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精神

l 一塊在屋檐下藏了 15年的入黨誓詞，記錄了賀頁朵對共產黨的信念。

l 劉仁堪舌頭被割掉，他用腳趾沾著流下的鮮血，寫下“革命成功萬歲”。

l 紅軍師長張子清因缺醫少藥，傷口感染，他把戰友們省下的一小包用來清洗傷口的鹽交給大家用，自己卻因傷重不治犧牲。

l 為掩護大部隊突圍，伍若蘭被俘。敵人問：“朱德、毛澤東在哪里？”伍答：“在紅軍里，在人民心里！”伍若蘭犧牲后，她的頭顱被懸掛在贛州城門上。

l 像開國中將譚家述買來漢白玉無字碑，安放在井岡山烈士陵 園，紀念井岡山斗爭時期犧牲的3萬多位無名烈士。

一、不屈的信念

井岡山革命博物館陳列著一塊布寫的入黨誓詞。由于時間久遠，這塊原本紅色的布已經褪色到看不出原色了。布的上方部分用墨寫著“ccp” 3個英文字母（中國共產黨的英文縮寫），中間位置寫著：“犧牲個人，言首鉍蜜（嚴守秘密），階級斗爭，努力革命，伏（服）從黨其（紀），永不叛黨。”這是發現的現存最早的中國共產黨入黨誓詞。這份入黨誓詞的主人為賀頁朵。

賀頁朵是永新縣才豐鄉北田村的一個貧苦農民，1927年參加革命，曾擔任村農民協會副主席和湘贛邊區蘇維埃六鄉政府財糧干事。井岡山革命斗爭時期，他以榨油職業為掩護，積極為紅軍搜集情報，運送食鹽、糧食和彈藥。他幾次參加了紅軍攻打永新縣城的戰斗，積極救護傷員。1931年1月，中共永新縣四區區委根據賀頁朵的要求和表現，同意吸收他加人中國共產黨。1月25 日，入黨宣誓在他工作的榨油坊進行。在桐油燈光照耀下，賀頁朵在一塊紅布上寫下了入黨誓詞。他識字不多，在這塊紅布寫的入黨宣誓書里，24個字中有6個錯別字。

柔軟紅布上，寫下的是堅硬的信仰。

文化水平不高，并不影響對共產主義信念的執著。

1934年，賀頁朵在一次戰斗中負了重傷。紅軍長征離開了井岡山根據地，他留下來堅持斗爭。國民黨反動派對根據地采取了“茅草要過火，石頭要過刀，人要換種”的政策，在這樣的白色恐怖下，賀頁朵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他思念組織，冒著生命危險將那塊寫著人黨誓詞的布用油紙包好，藏在榨油坊的屋檐下。夜深人靜的時候，他會悄悄取下來看看，默誦著上面的人黨誓詞。

1949年8月，永新解放了。賀頁朵召集家人，打開從榨油坊屋檐下取下的用油紙包著的入黨誓詞，對大家說：“我入黨時， 介紹人反復囑咐，寧愿殺頭，也不能告訴任何人。從入黨到現在 解放有十多年了，我沒告訴你們，因為這是黨的機密啊!”

1951年，中央派慰問團到南方老革命根據地慰問時，賀頁朵將這份珍貴的人黨誓詞親手交給慰問團負責人。后經中宣部轉至中國革命博物館。

1956年，開國元勛謝覺哉參觀中國革命博物館，看到了賀頁朵保存的這塊入黨誓詞，詳細了解到這塊入黨誓詞的由來。這位 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在中央蘇區任內務部長、參加了紅軍長征的革命家十分感動和感慨，寫了一篇《一個農民的入黨宣誓書》的文章。他在文中說：“這是一位農民同志的入黨宣誓書，不用說，這位賀同志是在艱苦的斗爭中經歷過嚴重的考驗的。” “如果回溯一下那些克服艱難困苦，揩干身上的血，埋葬同伴的尸體，拿起槍又戰斗的歲月和史跡，我們就可以由這張照片里看到數不清的憤怒、勇敢、誠樸的農民面孔，看到在深山里、在平原里、在戰場上、在監牢里奮斗不屈的場面。”

