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才、王佐被錯殺，教訓是沉痛、慘重的。當時，殺袁、王的“理由”主要是：（1）認定袁、王是“土匪首領”；（2）認為袁、王有兩大罪狀：“一是反對分田反對蘇維埃；二是勾結茶陵靖衛團，擾害永新赤色政府?！边@些罪名，實際上都是站不住腳的，是強加在袁、王頭上的。毋庸諱言，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隊是有缺點和錯誤的。袁、王所部雖已編入為正規紅軍，但許多人過慣了自由散漫的生活，紀律觀念較差；袁、王兩人性情高傲，只信仰個人，不信仰組織；袁文才本已隨軍下山，但中途又私自離隊，雖接受了組織處分，對隊伍仍有影響，特別是對策反羅克紹這樣的大事，既不請示，又不商量，擅自行動，是違犯組織原則的。然而，這些問題均是屬于黨內矛盾，完全可以用處理黨內矛盾的辦法去處理，決不能把已是共產和紅軍將領的袁、王當作“土匪”殺害。

    袁、王被錯殺，是我黨我軍早期歷史上的一起冤案。井岡山時期的老同志、前中共江西省委書記陳正人回憶說：“1930年10月，在紅軍最后一次打吉安時，我見到了毛澤東同志，把袁、王被殺的事情告訴了他。他說這兩個人殺錯了，這是不講政策。解放后，大概是在1950年，那時我任江西省委書記，向毛澤東同志匯報江西工作情況的時候，有時也還提到袁、王的事情，毛澤東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樣，沒有改變，還是認為殺袁、王是殺錯了。”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還特意會見了袁文才、王佐的遺孀，握著袁妻謝梅香老人的手說：“袁文才、王佐<tt>九九藏書網</tt>不在了，他們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貢獻?！薄睹珴蓶|在江西》，中共黨史出版社。袁、王二人在50年代就已平反，被追認為烈士。這是后話。

    從袁、王之死的悲劇中，人們可以引出一些教訓：

    1.必須肅清黨內“左”傾錯誤的影響。

    “左”傾錯誤是袁、王悲劇的根源。在我們黨內，自八七會議以來，由于在反對右傾錯誤時，忽視了對已經滋長的“左”傾錯誤的批判，這就為“左”傾錯誤開辟了道路。這種“左”傾錯誤在八七會議后繼續滋長，在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過程中，毛澤東亦被指責為“退卻逃跑”，并被撤銷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秋收起義前委書記職務。后來召開的黨的“六大”，仍然存在“左”的錯誤傾向，才有了“六大”通過的《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正是這個決議案的“左”傾政策條文，給邊界特委提供了“尚方寶劍”，加上邊界特委對袁、王的不正確結論，從而導致中央派出巡視員彭清泉來處理袁、王。這是歷史的教訓。鄧小平曾經說過：“‘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袁、王之死正是我們黨的歷史上的“可怕”一幕。袁、王在井岡山干得好好的，一下子就被“左”傾錯誤的執行者“搞掉了”。

    2.必須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應該承認，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隊是有缺點和錯誤的，但終究屬于黨內矛盾，而不是敵我矛盾。毛澤東在袁、王的問題上始終堅持了正確原則，透過現象看本質，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靈活地執行了中央的政策。當時是緊張復雜的戰爭環境，處理這個事件的中央和邊界特委領導人，在政治上并不是都能像毛澤東那樣成熟，他們帶著偏見，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錯殺自己的同志，主觀上還自以為是堅決執行了黨的政策，捍衛了革命的利益。這不能不說是造成這一悲劇的重要原因。因此，無產階級政黨不但要有正確的政策，還要造就大批政策性強、素質高的領導隊伍，才能把握住革命事業的方向，將革命引向勝利。否則，就會造成歷史的錯誤。

    3.必須堅持調查研究，防止“輕聽輕信”。

    當時紅五軍委和領導人受“六大”決議案的影響，不察當時邊界黨和紅軍內的復雜情況，缺乏審慎的調查研究，輕信了特委某些人的不實之詞，出兵彈壓，也是釀成袁、王悲劇的一大教訓。

    如上評述，決不是深究什么個人的責任，而是為了吸取歷史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