縣劃為4個游擊區(qū)，即以永新的西北特區(qū)為中心的永新、安福、吉安游擊區(qū)；以蓮花九都為中心的蓮花、攸縣、萍鄉(xiāng)、萬載游擊區(qū)；以寧岡礱市至大隴為中心的寧岡、茶陵、酃縣、桂東游擊區(qū)；以萬安為中心的遂川、萬安、泰和游擊區(qū)。

    4.決定了新的游擊策略。

    確定“游擊初期工作應不超出永新、茶陵、蓮花、寧岡4縣之外，非經(jīng)濟無法時亦不宜去安福……所出桂東出泰和、萬安、吉安或攸縣、萍鄉(xiāng)，應在永、茶、蓮、寧4縣秘密工作稍有基礎，4縣地主階級武裝已受打擊之后。如企圖擴大或根據(jù)軍事的片面理由而欲企圖到桂東或到泰和、萬安、吉安，不注意已有工作區(qū)域的基礎建立，其結果必成為顧此失彼甚至兩頭無成。此數(shù)縣工作稍有基礎，紅軍便當向規(guī)定范圍內之其他各縣游擊，以發(fā)動更多地點群眾起更大的政治影響。”

    會議對上述各項問題都形成了決議，并認為只有在“統(tǒng)治階級沖突變化，或前委有更大的或者有益于革命的調動時，特委將斟酌革命利益變化此決議案”。

    當大會在舉行期間，贛敵兩團人形成剪刀式向紅五軍駐地古城進擊。因不明敵情和我方力量薄弱，與會人員退往寧岡大隴。豈知到大隴后，敵人即進茅坪。于是又移至八面山下的井水背村，一面觀察敵情，一面繼續(xù)開會。

    邊界特委第四次執(zhí)委會的召開，對邊界軍民堅持井岡山的斗爭具有重大的意義和作用。會議成立了新的領導機構，并且正確地估量了形勢，決定了“集兵政策”，不僅適應當時局勢，而且體現(xiàn)了前委和毛澤東“分兵以發(fā)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的軍事思想；會議還制訂了游擊政綱，劃分了游擊區(qū)域，提出了建立以永新為政治區(qū)域指揮中心的設想，為以后湘贛革命根據(jù)地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