一個農民，冒著生命危險珍藏自己的入黨誓詞，這只是在那個年代千萬個共產黨人堅守自己信仰的其中一個事例。

從那時的人黨誓詞可以看出，加入這個組織，就意味著一種使命和信念，而且為了這個自己選擇的使命和信念，可以把一切，包括生命交出去。入黨誓詞中，“犧牲個人”放在第一條，就可以看出當時斗爭環境之殘酷。

黨的一大制定的《中國共產黨綱領》，把“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必須援助工人階級，直到社會階級區分消除的時候；直至階級斗爭結束為止，即直到社會的階級區分消滅為止，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作為黨的最高綱領，明確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和工作定位，這就意味著這項使命是不尋常的。

一大召開時，就有外國巡捕嗅到異常氣息，闖進會場，會議不得不立即從上海轉移到浙江嘉興才得以開完，這就似乎昭示了中國共產黨在完成自己使命的路途上，充滿曲折和危險。

信念一經確立，使命一經擔當，就義無反顧。

但大家都沒料到，堅守這個信念需要那么長的時間，完成這一使命還需要付出那么多鮮血和生命。

較早為這個信念犧牲的，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建人之一李大釗。

李大釗是北京大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參加者。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傳到中國，他迅速成為中國接受 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在報刊上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系列文章，并同陳獨秀創辦《每周評論》。1920年春，同陳獨秀開始醞釀組建中國共產黨，隨即組織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會見了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商談籌建中國共產黨。10月，創建北京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1921年6月，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會晤，中共一大時，他委派學生張國燾參加會議。一大后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員會書記兼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區分部主任，負責領導黨在北方地區的全面工作。1924年6月，作為中共代表團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后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同年冬天回國主持中共北方區委工作。他是中共第二至第四屆中央委員。

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后，李大釗與趙世炎等人在北京組織了5萬余人的示威游行活動。李大釗因此被北洋政府以“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群眾，屢肇事端”的罪名下令通緝。

1926年3月，李大釗領導并參加了北京“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運動，再次受到北洋政府的通緝。

1927年4月6日，張作霖派軍警突襲搜查蘇聯大使館，李大釗和全家在蘇聯大使館被捕。由于李大釗是北京大學教授，各方都有人試圖營救，張作霖面臨很大壓力。為此，他給政府前方將領張學良、張宗昌、孫傳芳等6人發電征詢意見，除閻錫山沒有回復，其余將領都主張立即正法。南方的蔣介石發來密電，建議 “速行處決，以免后患”。

4月28日，李大釗等20人被處以絞刑，其罪名為“和蘇俄里通外國”。20名遇難者中，第一個受刑的就是李大釗。犧牲時，李大釗年僅38歲。

為了這次行刑，張作霖專門從歐洲進口了一具絞刑架。不知是因為劊子手不熟悉洋刑具的性能還是故意，他們把李大釗絞了 3次。

引進火種的人，被害怕火的人用絞刑架滅殺了。

但火種一經傳播，就不會熄滅。

從1927年中國共產黨人走上武裝斗爭開始，這種為維護信念而斗爭的環境越來越殘酷。

1929年5月3日，井岡山根據地蓮花縣城的一條街上，荷槍實彈的國民黨靖衛隊押來了兩個渾身血跡、五花大綁的人。女的叫顏清珍，中共蓮花縣婦女部部長；男的叫劉仁堪，中共蓮花縣委書記。他們是前些日子在一個偏僻的村子里檢查工作時被捕的。

街上的群眾，有不少人認識這兩個共產黨，尤其是劉仁堪, 他有多個身份：私塾先生、郎中、文明戲中的演員。后來，越來越多的群眾知道了，這位待群眾熱情、常常向他們傳播革命道理的先生、郎中、演員，是一個共產黨人，而且是這個縣的“大官” ——縣工農兵政府主席、中共蓮花縣委書記。

國民黨蓮花縣縣長得知劉仁堪被捕后十分高興，親自跑到監獄勸降。他對劉仁堪說：“如果你交出全縣共產黨的名單，交出獨立團的槍支彈藥，榮華富貴就在眼前。”

劉仁堪看了一眼這個國民黨的縣長，冷冷地說：“想在我這里得到什么，你是癡心妄想!”

