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的下午3時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一個帶有湘味的口音向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這個聲音不僅讓全世界的華人揚眉吐氣，激動振奮，也讓世界感到震驚。有外電評論：東方的睡獅醒了。

如果順著時空隧道往回行進，會驚奇地發現，1949年10月1 日北京的那一幕，在1931年11月有過一次預演，地點在江西的瑞金。核心人物還是這位帶著湘味口音的人，他叫毛澤東。

很難想象，一次開國的盛典會選擇在那樣的時候、那樣的地方，以那樣的方式。

一大早瑞金就蘇醒過來了，山區的清晨，有些薄霧淡淡地飄蕩，葉坪村就被這淡淡的薄霧籠罩著。這應該是個進入歷史的日子，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在這里召開。

毛澤東一大早就來了，和朱德、項英、任弼時等一起步入閱兵場。幾天后，“一蘇大”選出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再過十來天，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他們三人同時被選為人民委員會的主席和副主席。

決定舉行閱兵典禮前還有過爭論，因為紅軍在9月中旬才剛剛打破國民黨軍的第三次“圍剿”，強敵還在環伺，他們的飛機隨時可能進行轟炸，軍隊隨時可能進犯。但“一蘇大”要決定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這是一件開天辟地的大事。開國盛事，豈能無閱兵？這點氣魄還是要的。除了氣魄，更多的是借閱兵這一載體向外界傳遞一個信息，信息的內容有信心、堅強、從容。

參加閱兵的紅軍有不少是從前線抽調來的，他們身上的硝煙味還在，腿上沾著急行軍的塵土草屑，身上落滿暗夜的露水。紅軍將士從四面八方匯集到葉坪，威武雄壯地通過閱兵臺，又向四面八方散去。

當時，葉坪村中間有一塊長滿小草的平壩，如同一個天然的廣場。為了閱兵，廣場上布置了一個莊嚴肅穆的檢閱臺，檢閱臺正中橫掛著“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紅軍檢閱臺”的大幅紅布。后幕上懸掛著馬克思、列寧的畫像，兩邊為中國工農紅軍軍旗。檢閱臺正前方懸掛著兩盞雪亮的汽燈，把廣場映得如同白晝。 參加受閱的部隊主要有紅一方面軍各軍團、軍的代表，紅軍隨營學校代表，警衛部隊代表等。

認為要防備國民黨軍的飛機轟炸真不是過分擔憂。紅軍在與瑞金交界的福建長汀縣布置了一個假會場，果然被國民黨軍的飛機偵察到了。“一蘇大”開幕這天，國民黨軍出動飛機，對長汀進行狂轟濫炸，將假會場炸了個稀巴爛。就在敵機對長汀的轟炸聲中，“一蘇大”在瑞金隆重開幕。

早晨7時整，閱兵式開始，一隊隊英姿勃發的紅軍戰士，或肩扛槍，或抬著鋼炮；一列列赤衛隊員，手持大刀，肩扛梭鏢，分四路縱隊，由南向北，健步行進。毛澤東、朱德等，騎馬檢閱了受閱部隊，并率領受閱部隊宣誓，使紅軍將士們士氣大振。

從現存的兩張照片上看，受閱紅軍精神抖擻，有些戰士還睜著好奇的眼睛打量著。他們打站著將要誕生的共和國，打量著的這個新生共和國的名字叫“蘇維埃”。

毛澤東也在打量著這些紅軍將士，他的目光穿過淡淡的薄霧，從紅軍將士的頭頂掃過。他清楚，中央蘇區有今天的局面，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能夠成立，靠的是有這樣一支鐵的紅軍隊伍。雖然現在還不是很強大，還面臨很多困難，但這里的老表們都知道“云開霧散見日頭”，在霧靄沉沉的高遠之處，定是一片晴空。

在強敵的環伺中閱兵，不僅需要想象力，而且還需要有巨大勇氣。這樣的閱兵在世界上還有過一次。1941年冬，德軍重兵包圍蘇聯首都莫斯科。在這極為艱險的歷史關頭，以斯大林為首的蘇共領導人，于11月7日在莫斯科紅場舉行了盛大而隆重的閱兵式，給蘇聯人民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陣營人民以巨大鼓舞。在冰天雪地的嚴寒之中，閱兵完畢，參加閱兵的蘇聯紅軍斗志昂揚，直接從紅場開赴前線。

