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8日，陜北有一個追悼會，追悼一名中央警衛團的戰士——張思德。幾天前，他在燒炭時炭窯倒塌，為了救戰友，自己卻犧牲了。

一位普通戰士的追悼會，毛澤東卻參加了，并在會上講了話，這個講話，就是后來大家熟知的《為人民服務》。

毛澤東在講話中有這么一段內容：“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釆用了。”

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到的“精兵簡政”，是抗日戰爭時期，黨和邊區政府遇到的一個新問題。

1938年10月，侵華日軍占領武漢后，改變其戰爭策略，將主要軍事力量逐步轉向對付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在軍事大掃蕩的同時進行經濟封鎖。此時，國民黨頑固派也不斷掀起反共高潮，加緊封鎖與破壞抗日根據地，其軍事蠶食、經濟封鎖，使抗日根據地范圍逐漸縮小，物資供應極端困難。由于根據地的黨、政、軍、民機構過大，機關行政人員過多，根據地的供給能力不勝負擔。

1937年，陜甘寧邊區脫產人員僅有1.4萬余人，1939年增加到近5萬人，到1941年則高達7.3萬多人，占邊區總人口的5.37%。政府公職人員多了，老百姓的負擔也逐年加重：1937年是人均負擔1升；1939年人均4升多；1941年是人均負擔1斗5升。

新中國成立后，在一次會議上，毛澤東講過延安時期發生的一件往事：我們剛到陜北時，征糧多了，老百姓不滿意。有個縣委書記，打雷時觸電死了。有人講“雷公為什么不打毛澤東？”，當時有的同志主張把他當“反革命”抓起來。我不贊成，群眾對我有意見，說明我關心群眾的疾苦不夠啊！我當時幾夜睡不好覺反復想這個問題，以后提出“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開展了大生產運動，減輕了人民的負擔，也改善了黨和人民的關系。

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軍委在《關于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中提出實行精兵主義。在11月召開的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第一次會議上，米脂縣參議會議長、開明士紳李鼎銘等11人便有針對性地提出有關財政問題的提案，建議“政府應徹底計劃經濟，實行精兵簡政主義，避免人不敷出、經濟紊亂之現象”，并提出了五項具體實施辦法。

李鼎銘是陜西米脂人，自幼學習經史子集，兼習醫學。1910 年在綏德中學堂任教。辛亥革命后，他擁護孫中山的政治主張，在當地提倡放足、剪發、禁賭、破除迷信和興辦學校。1913年任米脂縣東區區長期間，開辦米脂縣第一所國民小學，并兼任校長。 1916年受聘于陜北聯合縣立榆林中學，擔任國文、數學教員。 1918年返鄉行醫，并在桃鎮創辦國民高等小學，擔任校長。1937 年七七事變后，他逐步接受中共的領導，擁護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的政治主張，反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1941年， 陜甘寧邊區為了加強根據地民主政權的建設，實行“三三制”，開展普選運動，李鼎銘代表開明紳士被選為米脂縣參議會議長和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參議員、副議長。11月，在邊區第二屆一次參議會上，他當選為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他在就職演說中，對自己的思想做了誠懇的自我解剖。會議期間，他聯絡其他10名參議員，提出了《政府應徹底計劃經濟，實行精兵簡政主義，避免入不敷出、經濟紊亂之現象》提案。

毛澤東看到李鼎銘等人的提案后非常重視，在一旁加了一段批語：這個辦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們的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癥藥。

中國共產黨對李鼎銘等人的主張立即采納，并于當日起開始在各抗日根據地內廣泛施行。中共中央指出：為進行長期斗爭，準備將來反攻，必須普遍地實行精兵簡政；精兵簡政，節省民力, 是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務。中央要求各抗日根據地的政權、黨、民眾團體脫離生產的人數必須縮減，務求全部脫產的人數不超過， 甚至少于居民總數的3%。

按照這個數字，機關行政人員要減少六成。

同年12月，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號召全黨全軍實行精兵簡政，要求黨、政、軍各級組織機構切實進行整頓，精簡機關，充實連隊，提高效能，節約人力物力，并把精兵簡政確定為1942年全黨全軍的中心工作之一。