一個是共產黨的縣委書記、縣工農兵政府主席；一個是國民黨的縣長，代表的是兩個陣營、兩種信仰的對決。

敵人見軟的不行，就來硬的，對劉仁堪嚴刑拷打：踩杠子、灌辣椒水、烙鐵燙、香火燒、鐵絲穿手心等。劉仁堪仍然沒有屈服，對黨的機密守口如瓶。

各種手段用完，敵人一無所獲，無可奈何，只得使出最后一 招：從肉體上消滅這些共產黨人。

劉仁堪和顏清珍一路上喊著口號，大聲地宣傳推翻反動統治的革命道理：“鄉親們，國民黨這些害人魔王猖狂不了多久，紅軍一定會打回來的!”

 敵人害怕了，本來想借游街示眾之機煞煞這些共產黨人的氣焰，沒想到反而給了他們一次宣傳革命道理的機會。敵人惱羞成怒，殘忍地將劉仁堪的舌頭割掉，讓他無法出聲。

敵人把他們兩人押到一張桌上示眾。劉仁堪抬頭看了看天空， 陽光熱烈而耀眼。多好的陽光啊！《國際歌》里是怎么唱的？ “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

再唱一次吧，他張了張嘴，喉嚨只發出了幾聲咕嚕聲。舌頭沒有了，已經說不出話來了，鮮紅的、帶著體溫的血不斷從劉仁堪的口中涌出，一滴滴流下，腳邊上已經是好大一攤鮮血了。

劉仁堪看著圍觀的鄉親們，用腳趾頭沾著鮮血，寫下了“革命成功萬歲” 6個鮮紅的大字。

鮮紅的陽光映在這幾個大字上，格外耀眼。

鮮血寫下的，是共產黨人的執著信念。

用鮮血和生命來桿衛自己信念的中國共產黨人，何止劉仁堪 一個。

應該不會忘記主持1927年八七會議的翟秋白。他是中國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人，在國民黨背叛革命后，擔任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主席。1933年他進人中央蘇區，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 央人民委員會教育人民委員。中央紅軍長征后，他留在蘇區堅持斗爭，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分局委員兼宣傳部長。1935年2月突圍轉移途中，在福建長汀水口鄉遭國民黨地方保安團包圍被俘。

當時被俘的有300多人，敵人并不認識瞿秋白。他們把其中查明是紅軍的20多人另外關押到上杭縣政府監獄，單獨審訊，追查誰是瞿秋白。終于有人扛不住了，供出化名“何其祥”的人就是瞿秋白。

抓獲中共高官瞿秋白的消息立即上報至國民黨這一防區的東路軍總司令蔣鼎文。蔣鼎文立即命令將瞿秋白押解到駐扎在長汀的國民黨軍36師師部。這個師的師長是宋希濂。

在解放戰爭中被人民解放軍俘虜，作為戰犯被關押在北京功德林監獄的宋希濂回憶： 1935年5月傷愈回到師部，和瞿秋白有過一次談話。

宋希濂說：我這次回來，從龍巖到長汀這一段數百里間，人煙稀少，田地荒蕪，有不少房舍被毀壞了。我想以前不會是這樣荒涼的。 這是你們共產黨人搞階級斗爭的結果。我是在農村里生長的，當了多年軍人，走過許多地方。有500畝以上的地主，在每一個縣里，都是為數甚微，沒收這樣幾個地主的土地，能解決什么問題？至于為數較多、有幾十畝地的小地主，大多數是祖先幾代辛勤勞動積蓄起來的幾個錢，才逐步購置一些田地，成為小地主的。他們的生活水平如果同大城市里的資本家比較起來，簡直有天壤之別。向這樣的一些小地主進行斗爭，弄得他們家破人亡，未免太殘酷了！因此我覺得孫中山先生說中國社會只有大貧小貧之分，階級斗爭不適合我國國情，是很有道理的。