瑞金閱兵，莫斯科閱兵，相隔10年的同一天，在相似的環境，以同樣的形式傳遞著一個同樣堅強不屈的信念----我們一定勝利！

在戰爭狀態下建國，不是件容易的事。

立國首先要立法。從12日到18日，參加“一蘇大”的600 多名代表先后聽取、討論了《關于勞動法草案報告》《關于土地問題報告》等報告，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勞動法》《土地法》《婚姻條例》和紅軍問題、少數民族問題、救濟困難群眾問題、為死難烈士立碑紀念問題等決議案。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是中國第一部蘇維埃國家根本大法。這部大法有以下基本表述:

“中華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

“這個專政的目的，是在消滅一切封建殘余，趕走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勢力，統一中國，有系統的限制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進行蘇維埃的經濟建設，提高無產階級的團結力量與覺悟程度，團結廣大貧農群眾在他的周圍，同中農鞏固的聯合，以轉變到無產階級的專政。

“蘇維埃政權是屬于工人、農民、紅色戰士及一切勞苦民眾的。

“在蘇維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大法把國家的性質、建國的基本目的、國家的主體、人們享有的基本權利表述清楚了。

一個國家級新政權的建立，總要制定一些法律法規，向外界傳遞在這個政權覆蓋下，人們享有哪些基本權利，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依靠這樣的權威規定，才能建立一個有秩序的社會。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是在一個艱苦的環境下、緊促的時間中，但既然立國，就得有立國的標志，所以在“一蘇大”的決議中，就有在瑞金建設中央政府大禮堂、紅軍烈士紀念塔等“六大建筑”的內容。細細打量葉坪的這些建筑，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發現：它們可以和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建筑相互對應。

閱兵臺——天安門城樓；

紅軍烈士紀念塔——人民英雄紀念碑；

中央政府大禮堂——人民大會堂；

紅軍廣場（閱兵臺和紅軍烈士紀念塔之間的開闊地）——天安門廣場（天安門城樓和人民英雄紀念碑之間的開闊地)。

兩次建國的程序上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是由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由新政協會議決定。

決定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定在瑞金，改瑞金為瑞京；決定將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定在北平，改北平為北京。

都舉行了閱兵儀式。

在“一蘇大”閉幕時，舉行紅軍烈士紀念塔奠基儀式；在新政協閉幕的當天——1949年9月30日下午，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儀式。

“一蘇大”開幕的當天晚上，上萬群眾在葉坪舉行提燈晚會以示慶祝；新中國開國大典的晚上，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焰火晚會， 數十萬群眾在廣場歡聚一堂，慶賀新中國誕生。

紅軍烈士紀念塔四周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領導的題詞。

毛澤東的題詞是：在反帝國主義與土地革命的偉大的戰斗中，許多同志光榮的犧牲了！這些同志犧牲，表現了無產階級不可戰勝的英勇，奠定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基礎。全中國工農勞苦群眾，正在踏著這些同志的血跡前進，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 爭取蘇維埃在全中國的勝利。

周恩來的題詞是：紅軍烈士們的英勇血跡，凝結成鐵的紅軍之不可戰勝的力量，寫下了國內戰爭光榮的歷史，記在我們正處在革命與戰爭的烈火當中，我們要繼續烈士們犧牲精神，為蘇維埃在全中國的勝利奮斗到底，為消滅帝國主義國民黨流盡最后一滴血。

人民英雄紀念碑正面是毛澤東手書的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為毛澤東起草、周恩來手書的碑文：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碑文內容還依稀能看出兩位領袖當年為瑞金紅軍烈士紀念塔題詞的衍化和升華的痕跡。

如果在圖紙上展現，其實不難看出，天安門廣場就是放大的葉坪，而葉坪就是濃縮的天安門廣場。新中國締造者們憑著自己深刻的文化記憶，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辦公場所從瑞京搬到了北京。這不僅僅是超越時空的搬家，還是一種文化基因的傳遞。

