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理論

在浙江義烏分水塘村的一間柴屋里，陳望道翻譯了《共產黨宣言》。

毛澤東對斯諾說：有三本書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第一本就是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

賀子珍見證了毛澤東在昏黃的油燈下寫的三篇文章：《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發源自井岡山。

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1920年2月初，離開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不久的陳望道接到《民國日報》社經理兼副刊《覺悟》主編邵力子的來信。邵與陳為同鄉，陳望道經常為《民國日報》撰稿，二人為鄉黨朋友。 邵力子在這封信中告訴陳望道，戴季陶想請他翻譯《共產黨宣言》，在戴與沈玄廬等人創辦的《星期評論》周刊上連載刊登。

《共產黨宣言》流入中國，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些報刊對此有過介紹或摘譯，但一直沒有完整的中譯本。戴季陶曾從日本帶回一本由幸德秋水、堺利彥合譯的日文版〈供產黨宣言》， 因其翻譯難度高，戴季陶自感難以勝任。當戴將自己的想法告訴好友邵力子后，邵極力贊同。邵力子向戴推薦：“非杭州陳望道莫屬。”這就是邵力子給陳望道這封信的由來。

兩個人都沒有想到，一個僅僅想將一部德國人的著作翻譯成中文的舉動，卻影響了中國的命運。

陳望道欣然接受了這項工作。

陳望道是1919年6月從日本留學歸國的，受聘擔任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國文教員。當時正是五四運動高潮，他在學校革新國文教育，倡導自由平等思想。在校長經亨頤的支持下，一師成為浙江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譯書需要一個清靜的所在，陳望道想到了自己的故鄉----浙江義烏分水塘村。

臨近春節，陳望道回到了家鄉分水塘村，一頭扎進距離陳宅五六十米開外的一間柴屋里，只帶著幾樣簡單的生活用品和文具，便在那里翻譯《共產黨宣言》。

陳望道把一塊鋪板架在兩條長板凳上當作桌子，工作時，把書稿和文具攤在鋪板上，累了就躺在鋪板上休息一下。南方的冬天格外陰冷，寒風從柴房四壁和窗戶的縫隙里鉆進屋里，凍得陳望道握筆的手不聽使喚。

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甚至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一曰三餐和茶水都是由他的母親送入柴屋。一天，他母親特地包了粽子，外加上一碟紅糖，送給兒子吃。后來，陳母進屋收拾碗碟，卻見兒子嘴巴邊烏黑一片，先是一愣，然后不由得笑出聲來。原來，陳望道專心工作，將粽子蘸著墨汁吃了。

到暮春谷雨時節，陳望道終于完成了《共產黨宣言》的翻譯。

譯稿即將刊載時，6月6日，《星期評論》卻被迫停刊。“不如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出面，搞一單行本?！?6月27日夜里， 陳望道將譯稿通過俞秀松轉送給陳獨秀。陳獨秀拿到譯稿，當念完最后一句“萬國勞動者團結起來呵!” （今譯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不禁拍案叫絕。陳望道的譯文如行云流水般，語勢連貫，文字簡潔凝練，陳獨秀決定以社會主義研究社的名義將其公開出版。

兩個月后，《共產黨宣言》全文首譯中文本問世，首版印發 1000冊。遺憾的是，書名被錯印成《共黨產宣言》。這也說明，“共產黨” 一詞，當時并不普及。雖有瑕疵，但并沒有影響該書的傳播。

陳譯本《共產黨宣言》問世后，很快售罄。9月，經改訂之后的《共產黨宣言》第二版印刷發行。此后，該書不斷再版重印，至1926年5月，該書已累計印刷發行了17版。

1936年7月，在陜北保安簡陋的窯洞里，毛澤東同埃德加·斯諾有過幾次長談，他向這位高鼻梁藍眼珠的美國記者較為詳細地介紹了自己的身世和投身革命的歷程。毛澤東說：“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刻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斗爭》，考茨基著， 《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到了 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 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斯諾把毛澤東與他的談話，寫進了他后來轟動一時的著作《西行漫記》中。