擔任過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翟秋白，知道自己和宋希濂這樣的人談論階級斗爭這樣的話題，已不屬于個人之間的閑聊了，而是兩個營壘間的信仰之爭了。他不會放過這個宣傳和桿衛自己信仰的機會。

瞿秋白說：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推翻了幾千年來的專制統治，這是對于國家的偉大貢獻。但中山先生所搞的三民主義， 把中外的學說都吸收一些，實際上是一個雜貨攤，是一種不徹底的革命。中山先生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大城市，對于中國的社會情形，尤其是農村情況，并沒有認真調查過。中國的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地主富農手里，只是地區之間有程度的差別而已。我們共產黨人革命的目的，是要消滅剝削。不管是大地主還是小地主，不管是大資本家還是小資本家——他們都是屬于剝削階級——即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有地主，就有被剝削的農民；有資本家，就有被剝削的工人，怎能說階級斗爭不適合于我們國情？ 顯然這種說法是錯誤的。

當然，翟秋白闡述的中國共產黨的一些政策，后來隨著時代的發展、實際斗爭的深入，修正和調整得更為符合中國國情，更具人性化。但翟秋白對宋希濂所闡述的，是中國共產黨的信仰和基本原則。

這樣的對決并沒有結束。

蔣介石得知瞿秋白被捕的消息后，知道瞿秋白在中共的地位和重要性，便立即命令中統局派兩人從南京趕到長汀勸降，勸瞿秋白背叛共產黨，交出共產黨內部的黨組織情況。當然，遭到瞿秋白的斷然拒絕。

1935年6月初，宋希濂接到36師調防的命令，他分別打電報向蔣介石和蔣鼎文請示，如何處理瞿秋白。

6月17日，宋希濂先后接到兩個姓蔣的相同電令：“著將瞿秋白就地處決具報。”

第二天清晨，國民黨36師參謀長向賢矩來到監獄，將蔣介石的電令交給瞿秋白看。瞿秋白看完電令，若無其事，面不改色， 微微點頭。

上午9時許，36師警衛連連長蔣先啟將瞿秋白從監舍押出。宋希濂和司令部的100多名國民黨軍官，站在堂屋臺階上，看著這位中國共產黨曾經的最高領導人的最后時刻。

瞿秋白抬頭朝宋希濂等人看了一眼，神態自若，緩步走出36 師司令部大門，走過一條兩邊戒備森嚴的小路，來到長汀中山公園。面對幾十個準備行刑的國民黨士兵，瞿秋白做了大約15分鐘的演講。演講的主要內容是：共產主義是人類最偉大的理想，這個理想遲早會實現；國民黨反動統治最后一定會失敗，中國共產黨最后一定會勝利。

演講完畢，瞿秋白舉起右手高呼：“打倒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萬歲！” “共產主義萬歲！ ”隨后，從容就義。

這些國民黨人難以理解，他們用子彈奪去的，只是共產黨人的生命，而無法改變、撼動他們的信仰和他們為桿衛這一信仰而不屈的信念。

這樣的關于信仰和信念的較量，自1927年以來，一直在國共兩個陣營之間激烈進行著，而且手段方式都差不多——國民黨抓捕共產黨人，引誘、勸降、關押、拷打、屠殺。但絕大多數情況下，國民黨的這種氣勢洶洶、興師動眾的做法沒能取得預期效果，甚至收效甚微。