瑞金紅軍烈士紀念塔的造型很別致，為一枚豎立的炮彈，以這樣的形象標示著塔的文化身份。紀念塔高13米，塔身布滿一粒粒小石塊，象征著無數革命烈士凝結而成。塔座為五角形，四周分別鑲著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博古、項英、洛甫、王稼祥、 凱豐、鄧發等領導人的題詞和建塔標志共10塊碑刻。塔的正前方地面上用煤渣鋪寫著“踏著先烈血跡前進”8個蒼勁大字，與烈士塔形成一幅完整的構圖。紅軍烈士紀念塔于1933年8月1日動工。史料記載，工程一開始，在中央蘇區就掀起了一股自動為紀念塔捐資的熱潮：中國工農紅軍殘廢院捐大洋21元2角9分6 厘；直屬醫院政治部捐大洋8元7角1分；一軍團8月30日來電，已集中捐款240元……

在這些難以準確記數的募捐隊伍中，葉坪村謝益輝老人的故事特別令人感動。當時，他已年過花甲，唯一的兒子參加了紅軍，在第四次反“圍剿”中光榮犧牲，家中只有他和老伴兩個人。紅軍烈士塔開始修建后，謝益輝老人將多年積攢下來準備買棺材的3塊大洋也捐了出來。工程籌備處的同志知道謝大爺的情況，說什么也不肯收，謝大爺激動地說：“你們一定要收下，我連兒子都獻給了蘇維埃，你們就讓我為兒子和其他烈士盡點心意吧！”就這樣，從前線到后方，從機關到基層，從到戰士，從軍人到農民，一雙雙熱情的手，一顆顆滾燙的心，為了緬懷犧牲的將士，他們省吃儉用，在有限的津貼和伙食費里抽出1元、 2元、1角、2角，甚至1分、2分來支援紀念塔的建造。紀念塔豎立起來，它凝聚的不僅僅是烈士的鮮血，還有活著的人們和眾多蘇區人民對這些為共和國犧牲的烈士的一種情感。情感折射出人心。

1934年10月，紅軍主力撤離瑞金開始長征。一個月后，國民黨軍進駐瑞金開始瘋狂地報復。國民黨將領陳誠來到葉坪的紅軍廣場，他騎馬圍著紅軍烈士紀念塔繞了3圈，塔上塔下細細打量一番，感到一種強烈的震撼。他實在難以理解，這些共產黨人在這樣艱難的環境中不僅能生存下來，而且生活得還很有情調、很有品位。更為可怕的是，他們一面用戰爭來抵拒戰爭，建立了自己的政權；一面在不斷的戰爭縫隙中格調雅致地生活著——建紀念塔等永久建筑、編戲演戲、文學創作、辦報辦刊、普及教育、體育比賽，這哪里是在重兵圍困之中的生活，這似乎是巴黎的景況。如此看來，國軍在戰場上沒有贏，而在文化這個戰場上更是輸了，輸得很慘。這座紀念塔就說明了這一點。憤恨與震撼交織，他找來隨軍的攝影師從各個角度拍下了六大建筑的照片，之后命人將六大建筑摧毀。后來，這些照片收集在他的《石叟叢書》里。 新中國成立后，他的這些照片資料曾作為瑞金按原貌重新修建六大建筑的重要依據。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人理想追求的結晶。

是創建一個全新的社會形態，還是僅僅停留在改朝換代的淺層面？這是兩種不同信念的投向，是兩種不同文化的構建。這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及后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同以往所有朝代的分水嶺。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的目光，在追尋著一個新的社會形態。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時，紅色政權仍處在白色恐怖的包圍、分割中，無論是政權還是軍隊，其生存狀態依然險峻，但為什么要選擇這個時候成立呢？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毛澤東4專》這樣表述：“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當時，各個革命根據地仍處在被分割的狀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對各根據地和各路紅軍的統一指揮，在政治上也產生很大的影響。代表大會通過的一系列法規和決議案，在初步總結經驗的基礎上，為臨時中央政府和各根據地的立法和施政方針確定了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則。”

這段表述，傳遞出一個突出的意思是“統一”。結束帝國主義的分割，結朿軍閥割據，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對建立全國政權第一次提出的施政方略，這是一種很有意義的探索和實踐。對這些共產黨人來說，這樣的探索和實踐，他們一直沒有停止過。

“統一”的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并發行了貨幣，結束了原來蘇區各地并行流通150多種貨幣，甚至清朝的銅板，金融市場雜亂無章的局面，建立起新的經濟制度和金融秩序。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其意義不僅僅是在白色恐怖中建立一塊紅色政權，將全國的紅色政權和軍隊統一起來，它還創建了一種全新的文明形態。這是在戰亂、動蕩、黑暗中國社會中的一個明亮色塊：戰亂之中的祥和，動蕩之中的安寧，黑暗之中的光明。耕者有其田，學者有書讀，婚姻可自由，經商講公平。以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為最顯著特征的社會形態，在中國幾千年的 文明中第一次突出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這是一次社會文明 的質的變化，它宣告，過去的人壓迫人、人欺負人的社會形態由蘇維埃共和國終結。