在中共中央領導下，陜甘寧邊區首先實行精兵簡政，并先后進行三次精簡，取得很大成效。隨后，各根據地普遍實行了精兵簡政，從而使脫產人員與根據地的供養能力相適應。

在“精兵簡政”節流的同時，為打破敵人封鎖，發展邊區經濟，1942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號召解放區軍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難，開展大生產運動。解放區軍民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親自領導下，開展了南泥灣、槐樹 莊、大風川等地的大生產運動。王震率領的三五九旅幵赴南泥灣實行軍墾屯田。經過3年奮戰，把南泥灣變成了“陜北江南”，成為大生產運動的模范。陜甘寧邊區和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健康發展，成就顯著。

精兵簡政是減少機關行政人員，提高工作效率，減輕人民負擔。大生產運動是軍隊和政府工作人員直接參加生產，創造物資財富。這兩項工作的出發點是群眾利益。一切為群眾著想，一切為了群眾的利益，黨和政府的一切工作圍繞“為人民服務”，這是黨和政府的工作出發點和落腳點。

“精兵簡政”提案的提出和最后的落實，蘊藏的信息內容很豐富。

一是中國共產黨人與黨外人士的合作，是真心的，讓他們在政府擔任實職，有職、有權，而且說話管用。一個提案，中共不僅采納，而且引發出一場精兵簡政的運動和大生產運動，這是李鼎銘先生和其他黨外人士所沒料到的。1942年7月，他在接見晉西北紳士參觀團時說：“共產黨是進步的政黨，余今年雖六十，但已決心和共產黨患難與共，休戚相關。……從共產黨此次整頓三風中，可以看出共產黨已切切實實在與黨外人士合作，對此我更深信不疑。”

讓新政權中有各階層群眾的代表，這一制度在井岡山根據地建立第一個紅色政權茶陵縣工農兵政府時，政府領導人和工作人員就是由工人、農民、士兵代表組成。這一制度一直延續下來，到陜北時，政府機構領導和工作人員的成分有所擴大，注意到了中間階層人士。 

毛澤東最早在寫《井岡山的斗爭》一文時，就注意到“中間階級”的問題。他認為：“全國革命低潮時，割據地區最困難的問題，就在拿不住中間階級。中間階級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過重打擊是主因。” 從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實踐來看，尤其是轉入武裝斗爭后，“被打擊的中間階級在白色區域內幾乎完全附屬于豪紳階級去了，貧農階級成了孤軍。此問題實在嚴重得很”。在以后的實踐中，這個問題逐漸在政策上加以改變，注意團結中間階級；到抗戰時期，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團結中間階級共同抗日，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新中國成立后，這一做法也成為從國家機關到各級政府選人、用人的一項基本制度。

開明紳士李鼎銘擔任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他的提案被采納，是一個典型范例。

二是軍隊參與經濟建設。延安時期的大生產運動，軍隊是主力，這也幵啟了在物資短缺的困難時期人民軍隊參與勞動生產、減輕人民負擔的先河。這一優良傳統一直保留了下來。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1949年12月5日，中央軍委發布《關于1950年軍隊參加生產建設工作的指示》，決心在全軍立即開展大生產運動，從根本上解決部隊糧餉問題。這一指示拉開了軍隊屯墾的帷幕。1954年，隨著新疆建設兵團的成立，全國各地相繼成立了若干個建設兵團。這一準軍事建制的建設兵團，平時主要從事生產建設，每年保證一定時間的軍事訓練，一旦需要，可以立即作為武裝力量使用。這種特殊體制的建制，由新疆建設兵團延續至今，成為中國特色。

這兩大特點，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陜北執政時，根據當時、當地具體情況制定的政策，而這樣的政策經過實踐的檢驗，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

在陜北的執政實踐，和井岡山根據地時期、瑞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時期有著不同的特點，經過實踐，中國共產黨人取得了在這種新情況下執政的新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