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22日，袁、王突然接到“毛委員來信”，說是要袁、王部隊配合紅五軍攻打吉安，將隊伍開到永新城聽編。袁、王歷來崇拜毛委員，即欣然率兵前往，傍晚到達永新城。其時，永新、蓮花、茶陵的地方武裝也都來了，儼然一片編隊攻打吉安的氛圍。傳聞袁、王部隊編為紅六軍三縱隊，袁為司令，王為副司令。特委已事先安排好袁、王和部隊的住宿地點，袁文才安排在尹家巷22號，王佐住在尹家祠。

    晚上，特委通知開會。袁、王皆按時出席。會議由中央巡視員彭清泉主持。未料，彭清泉以整頓思想為由，不點名地指責袁、王“受編不受調”，“反對分田”，“勾結土豪，破壞蘇維埃政府，擾害永新赤色政權”。袁文才、王佐對如此莫須有的責難，極為惱火，卻耐著性子一一作了辯駁。彭清泉啞口無言，氣憤地把勃朗寧手槍往桌上一拍，說：“你到底有沒有錯？”袁文才說：“我錯誤是有，問題并不是你們說的那么嚴重。”王佐是個烈性子，見彭清泉如此，也把手槍往桌上一拍，與彭清泉對斥起來。會議弄得不歡而散。

    會議雖然爭辯得很激烈，但特委對袁、王及其部隊仍似往常一樣，熱情款待。當晚，特委安排了采茶戲班子唱《劉海砍柴》。23日照例無事，晚上，還備有大量酒菜款待。但其他地方武裝在鋪子里買白布編帶子的現象，卻引起了王佐的警惕。“王佐有警惕，同袁文才商量說：‘老庚，看樣子有情況，我們不能不防。’袁文才說：‘不能多疑，哪有自己打自己人的？’”《劉克猶的回憶》，1978年8月24日，內部采訪資料。袁文才哪里知道，22日晚彭清泉和邊界特委已給紅五軍（紅五軍于1929年12月間已回到邊界游擊）去信，并派朱昌偕、王懷連夜前往紅五軍駐地安福洲湖，請求彭德懷派兵，立即解決袁、王。

    彭德懷在聽了特委朱昌偕、王懷等人的匯報后，感到十分突然。王佐曾與紅五軍一起到湘鄂贛邊境游擊過，表現不錯，如今會反叛嗎？他有些懷疑。但是，紅五軍在前委不能指揮時歸邊界特委指揮，眼下，上有中央巡視員來信，又有特委書記朱昌偕等當面請求，而且說得又這么嚴重，豈能不出兵呢？對此，后來他在《彭德懷自述》中寫道：“事情這樣突然，時間這樣緊迫，這樣的事情，很不好處理。當時軍委開了臨時會議，我和特委共同決定，派四縱隊黨代表劉宗義（張純清）帶四縱隊一部分（離永新城30里）接近縣城。”彭德懷還沉痛地說：“假使當時特委同志所報非實，那就特委也有責任，我也有輕聽輕信的責任。”

    紅五軍四縱隊受命于2月23日晚急往永新，趕到永新城時已近24日拂曉。到永新后，即包圍了袁、王及其部隊駐地，每人手臂上扎白帶子為標記，并更換了新的口令，遇到沒有白帶子的和對不上口令的即開槍。

    24日拂曉前，邊界特委書記朱昌偕第一個闖進袁文才房間，袁文才尚不知何事，即被朱昌偕開槍打死在床上。負責解決王佐的永新縣蘇主席彭文祥正前往王佐住地，王佐已聽見槍聲，即與刁飛林等幾個親信趕忙往寧岡方向的東門跑去。未料通往寧岡的東門浮橋已被拆掉。王佐等即涉水過河，水急河深，王佐等不會游水，即被淹死在東關潭里。

    就這樣，袁文才、王佐這兩位曾為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建作出了重大貢獻的人物，倒在“左”傾錯誤的槍口之下。

    爾后，袁部的主要骨干李筱甫、周桂春、謝桂標、陳夢平、謝華光、朱游庭等先后被抓住槍殺了，王部也只逃出小部分，共計打死、淹死40余人。剩下的戰士關了3天，愿留下的編入紅五軍一部分，編入寧岡游擊隊一部分，不愿當兵的發給了路費。袁、王兩支部隊從此消亡了。

    據近年新發現的史料《寧岡縣16個共產就袁王事件致彭德懷轉特委、軍委信》記述：袁、王被害時，袁、王舊部謝角銘、劉克猶等16個共產“被拘禁在永新”，聯名致信彭德懷轉特委、軍委和各黨部，認為邊界特委“設此圈套”，“將袁、王等包圍處死”，“殊令人犀疑滿腹，切齒痛心”，是“兄等和中央巡視員”誤聽了一些人的讒言，才“有出此不正確之執行”。信中懇切地表示“舍共產而無他從”，“若得奉命，自當然加培（倍）工作”，“期待上級之明了我們苦衷也”。然而，謝角銘等人的懇求信，彭德懷是否收到尚不知曉，特委、軍委是否知道也不清楚。在袁、王及其40多個骨干被害后，謝角銘（袁文才妻叔），王云龍（王佐哥哥）即收攏殘部，“通電反共”，投靠敵匪。從此，井岡山軍事根據地陷于敵手，從紅區淪為白區，直到1949年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