閱讀陳望道沾著墨汁吃粽子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的毛澤東，成為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翻譯、出版這本書的幾個人卻命運各異。

陳望道和陳獨秀發起成立了上海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陳望道擔任過中共上海地委第一任書記，也擔任過《新青年》編輯。1923年，陳望道退黨，1957年又重新加人中國共產黨。

陳獨秀是中共創始人之一，1921年在黨的一大上當選為中央局書記。在中共四大、五大上繼續當選為黨的總書記。1927年7 月離開中央領導崗位后，參加中國托派，1929年11月被開除黨籍。1932年被國民黨當局逮捕，1937年獲釋，出獄后主張發動群眾抗日，拒絕國民黨的高官厚祿，在四川江津（今重慶）以教書為生。1942年病逝。

戴季陶1920年曾參加籌建上海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后退出。1924年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擔任考試院長，1948年任國史館長。后在廣州自殺。

邵力子1920年在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1924年參加國民黨改組工作。1926年退出中國共產黨，后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駐蘇聯大使、國民參政會秘書長。1949年為國民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成員，同年出席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后任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常委。

這真是個大浪淘沙的時代。為一種信仰而堅持下來的，是真正的金子。

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的發生做了重要思想準備，也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準備了條件。

這個時期的中國，宣傳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十月革命的刊物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馬克思主義著作開始在中國大量翻譯出版，出現了一大批宣傳介紹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的文章，其數量之多、分布地域之廣，謂之空前；以知識分子為主的進步分子在各地紛紛組織各種學會或社團，研究、學習、討論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十月革命的經驗，其中產生了中國第一批馬克思主義者；先進的知識分子已經開始在工人群眾中從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組織工作，標志中國知識分子和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開始，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從一開始就遭到反動勢力的封殺甚至鎮壓。反動政府把馬克思主義視為“過激主義”，將傳播、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進步分子稱之為“過激黨”，把十月革命的浪潮視為“洪水猛獸”而極力加以阻遏。毛澤東創辦的《湘江評論》也在出版幾期后，被湖南軍閥張敬堯查封。

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他和李大釗等創辦的《每周評論》雜志，在運動中發揮過重要作用。在五四之后不久即被北京軍閥政府查封。

北京軍閥政府的內務部在1920年3月通令各地查禁80多種新文化書刊，其中，凡是刊載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著作的書刊都被列為禁書。

除了反動勢力的查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還遭遇到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否定和挑戰。

最著名的一次是問題與主義的論戰。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倡導白話文而出名的學者胡適，1919年7月在《每周評論》第31號上發表了一篇《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文章，勸大家不要去研究社會日益關注的馬克思主義，宣揚社會改良，反對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社會的問題。他認為：“空談好聽的‘主義’， 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器都能做的事。”

李大釗的觀點與之相反，旗幟鮮明地批駁胡適的觀點。同年 8月，李大釗在《每周評論》第35號上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指出：“問題”與“主義”有不可分割的關系，解決“問題”離不開“主義”，“因為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靠著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為此，必須使社會上的多數人“先有一個 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而對于一個沒有生機的社會，“必須有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李大釗公開了自己的觀點：“我是喜歡談布爾什維主義的”，“我們 唯有一面認定我們的主義，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為實際的運動；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使社會上多數人都能用它作材料，作工具，以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

這次論戰，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

第二次是關于社會主義的論戰。1920年3月，梁啟超和其弟子張東蓀在上海的《時事新報》和《改造》雜志發表文章，認為“救中國只有一條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怎樣才能增加富力呢？ “幵發實業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資本主義”，“至于社會主義不妨遲遲”。

這些觀點遭到了共產主義者的批駁。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了《關于社會主義的討論》一文；李達發表了《討論社會主義并質梁任公》，李大釗、何孟雄、蔡和森也著文參加論戰。陳獨秀在文中說：“要想使中國人都得著人的生活，非廢除資本主義生產制采用社會主義生產制不可?！崩钸_認為：“要結合共產主義的信仰者，組織鞏固之團體，無論受國際的或國內的惡勢力的壓迫，始終為支持共產主義而戰。”