20年后的1955年6月18日，在北京八寶山烈士公墓舉行了翟秋白遺骨安葬儀式，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做了關于瞿秋白同志生平的報告。報告中稱：瞿秋白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卓越的政治活動家和宣傳家。

宋希濂是從第二天的報紙上看到這條新聞的，他頓時感到了一種巨大的震動。第二天一早，他鼓起勇氣主動向監獄管理處工作人員交代了殺害瞿秋白的經過。他和其他戰犯都準備為這件事受到加重處罰，因為這和打仗殺人不一樣，而且殺害的是中國共產黨的一位高級領導人。

但是，宋希濂和其他國民黨戰犯們的擔心是多余的，因為共產黨的管理人員并沒有對他們采取任何加重處罰的措施。

共產黨沒有加重處罰，宋希濂卻感覺到，那天射向瞿秋白身體的子彈擊中了自己的靈魂：在功德林戰犯管理處，他讀完了自己掏錢買來的《毛澤東選集》《共產黨宣言》《辯正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像一位剛入門的學生一樣開始學習共產主義ABC,并在戰犯學習會上大談學習這些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心得。

他消滅了一位共產黨人的肉體，而他的靈魂最后卻被共產黨所扭轉。

信仰對一個人來說是一種靈魂，對一個政黨更是如此。所以分析國民黨最后在中國大陸的失敗，原因可以找到很多，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靈魂已經沒有了。

而這種靈魂缺失的狀況，孫中山早就察覺到了。

1924年1月，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了孫中山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宣言。

孫中山的這一政策，在國民黨內引起了強烈反響，連他的夫人宋慶齡女士一開始也大惑不解。宋慶齡問孫中山：為什么要聯合共產黨？為什么要邀請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

孫中山回答說：“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治他就需要新血液。”

孫中山看得很準，新的血液能拯救一個政黨的靈魂。

蔣介石背叛了孫中山，背叛了革命，固守墮落的靈魂，所以和他的政黨最終走向失敗。

宋慶齡卻從孫中山的言行中找到了靈魂。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她發表通電、聲明和宣言，揭露蔣介石、汪精衛叛變革命的行為，公開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舊營壘決裂。1981年5月，在她生命的最后時刻，她的夙愿得以實現： 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接收宋慶齡為中國共產黨正式。5月29日，宋慶齡逝世。

這是一位偉大女性對信仰的跨陣營追求和半個多世紀對信念的堅守。

對更多人來說，在大多數情況下，對信念的堅守是一種在險惡環境下漫長而艱難的心靈淬煉，其考量的是一個人的意志力。

2014年10月16日，井岡山革命烈士陵園舉行王展程與段子英夫婦銅像揭幕儀式。這一對參加過井岡山斗爭的老紅軍，終于在輾轉80多年后，魂歸自己戰斗過的第二故鄉。

王展程是湖南人，1902年生，1925年人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習，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

段子英是湖南耒陽縣人。1928年初，朱德、陳毅帶領南昌起義部隊到了湘南，發動了湘南暴動，耒陽成立了縣蘇維埃政府，并召開了婦女代表大會，伍若蘭當選為女界聯合會主席，段子英為副主席。

由于工作的關系，革命軍的團參謀長王展程和段子英認識了， 兩人逐漸相愛。湘南暴動后，兩人隨朱德上了井岡山。

1928年4月底的一天，朱德、伍若蘭夫婦挑明王展程和段子英的關系，建議他們結為夫妻。在朱毛會師的時候，段子英也與王展程正式結合到了一起。

1929年初，井岡山第三次反“會剿”失利后，王展程和段子英隨彭德懷率領的紅5軍向贛南方向突圍。在遂川大汾，紅5軍 與敵人打了一場惡仗，雙方傷亡都很大。 王展程和段子英被打散， 與大部隊失去了聯系。