你看，在這塊土地上，人們不僅享有著自由平等，還第一次吸吮到現代文明的空氣。

蘇維埃政權的構建者們給這塊長期封閉土地上的人們帶來了現代戲劇，僅1931年自編自演的劇目就有《廬山之血》、《殺上廬山》（羅瑞卿等編演）、《農奴》（李伯判改編）、《最后的晚餐》（錢壯飛執筆）、《為誰犧牲》（李伯釗、胡底、錢壯飛創作)。從1931年到1934年，七維埃共和國存在的短短三四年，在蘇區創作演出的戲劇就有20多部，這個數目就是放在和平時期也是高產。創作演出的是蘇維埃政府和紅軍中的能人。《江西省蘇區志》記載，1930年，紅軍學校倶樂部每周都舉行晚會演出話劇，官兵、軍民共同演出，蔡暢、何叔衡、徐特立等常客串演出。據1933年統計，湘贛蘇區共有專業和業余的新劇團71個，歌舞團11個。另據《江西通史）記載：各文藝團體聯合成立了工農劇社中央總社，并在各地設立分社。它們還擁有一批紅色文藝明星，建立了高爾基戲劇學校。

看演出的多半是駐地的老百姓。對這些祖輩居住在封閉小山區的百姓來說，看現代戲劇是做夢都沒有夢到過的事，而現在是隔三岔五就來這么一次。在臺上臺下歡樂、激憤的情緒交融互動中，這些山村百姓們在短短幾年把祖宗八輩子沒有享受過的精神大餐全享受了。在密集享用精神大餐的過程中，他們的文明素質悄悄提高了好幾個等級。這戲，演得真好。

除了戲劇，在蘇區興起的還有現代體育。1933年5月30曰，在瑞金葉坪的紅軍廣舉行了第一屆五卅赤色體育運動會，這是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組織的大規模綜合運動會。參加運動會的有紅1、紅3、紅5軍團，中央機關，江西、福建各省市的160多名運動員；比賽的項目有足球、籃球、網球、田徑等18個；觀眾有兩三萬人。時任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澤東為運動 會題詞“鍛煉工農階級鐵的筋骨，戰勝一切敵人”。不僅題詞，毛澤東和其他領導還親自擔任比賽裁判工作，成為共和國體育史上最早的裁判之一。除了這次正式的運動會，自1930年中華蘇維埃政府籌建到1934年紅軍長征，蘇區的體育活動從未中斷過。

還有文藝創作。類型有紅色歌謠、新詩、活報劇、戲曲歌舞、話劇、美術創作等。據《江西省蘇區志》記載，僅當時的《青年實話》編輯委員會出版的《革命歌曲》就曾一版再版，發行超過 2萬份。而在1931年至1934年，在《紅色中華》報上刊登的宣傳畫、漫畫就有140多幅。

承擔這些現代文化傳播使命的，是蘇區數量眾多的報刊。據統計，從1931年至1934年，江西各蘇區共創辦報刊200多種,中央蘇區就有160種，湘鄂贛蘇區也達百余種。《斗爭》是中共蘇區中央局的機關刊物，發行量有兩三萬份；《紅色中華》為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1931年12月創刊時，發行量只有3000 份，后來一路攀升，增加到四五萬份，超過當時行銷全國的《大公報》；《紅星報》是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機關報，和《紅色中華》報同一天在瑞金創刊，鄧小平曾擔任過主編，發行量有 17000多份；發行量比較大的還有《青年實話》，這是共青團蘇區中央刊物，發行量達3萬多份。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成立后, 還建立了各級出版機構，出版大量書籍，僅中央蘇區就出版書籍 350種，發行數萬冊，內容有馬恩列斯的著作和毛澤東、張聞天、劉伯承等領導人的文章單行本等。