此次論戰的時間更長，規模更大，對促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有著重要意義。

第三次是關于馬克思主義同無政府主義的論戰。1919年至1920年，中國社會出現過不少無政府主義或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社團與出版物。這個思潮的主要觀點是：不承認資本家的強權，不承認政治家的強權，一樣地不承認勞動者的強權。主張將一切生產機關，委諸自由人的自由聯合管理。

對無政府主義的觀點，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進行了反擊。他們指出：無產階級要翻身解放，就必須以革命的手段，推翻資產階級專政，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拔覀兊淖罱K目的，也是沒有國家的。不過我們在階級沒有消滅之前，卻極力主張要國家，而且是主張要強有力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p>

這次論戰，使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在中國進一步清晰，并進一步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各派社會主義思潮中的優勢地位。

這幾次論戰，推動著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步伐。

而此時的俄國十月革命，直接給中國革命帶來巨大影響。

所以，中國人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馬克思列寧主義”。

北京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而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是中國第一枇馬克思主義者。他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 和《庶民的勝利》等文章，較為系統地闡釋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

此時，一批追求進步的青年把目光投向海外，他們踴躍到海外留學，“睜開眼晴看世界”，接受新思想、新知識，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和方略。

在法國巴黎組建的旅歐留學生共產黨小組，最初的成員有張申府、劉清揚、周恩來、趙世炎等人。施存統等留學日本并成立共產主義小組。

而湖南也有蔡和森、蕭子升等一批青年赴法國留學。

毛澤東始終是主張出洋留學、吸收西方知識的。作為湖南青年赴法的組織者，許多赴法會友都邀他同行，還有會友到了法國來信要他出國，但毛澤東最后卻未能邁出國門。談到他始終未能出國留學的原因，毛澤東在其后的一封信中解釋，說留在國內探索有許多好處：第一，“看譯本較原本快迅得多”，有利于在“較短的時間求得較多的知識”。第二，“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占個半壁的地位。然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吾人似應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于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這層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來的時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關系，恐怕有些困難。不如現在就做了”。

1910年，17歲的毛澤東離開偏僻的家鄉韶山，外出求學，臨行前改寫了一首詩，悄悄夾在他父親的賬本里：“男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逼湫坌膲阎局狼檐S然紙上。

1917年，19歲的周恩來唱著“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的豪邁詩句，負笈東渡尋求真理。

出洋和留下，都是為了探求真理。

但從結果看，毛澤東沒有出洋，留下來轉而研究中國農村，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后來，出國留洋的周恩來、朱德、鄧小平、 張聞天、王稼祥、陳毅、蔡和森等一大批熱血青年都回到國內，和毛澤東一起探索、實踐中國革命的道路，共同創新、豐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這個結果，當初包括毛澤東在內，誰也沒有料到。

毛澤東當年的選擇，無意間為中國革命留下了一筆最寶貴的財富。

歷史往往在偶然間形成。

馬克思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指出了帝國主義就是戰爭，人類社會必將經過資本主義社會而進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

列寧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沒等到俄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而是選擇俄國處在資本主義鏈條中最薄弱的一環時舉行革命，一舉創建了人類社會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是列寧根據俄國的實際情況選擇的道路。

俄國的革命一聲炮響，在全世界樹立起第一個榜樣，也為中國的革命者打開了一扇窗戶?！白咛K俄的路”成為當時中國革命者的一句時髦政治術語。

但這是蘇俄的路，是按列寧革命實踐的理論走出來的。

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帶來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催生了中國共產黨；

十月革命的炮聲，為中國革命樹立了一個榜樣。

馬克思主義是外國的，馬克思設計的是普遍真理，需要各國革命的實踐檢驗。

俄國十月革命也是外國的，它驗證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但是在俄國這個資本主義鏈條最薄弱環節驗證的。

中國革命應當學習外國的東西，但中國更需要能夠指導中國革命的理論出現。而這個理論，需要在革命實踐的探索中獲取。

中國的革命者在探索，中國的革命在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