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應了一句老話：道路是曲折的。新中國成立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的發展依然不是一條坦途。

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做了概括回顧，這些成就概括為10個方面：建立了人民民主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實現和鞏固了全國范圍（除臺灣等島嶼以外）的國家統一，根本改變了舊中國四分五裂的局面；維護了國家的安全和獨立；建立和發展了社會主義經濟；逐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農業生產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城鄉商業和對外貿易都有很大增長；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有很大發展；人民解放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到壯大和提高；奉行社會主義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同全世界124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我國在聯合國和安理會的席位得到恢復。

巨大成就的取得并非一帆風順，其中有外部的破壞干擾，也有自身的錯誤。

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列舉的嚴重失誤有：反右，浮夸風，階級斗爭擴大化、絕對化，“文化大革命”。

對于“文革”前十年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決議》指出：“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集體領導下取得的。這個期間工作中的錯誤，責任同樣也在黨中央的領導集體。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錯誤歸咎于毛澤東同志個人。這個期間，毛澤東同志在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

《決議》認為:“‘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對于‘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是，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毛澤東同志是經常注意要克服我們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著的缺點的，但他晚年對許多問題不僅沒有能夠加以正確的分析, 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 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

毛澤東在井岡山寫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文中，論述了當時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的幾個條件，最后“還須有一個要緊的條件，就是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錯誤”。

恰恰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犯了幾次重要錯誤。

黨和人民依然認為“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并沒有否定自己命堅持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并沒有否定自己和人民選擇的領袖，而只是在認真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只是在糾錯。

總結和糾錯是為了進一步正確前行。這也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的豐富和創新。

1982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們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此次正式提出了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是從道路設計上明確了方向。

黨的十七大報告正式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一重要的新概念，并對這個新概念的思想內涵做出了科學界定。 報告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改革開放以來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

在黨的十八屆一中全會上，習同志旗幟鮮明地表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改革開放中產生，也必將在改革開放中發展壯大。” 2013年1月5日，習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時說：“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篇大文章……現在，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的任務，就是繼續把這篇大文章寫下去。”

從井岡山毛澤東探索創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開始，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不懈，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艱難探索、努力實踐，一步一步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推向前進，也將中國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事業推向勝利。

從這座大山流出的涓消細流，一路婉頓曲折，不斷沖破崇山峻嶺的阻隔，沿途補充壯大，終于匯成滔滔巨流，奔騰向前，不可阻擋。

應當向這座孕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的大山投以深深的敬意。

在革命斗爭實踐中誕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經過波瀾壯闊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改革幵放的實踐，不斷完善、豐富、成熟，成為我們的理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