王展程對這一帶地形比較熟悉，他帶著段子英繞道湘贛邊界， 經上猶、崇義地界去追趕紅軍主力。此時，段子英已懷孕兩個多月了。

幾天后，兩人來到了湘贛邊界遂川縣戴家埔，突然遇到了當地的挨戶團，兩人同時被捕。

當天下午，敵人便殺害了王展程。審問段子英時，敵團長聽段子英自稱姓陳，便陰險地假笑道：“好說好說，我們都是本家嘛。”他把段子英交給一個叫陳榮慶的居民看管起來。這是一戶窮人家，他們懷著同情心，叮囑段子英不要出門，外面還在抓人。于是，段子英就幫這戶人家做飯、掃地、洗衣服。

過了3個多月時間，挨戶團團長將段子英賣給了遂川大汾均“鐘德堂”藥店的徐祥春做妻子，得了 100塊大洋。段子英頓覺羞辱難容，怒火滿腔，但想著肚子里的孩子，便強忍怒火，心里盤算著先忍辱負重地活下去，再找機會逃回家鄉去尋找黨組織。

一個細雨蒙蒙的日子，段子英被押著離開戴家埔，走向大汾圩。在街口，張貼著一張布告，是湖南省清鄉總署通緝129人的名單，段子英的名字赫然在列。

看到布告，段子英心里明白，和敵人公開斗不行，自己現在挺著大肚子，逃跑回家這條路也走不通，看來只好暫時隱蔽等待時機。

1929年中秋節過后，段子英與王展程的孩子出生了。為了繼承父業，她給他取名為王林濤，希望這個孩子在風浪中成長。

更多的時候，段子英想的是自己和犧牲的丈夫都是共產黨的紅軍戰士，一定要回到家鄉去尋找黨組織。

她抱著一線希望給老家投了一封信。母親知道段子英還活著,悲喜交集，從湖南趕到江西遂川，將女兒和外孫接回了家。

回家后，段子英不甘心當一個默默無聞的家庭婦女，千方百計地繼續尋找黨組織。為了結識更多的人、方便尋找黨組織，段子英在家里的支持下，開了一家“壽春客棧”。功夫不負有心人，1937年3月，客棧開張不到一個月，段子英在耒陽找到了當地黨組織負責人李振鵬。從1929年部隊打散和黨組織失去聯系，到重新找到黨組織，段子英歷經艱險和心靈磨難，用了整整8年時間。

從江西遂川回到湖南耒陽，是回到生育她的娘家；

找到了黨組織，是回到了信念的娘家。

段子英重新回到了黨的懷抱。“壽春客棧”也成了地下黨的聯絡點。

1999年，段子英在她的回憶錄的自序中寫道：1926年我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冬轉入中國共產黨。在那時，我參加了耒陽縣農民革命運動，擔任縣蘇維埃政府特派員，并負責縣女界聯合會的領導工作。1928年春，調中國工農革命軍宣傳隊任宣傳員，上了井岡山。隨后一邊宣傳，一邊打仗，參加過五斗江戰斗、龍源口戰斗、黃洋界保衛戰、第三次反“會剿”等戰斗。1929年春，井岡山第三次反“會剿”失利，井岡山失守，我隨紅5軍從井岡山突圍時被捕，身陷逆境6年。經過8年艱難曲折地找黨，終于在1937年春重新接上黨組織關系。此后，長期堅持黨的地下工作，直至1949年耒陽解放。在解放前的革命斗爭中，我先后三次以共產黨嫌疑被捕坐牢。對此，1956年經組織審查給我的結論是：“未暴露組織，無變節行為，并保護過革命同志。”

這些簡單概括的人生經歷，隨意拎出一段，就是豐富的、曲折的，甚至驚心動魄的過程，而支撐這位女性冒著生命危險幾十年走下來的，是共產黨人的不屈信念。

還有另一位女性，她為信念堅守的時間跨度更長、經歷更艱難、故事更感人。

她叫王泉媛，曾經的紅軍西路軍婦女先鋒團團長。