數量最多的是各級各類學校的教科書，有100多種，如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員部出版的《工農學校課本》《夜校課本》，中央出版局出版的《工人千字課》，還有一本徐特立主編的《自然常識》。據《江西通史》記載，蘇維埃政府用一切方法來提高工農的文化水平，因而教育事業發展的速度與廣度，超過了當時國民黨統治下的任何一個地區。這個信息令人振奮。有數據統計，1932年，中央根據地會昌等14個縣共辦有列寧小學2221所，學生8.23萬人，其中女生近2萬人，興國縣兒童入學率達到60%以上。而當時教育發達的江蘇省，全省入學兒童還不到6萬人，入學率僅13%。還是據上述同一統計，中央根據地14個縣共辦夜校3298所，學員5萬多人，最為突出的是，興國縣婦女占夜校總人數近七成。

以兒童教育、成人教育為主，以教育、軍事教育為輔，短短幾年，蘇區的教育網絡基本形成，并覆蓋蘇區所有人群。

埃德加·斯諾在他的《西行漫記》中寫道：“群眾教育在情況穩定的蘇區有了很大的進展。在有些縣里，紅軍在三四年中掃除文盲所取得的成績，比中國農村任何其他地方幾個世紀中所取得的成績還要大，這甚至包括晏陽初在洛克菲勒資助下在定縣進行的‘豪華’的群眾教育實驗。在共產黨模范縣興國，據說80%的人口是有文化的——比那個有名的洛克菲勒資助的縣份還高。”

當然，限于當時的條件和技術，這些出版物有鉛印、油印、石印甚至雕版印。這四五百種發行量不輸于現媒體的報刊、數百種書籍和難以計數的教材課本，構建成眾多的、內容豐富多彩的板塊，承載著現代文化，密密地覆蓋著叫作“蘇維埃”的土地， 向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播下現代文明的種子，投去現代文明的啟蒙教育，讓他們的啟蒙普及比之其他地方要早近20年。

從這些來自久遠的資料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蘇維埃共和國創建者們能文能武，臺上演戲，臺下辦報辦刊、寫詩、編寫教材當教師，開展體育運動，生龍活虎，知書達理，文明禮貌。 他們應該是一群身心十分強健的人。他們的出現和行為，猶如暗夜里的火炬，照亮了人們前行的道路，猶如寒冬里的篝火，溫暖著人們的身心；他們給封閉的黑屋子開鑿了門窗，讓陽光和新鮮空氣涌進來，讓里面的人們看到了外面多彩的世界；他們給封閉 ？ 幾千年的蘇區帶去一股強勁的現代文明之風，快速推動著這塊土地向現代文明靠攏。由這樣一大群于困厄之中不墜青云之志的人  組成的領導階層，由這一階層創建并倡導一種新的思想文化，由這樣一種全新的思想文化去影響更多的人，這樣如滾雪球般的凝聚壯大，最終形成一種全新的文化。

一種新文化的創立，應當滿足以下幾個條件：有一塊較大的地域；一定數量的人口參與；一段較為穩定的發展時間；有多種新文化的樣式；有覆蓋不同人群的學校；擁有一批承擔各類新文化的創造、啟蒙和普及的人才；有明確的文化、教育規劃；有一批數量相當的文化成果。當時的中央蘇區滿足了這些條件：全盛 時期設立江西、福建、閩贛、粵贛4個省，60個行政縣，面積5萬多平方公里，人口約450萬。中央蘇區實際存在近4年。

一種全新的文化以其絢麗耀目的形態開始在蘇維埃共和國的范圍內生長集聚，這種文化的基調為紅色，“國家獨立解放，人民當家做主，民族復興自強”是這種文化的宏大構架；到延安時期，這種文化進一步壯大發展，以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標志，這種文化已基本定型并形成一股滾滾洪流；到新中國成立后，這種文化以其巨大的能量和鮮明的色彩成為我們國家和民族的主旋律，進入了中國的思想文化史。

以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創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制定第一部憲法為標志，建國的制度和理念基本確立。

核心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代表由民主選舉產生，由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國家領導人。

基本大法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

國家的主體是人民。

在基本大法的架構下，還建立起了與之相匹配的法律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和運行，是中國共產黨人治國理政的一次高位全面實踐。這個實踐從建立縣一級工農兵蘇維埃政府開始，往下建立區、鄉一級蘇維埃政府；往上建立省一級或相當于省一級的邊區政府；取得不同層級的執政經驗后，建立國家一級的紅色政權。

從井岡山根據地開始的執政實踐，在確立無產階級政權的基本政治制度、社會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等方面，做了全方執政，積累了豐富而寶貴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